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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戏曲有悠久历史与深厚积淀，凝聚着中华传统文化的文化基因和艺术特色，戏曲的繁荣发展对建设文化强国具有突出意义。而戏曲的滋生、成熟和发展，始终与戏曲的学术研究密切相关。近代以来，戏曲创作演出进入全新的历史阶段，21世纪以来国家对戏曲事业的重视程度更是急剧提升。戏曲的社会地位、发展态势和戏曲研究的互动，始终是我们思考与总结戏曲研究规律的重要角度。

　　戏曲进入文人学者的研究视野，在元杂剧被经典化的明初就开始了，直到民国初年，曲律都是早期严肃戏曲研究的主要内容。对曲律的高度关注，是由于最初的文人学者对戏曲的关注，集中于以套曲为主体的杂剧、传奇的规范化写作。尽管从明中叶开始戏曲表演逐渐进入文人视野，对戏曲文本的戏剧学意义的探讨和表演艺术研究，仍很少有人关注。王国维1912年成书的《宋元戏曲考》，开启了戏曲历史纵向与宏观的整体研究，该书191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时更名《宋元戏曲史》，更说明戏曲真正成为文史研究的对象之一。戏曲小说等向来被视为小道，而王国维的史著正如鲁迅著《中国小说史略》，视戏曲小说等文艺类型为值得为之治“史”的重要精神活动，体现了全新的文化认知。戏曲自此进入文人学者的研究领域，其研究内容更从文人化的昆曲写作，下沉至京剧等通俗演艺活动，及至其中的伶人。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次在政府机构中专设戏曲改进局，进而成立中国戏曲研究院，戏曲研究获得长足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戏曲史研究和古代戏曲经典作家作品的研究，在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学者的努力下更为深入，尤其是戏曲文献的整理与宋元南戏研究，大幅度拓宽了戏曲研究的视野。中国戏曲研究院则拥有特殊的行业优势，因其与政府文化管理部门的密切关联，得以在很大程度上切入当代戏曲创作演出的研究，不仅改变了有史以来戏曲研究侧重文人创作的戏剧文本、疏于具有鲜明文化特色的戏曲表演艺术研究的取向，更对戏曲的历史传承与当代发展，发挥了理论引导实践的重要作用。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郑振铎主持的《古本戏曲丛刊》和中国戏曲研究院编撰的《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是戏曲研究领域最重要的代表性文献整理成果。中央戏剧学院周贻白的个人著作《中国戏剧史》《中国戏剧史长编》和中国戏曲研究院张庚、郭汉城主编的《中国戏曲通史》，是戏曲通史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前者是周贻白先生毕生研究中国戏曲的结晶，后者浓缩了戏曲研究院众多研究者的集体智慧，而它们共同的特点，就是案头与场上相结合，在王国维之后，终于彻底把戏曲研究者的眼光从书斋里拉了出来，充分显示了戏曲千百年来作为中国各阶层最重要的舞台艺术欣赏对象这一特点，使戏曲研究真正成了活的学问。

　　改革开放之后，戏曲研究逐渐摆脱了非学术的桎梏，但戏曲在大学文科的教学研究体系里却被迅速边缘化。20世纪80-90年代，文化部门所属的戏曲研究专门机构通过《中国戏曲志》《中国戏曲音乐集成》等大型志书的编撰，一度对全国各地戏曲研究人才的聚焦起了积极的刺激作用，遗憾的是，这些大型集成志书项目完成后，兼之戏曲演出市场的滑坡，各地戏曲研究机构纷纷衰落。

　　戏曲研究的边缘化现象，到新世纪出现有所缓和的景象，一方面是由于艺术学科在高等教育领域迅速扩张的大趋势中急速膨胀，戏剧与影视学科亦随之扩充。尽管在这一学科内部，从文学分化出来的影视和话剧学科门槛较不明显，因而相对发展较快，但戏曲却由于研究拓展的空间更大而颇受青睐，高等教育领域内从事戏曲研究的学者及成果迅速增长；另一方面，随着传统文化的升温，具有鲜明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戏曲，也更易于引起学者关注。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遴选恰逢其时推出，更激发了戏曲史论研究。因此，21世纪以来戏曲研究之所以出现前所未有的良好势头，最具决定性影响的原因，是外部人文环境的改善，但戏曲研究领域的学者们的文化和学术自觉，也是内在的原因。

　　21世纪以来，戏曲研究在方法论层面呈现出明显的转型趋势。如果说社会学的研究思路方法以及与之相关的苏俄戏剧理论，对20世纪50年代的戏曲研究构成最显著的影响，那么，文化人类学和后殖民主义研究方法，就是21世纪以来戏曲研究面貌出现转型的新的理论背景。二战后全球范围内文化多样性理念勃兴，在人文科学研究领域的反映，就是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的引入。几乎从戏曲研究的现代形态出现以来，学者们的研究视角就是自觉不自觉地将这一本民族的艺术类型视为“他者”的，基于欧美和苏俄的戏剧观念（尤其是社会政治观念）阐释戏曲的规律与价值，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戏曲历史与现实真相的揭示，也很难充分体现戏曲剧种的多样化面貌。21世纪以来的戏曲研究在努力摆脱西方戏剧理论的遮蔽，因之有更多从戏曲本体出发的研究与阐释，无论史论的取向，还是戏曲舞台实践的阐释，都因之发生了重要变化。而文化人类学方法的引进，启发众多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贴身当下的戏曲实际，戏曲田野调查与研究，还有各类口述史，都成为重要的学术方法与路径。京剧及梅兰芳研究、昆曲研究在戏曲研究领域的引领作用，或有一定的偶然性，如中国戏曲学院开创性地将“京剧学”作为研究重心及昆曲的世界“非遗”身份等，但戏曲有数以百计的地方剧种，文化多样性理念对各地方剧种的研究更具方法论价值，剧种尤其是小剧种的研究成为近年戏曲领域成果数量最具爆发性的增长点，却绝非出于偶然。

　　戏曲研究从观念先行的和社会学导向的研究，转向更切近于戏曲本体的实学的研究，这一取向与21世纪以来戏曲的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在停滞多年后，说戏曲类文献资料的整理出版在新世纪进入喷发期，一点也不为过。《全元曲》《全明曲》编撰完成和《全清曲》编撰工作的推进，《古本戏曲丛刊》多年中断后又得以持续，多个域外大型图书馆所藏的戏曲文献被发现和发掘。戏曲研究者对文献资料的理解和意识发生了根本变化，尤其是各类电子数据库的出现，其中“晚清民国期刊全文资料库”和《申报》数字化几乎取代了古籍，成为戏曲学者们利用率最高的文献类型；而《京剧历史文献汇编》清代卷和民国卷的整理出版，各类包括工尺谱和身段谱的演出本、晚清民国年间的戏单、报刊广告与评论等资料汇编相继面世，明显拓宽了文献的范围，让戏曲研究者有更多的可能性，从此前偏于关注古代戏曲经典（及其作为韵文的曲律）的文学研究，向现当代戏曲研究延伸，更扩展至包括戏曲表演在内的更具综合性的演艺研究，体现了对戏曲艺术本体和文化意义的新认知。大量戏曲类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出版，既说明学界越来越重视戏曲研究，同时又是推动戏曲研究发展直接的动力，当然也得益于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让戏曲类图书尤其是大型文献资料类图书的整理出版，获得前所未有的大力度支持。

　　戏曲研究领域的学者理应把握新的机遇，不断追求新的突破。戏曲界还有很多重要的文献资料有待整理，古代戏曲更具深度与广度的研究，戏曲艺术规律的深度把握，在此基础上更努力开展贴近当代戏曲现实的理论评论，都将有助于更完整全面地阐释中华美学，重建文化自信，推动戏曲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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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傅谨，中国戏曲学院教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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