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鲁西南的农村跟不上现代社会飞速发展的脚步一样，“磕头礼”这种古老的行为方式也在传承与争议中踽踽而行。

　　中国古代，跪拜(磕头)礼是人与人(尤指社会地位不同的人)之间最为普遍的礼节之一。宫廷贵族、乡野绅士，只要是在具有等级式的关系中，无不行跪拜礼。二十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一炮轰倒了屹立于中国两千多年的孔家店，包括磕头在内的所有代表等级秩序的社会礼仪被鞭挞废除，无一幸免。

　　如今，随着民智开化，仿佛“磕头”这种不适应社会发展的行为早应在“民主”“科学”的大旗下消磨殆尽。但是，就在鲁西南的农村，人们依然在大年初一的早晨遵循历史的礼仪，迎望着现代的朝阳，去尊重，去祝福，去承那千年不变的淳朴，去行那根植于内心的习俗。

　　新年的第一天，空气中还弥漫着些许除夕夜炮竹的味道。村里的青壮年男人，按照血缘关系分成若干波队伍，一行十几人，队伍的身后往往跟着三两个孩童，耳语时露出狡黠的笑容。操着浓厚乡音的交谈间，队伍于一间胡同深处的旧房前停下，由队伍最前面最为年长的大哥，以一种只有此刻才会出现的特殊腔调高喊：“给大爷大娘拜年了。”随即，队伍中的所有人应声而跪额头，虔诚地亲吻着他们祖居的黄土地。在屋内早已等候多时的老大爷老大娘，满面笑容地迎出来，一般都是老大爷去扶队伍中的大哥，队伍随着大哥的起身而相继起身，老大娘则手捧一把糖果，去礼让众人，自然大人们都会含笑离开，去拜访另一条胡同中的某间老房子。这时身后的那些孩子则会在老大娘和蔼的骂语中将糖果哄抢而空。

　　在笔者看来，“磕头礼”依然能在鲁西南的乡村顽强地生存，有以下几种原因：

　　首先，鲁西南的经济发展相较于东部其他地区，是落后的，更何况资源匮乏、发展方式单一的农村。我们暂且不去讨论此种现状是好是坏，但是对“磕头礼”等春节习俗的保护效果却是显而易见且毋庸置疑的。

　　其次，经济条件的落后，绝大多数情况下会引起文化的落后，而文化的落后又反过来加深经济落后的程度。这种恶循环也正是鲁西南地区发展艰难的症结之所在。“没文化”在年龄四十岁以上，甚至于三十岁以上的人群中都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加之贫困的农村受社会关注程度少，信息又相对闭塞，所以直接导致了鲁西南的农村地区与主体社会间出现了一种意识领域的交流鸿沟，认识不到主流声音对“磕头”到底持一种怎样的态度。

　　再次，便是最为直接的“历史惯性”的影响。微观的历史惯性无法产生像宏观历史惯性那样决定历史走向的作用，自然得不到足够的重视，现阶段微观历史惯性在中国社会中基本处于被忽视的地位。但被忽视不代表不存在，类似于“乡村问题”的研究，微观历史惯性是非常高效的理论工具之一。在鲁西南地区，大年初一““磕头礼”可追溯的历史纬度已无从考证，但从一些现有的家系族谱中可以确认其久远性。“磕头”并非简单的效仿前人继承传统，而是一种无法在短时间内改变的兼具文化与行为的双重地区基因。

　　我们不曾追赶过时代的潮流，不曾站在社会的金字塔尖，但是我们甘愿于最底部坚守正慢慢流失的传统文化与传统习俗，甘愿身体力行去呵护淳朴之源。如今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很多年轻人已经选择了放弃生养他们的黄土地，去更大的城市追求更好的生活。“磕头礼”这种残存于鲁西南地区的春节拜年习俗，也必将在当地城镇化完成之时沦为历史进程的又一个注脚，而此时此刻我们无知的淳朴从某种意义上讲何尝不是一种对于历史传统的虔诚呢?

　　*姜磊，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学生

　　*责编：韩宵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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