核心阅读

　　近几年来，层出不穷的新作品、新形式、新现象，纷繁复杂的新生产关系和传播生态，常常超出既有艺术理论的边界，艺术创作实践正不断向现有艺术理论发起挑战

　　从艺术创作实践到艺术理论，需要以问题为中介。正是在回答艺术创作实践提出的一个又一个挑战性问题过程中，艺术理论得到发展和完善。这就要求艺术理论工作者从艺术现场破题，从问题症结处迎难而上，锐意创新

　　实践提出的新问题需要理论及时回应，理论总结的新智慧需要实践持续检验。这是理论发展的必经之路，也是摆在中国当代艺术理论面前的重要课题。当代中国正经历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和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必将给文化创新、文艺创造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些文化创新和文艺创造又是艺术理论工作者有待挖掘的巨大富矿。只有敏锐捕捉时代现实，回应艺术实践挑战，才能让艺术理论不断迸发活力、创新发展。

　　新艺术实践不断挑战既有艺术理论格局

　　近几年来，艺术理论正遭遇一种不知该研究什么的困惑：曾经被艺术家们视为妙手偶得的艺术，如今已经可以根据市场行情通过团队协作和艺术产业的批量生产方式创作出来；互联网用户不再是单方面的艺术接受者，而是身兼接受者和参与创作者双重身份；人工智能在一些艺术生产方面显现出传统艺术不可比拟的优势……与此同时，层出不穷的新作品、新形式有不少超出我们既有的艺术视野和艺术观念，纷繁复杂的新生产关系和传播生态也让一些艺术阐释方法产生“不适”，关于文艺未来发展的形态、方向更是有待深刻认识和理论引导，所有这些都意味着，艺术创作实践正不断向现有艺术理论发起挑战。

　　新艺术实践反诘或挑战既有艺术理论格局的情形，并不是现在才有。小说在古代起初被视为“小道”，难登大雅之堂，但明清白话小说的崛起给这种旧观念以强力反驳，为李贽、金圣叹等人的白话小说理论批评创新提供实践依据。清末民初时期，面对西方油画的剧烈冲击，不少人对以传统中国画方式传达中国人的现代性体验抱以怀疑，但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等国画革新作品的问世和巨大成功，从艺术实践角度令人信服地展示了中国画的现代生命力，摇撼旧艺术观念的阵脚，为新的现代中国艺术理论出场提供扎实依据。新艺术实践挑战既有艺术理论格局的情形，是始终与人类艺术活动相伴随的：真正有生命力的艺术理论从来源于艺术创作实践，从创作实践中总结和升华、再返回到艺术创作实践中去检验。毛泽东同志指出：“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当前艺术理论界在对创作实践的关注、提炼和理论升华上还有艰巨工作要做。遭遇研究“困惑”恰恰能触动我们去寻找突破口，感到理论“不适”也反过来迫使我们找到关系要害。带着古今中外艺术史和艺术理论的宽阔视野投注到鲜活的创作现场，从中提炼新问题，总结新经验，进而将之升华为新的艺术理论，与新时代艺术创作实践相互砥砺、共同发展。这是理论和实践良性互动的必然要求。

吴昌硕（左）、齐白石

　　以问题为抓手，从艺术现场“破题”

　　从艺术创作实践到艺术理论，需要以问题为中介。正是在回答艺术创作实践提出的一个又一个挑战性问题过程中，艺术理论得到发展和完善。这就要求艺术理论工作者在关注实践的过程中有自觉的问题意识，能够敏锐捕捉、准确接住创作现实抛出的新问题，从艺术现场破题，从问题症结处迎难而上，锐意创新。

　　当前艺术创作实践的变革与挑战多种多样，但可以简要梳理为三个层面的问题：一是艺术创作和传播方式，包括技术、平台、媒介、材料等；二是艺术作品的意义系统，涉及情感与理智、雅与俗、艺术与市场和商业等；三是艺术的社会功能，如寓教于乐与娱乐、休闲与教益等。在这三个层面上，艺术创作遭遇信息化、互联网以及文化市场等诸多变量，置身迥异从前的情境之中，将许多深层问题暴露出来。

　　从艺术创作和传播方式变革来说，一个明显趋势是，艺术创作中新技术和新材料运用越来越普遍，它们比旧技术和旧材料更能唤起新鲜感，正如采用多媒介、跨媒介方式远比单一媒介创作更能吸引受众注意力。重材料、重技术、重媒介无可厚非，是艺术发展趋势使然，但如果发展成技术依赖甚至技术至上，那么艺术本体价值就面临被动摇的危险。理性看待和有效处理技术与艺术的共生关系，从新技术、新媒介及新材料的运用中找到审美表现、思想感情传达的生机之道，是技术高速发展给艺术领域带来的理论课题。技术让人类的更多想象成为现实，这其中自然包括艺术家们的想象和关于艺术的想象。设想一下5G时代，当带宽、速度、延时性等技术瓶颈不再约束艺术家们想象力之时，艺术创造的途径、手段甚至艺术概念将发生何种变革？

　　从艺术作品的意义系统来看，高雅艺术似乎小众化，大众艺术对普通观众更具吸引力。我们既要正视大众艺术及艺术商业化、市场化的合理性，又不能不在理论上回答高雅艺术和艺术引导的价值和意义；既要看到大众艺术与高雅艺术、商业美学与心灵美学之间不是截然对立，又不能忽视二者之间的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不能忽视市场反馈和商业效应对艺术创作的干预与反作用。一个突出的例子是，伴随互联网技术发展和网络文艺创作实践推进，互联网用户对艺术创作的干预和影响正变得越来越突出，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艺术共享功能的实现，用户趣味也的确丰富了艺术审美多样化和差异化。但是，将互联网用户趣味简单视为当代审美趣味的绝对代表，一味顺应用户趣味而放弃疏导提升，长此以往，必将带来艺术价值体系及其审美趣味的偏差，这就需要理论界“挺身而出”做立足长远的价值引导。

　　就艺术的社会功能而言，因为与科技、媒介、消费社会之间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艺术的审美教育功能必然和文化消费功能、娱乐功能等纠缠在一起。比如，近些年影视剧包括网络剧在历史文化叙事上有不少探索，试图以一种历史文化当代化和大众化的新样式，在休闲娱乐中进行艺术教育，让观众以轻松心态接受传统熏陶。把历史文化的大叙事拉到艺术的个性演绎和商业探索中来，在看到文化涵育功能不避娱乐工业手段的同时，也应警惕过度娱乐化甚至历史虚无主义的不良倾向，其中的得失利弊、经验与教训都有待理论总结。

　　与时俱进构建中国特色艺术理论话语体系

　　结合当代中国文艺发展现实，艺术理论要想有力回应实践挑战、推动理论发展，尤其需着眼于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要充分考虑和尊重新的艺术实践在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过程中所体现的审美合理性。伴随日常生活水平持续提高和审美鉴赏愿望不断提升，观众已经越来越不满足于已有的艺术传播技术、媒介、形式、样式及门类等，而是希望不断接触新颖而富有意义的艺术，从中领略到新的生活价值意蕴。比如，当已有历史文化叙事经典难以轻易唤起受众尤其是青年一代关注时，我们应该看到一些历史题材影视剧、历史文化主题综艺节目的审美合理性，它们适当借鉴娱乐方式，采用更有亲和力的叙事语言，更贴近当下观众的口味需求，让历史文化以另一种方式焕发影响力和征服力。恰恰是这种审美合理性急需艺术理论予以及时发现、有力阐释和准确提炼，从中找到艺术与时俱进发展、满足人民群众需要的突破口。越是面对纷繁复杂的大众文化生活，越需要艺术理论放下架子，正视社会需求，在了解、尊重的基础上加以正确引导。

　　其次，艺术理论应把历史视野与放眼未来结合起来，为艺术实践提供更高艺术目标和精神目标，树立更加全面有序的价值规范。比如，艺术可以无新不立，艺术理论却不能一味逐新而不知所终，真正重要的是，新材料、新技术、新理念、新方法能否创造出活生生的艺术形象、孕育出动人心魄的艺术魅力，为新而新、随波逐流、有形式无灵魂的艺术创作注定无法走远，无法深入人心。这是理论应有的“冷静”。再如，面对网络文艺的丰富活跃，如何将其消遣娱乐性与心灵净化的功用结合起来，也是艺术理论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艺术理论应当以其历史视野和未来视野帮助实践照见盲区，减少实践盲目性，以有序合理的价值规范引导文艺实践朝着更健康更美好的方向发展。

　　再次，艺术理论要在回应实践挑战中自觉推动自身理论创新，坚定构建中国特色艺术理论体系和艺术研究方法体系的勇气和信心。理论创新不会一蹴而就，认真分析艺术创作中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通过新的艺术理论思维去加以创造性回应，唯此才能赢得话语权以及发展机遇。在具备关注前沿发展的敏锐触角之外，艺术理论还应具备世界眼光，把中国艺术创作实践纳入当今世界艺术创作潮流中加以比较分析，并且与外国艺术创作界和艺术理论界展开对话和交流，既要发现中国艺术创作实践的世界共通性，更要把握其深层蕴藏的独特而深厚的民族特征，通过扎实有效的实践总结和理论升华，构建中国特色艺术理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这是新时代艺术发展给艺术理论工作者提出的迫切任务，也是艺术理论与时代同频共振、携手发展的必然要求。

　　（作者：王一川，中国文联主席团委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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