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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卷本《郭汉城文集》出版:毕生践行对戏曲的承诺

2019-09-29 阅读: 来源:中国文化报 作者: 收藏

  郭汉城,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中国文学艺术联合会荣誉委员、第一届“中华艺文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长期从事戏曲理论、评论工作,同时进行戏曲剧本创作和格律诗创作。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与张庚共同主编了《中国戏曲通史》和《中国戏曲通论》,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而重要的影响。已出版的著作有《郭汉城文集(四卷)》《戏曲剧目论集》《淡渍堂诗抄》《郭汉城诗文戏曲集》《并辔集》《淡渍堂三种》《当代戏曲发展轨迹(增订本)》等。此外,主编及与人合作主编了《中国十大悲喜剧》、十卷本《中国戏曲经典·精品》《京剧百科全书》等一系列学术性书籍。

 

  郭汉城先生是戏曲理论大家,戏曲“前海学派”的奠基者、掌舵人之一,在戏曲理论界有着崇高的威望,同时也是诗人。他已有103岁高龄,但仍然心系其钟爱的戏曲事业,不断激励后辈,只争朝夕。“我的一生愿意为戏曲事业献身。”话很容易说,笃行却极难,郭汉城先生从走遍中国各剧种的各剧团,深入各地戏曲基层单位实地考察,到与张庚先生共同主编《中国戏曲通史》《中国戏曲通论》,从创建“前海学派”,改编戏曲剧本,到反对现阶段出现的戏曲“消亡论”,真正用一生践行了对戏曲的“承诺”。

  春节前夕,本报第25期“艺海问道”文化论坛对郭汉城先生的治学精神、学术态度和丰硕成果等作了深入研讨,而十卷本《郭汉城文集》也即将于近日面世,这对戏曲理论界乃至整个戏曲界来说,都是一桩盛事。该《文集》反映了郭汉城先生在戏曲工作中的各个方面的情况,包括理论研究、戏剧评论、剧本创作、诗词创作,是全方位了解、学习、研究这位戏曲理论界代表人物的权威著作,也必将为中国戏曲理论的建设与发展增添强劲动力。因此,本版特将《郭汉城文集》编者的话刊出,以飨读者。

 

  一

  郭汉城先生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今年103岁,一生从事“戏曲改革”工作。长期以来,先生结合工作实际,撰写了大量文论、诗词、剧本,辑合成为现在的十卷本《郭汉城文集》(以下简称《文集》)。《文集》中的文章,在“戏曲改革”的各个阶段,产生过广泛的影响。

  先生为文,力求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密切联系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不断推动戏曲事业向未来前进,形成理论结合实际、目的显明的特点。在《文集》中我们看到,这个特点不是偶尔的、个别的,而是自觉的、具有内在联系的整体呈现。认识了这个特点,就掌握了先生文章事业的精神实质。2015年,先生的《淡渍堂三种》收入“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文库”,先生在《自序》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常常感到这三种文体(戏曲文论、剧本、诗词)形式虽然不同,但目的是一致的,可以说是‘体异而意同’。”先生所说的“意”是什么?细细揣摩起来,它的内涵十分丰富,即是热爱中国文化,敬畏中国文化,把古老的民族文化现代化,使它发扬光大,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有了这个基本相同点,可以超越文体的不同而融会贯通,起到相互参照、相互印证的作用。”先生“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为文态度,“十卷文章传于世,一片丹心献梨园”的治学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先生为我们奉献了一笔具有中国特色的宝贵文化财富,这个财富必会转化为培养中华文化优秀后备军的材料之一。

  另外,还有一点需要说明。在《文集》中,也包括了一部分专家学者对郭汉城先生的评论及与其交往的文章。此种结构并不是一种虚饰,也不是拼凑,因为这些文章或可看成《文集》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也是《文集》的一个特色,以便于读者全方位了解先生为人、为文的思想境界。

《郭汉城文集(四卷)》

 

  二

  《文集》内容虽丰富,但总的来讲,体现了汉城先生的四种治学精神。为了避免冗长,尽量约略介绍。

  (一)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中国戏曲,在长远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整体,是包含了300多个从古典戏曲到民间小戏的剧种体系,它有着数以几万计的丰富多彩的剧目。这些剧种、剧目在流变过程中,都带有了鲜明的时代印记和地域特色,渗透着广大人民的思想感情。要进行戏曲研究,不掌握这些普遍的事实,是根本无法进行的。所以说,对戏曲进行深入、认真的调查研究,是用马克思主义去研究中国戏曲这种民族艺术的“第一要义”。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戏曲的调查研究工作,除了日常工作以外,大规模的调查工作至少有以下几次:一是福建的南戏调查;二是编撰《中国戏曲志》时的全国性调查;最近一次是全国地方戏曲剧种调查。每次调查都起了重大的作用,尤其是最近一次。戏曲改革经过了很长时间,情况变化大,需要重新掌握、重新认识,以使我们的政策、措施更符合新时代的要求。对此,先生振奋大呼:“功德无量,我举双手赞成!”

  戏曲的调查研究,有多种门径、多种方式。然而,最便捷、最直接的一种,就是“看戏”。在戏曲改革工作队伍中,先生是看戏最多者之一。翻开《文集》,可以看见许多带着生活气息的经验的“理论升华”:看见“人民性”在继承中发展,看见民族审美意识在不断提升,看见戏曲新生事物(现代戏)从简单的“旧瓶装新酒”、个别程式的改造到运用戏曲艺术规律表现现代生活……这些总结和分析都是在“看戏”的基础上完成的。与此同时,还看到一些不合时宜的旧审美观念衍化成新美学理念,如《薛刚反朝》《琵琶记》等,是以新的美学理念进行阐释的较为成功的剧目。先生大力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这成为批判各样的“左”或“右”的错误倾向,诸如庸俗化、概念化、全盘西化、历史虚无主义、拜金享乐主义等的有力的理论支撑,同时也捍卫保护、发扬光大了我们的优秀民族文化。

  (二)继承发展的革新创造精神

  在《文集》中,“继承、发展、创新”是一个最普遍的论题。三者是辩证的关系。“继承”是出发点,没有继承何来发展?“发展”是必由之路,不发展哪来创新?“创新”是目的,是归宿,因而也是“关键”中的“关键”。“创新”的总源头是生活的历史长河,它是按规律运行的。它广阔而迂回,枝枝杈杈,顺势前进,它不是冲决山川,落屋沉梁。所以必须谨慎处理三者的关系,按规律办事,才能达到目的。

  对于“继承、发展、创新”的关系,汉城先生从生活与艺术这个角度上,做了大量的论述,归纳起来有以下四点:

  1.生活决定艺术。生活是第一性的,艺术是第二性的。这是一个普遍的原则,对任何艺术都适用。

  2.生活决定艺术并不意味着艺术是消极的,无所作用的,它反过来有影响生活的作用。也就是说,艺术与生活有着相对的独立性。在这种独立性中,就包含着必须继承并在继承中发展的道理。

  3.戏曲艺术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它有一个完整的程式系统和辩证形态,这构成了戏曲的民族特点和时代风貌。在继承和发展中,我们必须积极慎重地处理,使它的民族性、时代性得以继承并发扬光大。

  4.戏曲艺术的特征是在它的长久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这些特征具有极其深厚的广泛的“人民性”基础;戏曲的民族性和时代性,都是建立在“人民性”的基础上的,具有强大无比的前进力量。中国戏曲在发展过程中还形成另一个特点,即剧种、剧目多样又统一的“百花齐放”。

  我们一定要将这种局面继续保持下去。

  关于“继承、发展、创新”的具体事例,普遍存在于先生的理论著述之中,也存在于诗词、剧本创作中。

  先生所作剧作不多,而且都是改编,但时代精神和创新意识贯穿其中。有两个例子比较鲜明。一个是《蝶双飞》,一个是《海陆缘》。

  《蝶双飞》写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剧团“等米下锅”的情况下完成,剧本显得有些粗糙,演出却很成功。在张家口这个不到20万人口的城市,连演时间很长,说明人民对它很欢迎。从近两千年前的《孔雀东南飞》,到其后的《钗头凤》《梁祝》,多少青年人和他们的爱情被毁灭!

  人们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写在书里,但又无可奈何!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推倒“三座大山”,人民成了主人,这是一个与前时代不同的“革命的时代”,所以梁山伯这个忠厚、善良、温顺的书生在“楼台会”中遭受致命的一击后,马上变成一股烈火,烧向旧社会;而祝英台这个多情、聪明的女子,为了不使梁山伯伤心过度,只得掩饰内心的痛苦,说出了“殉情”的心愿,唱出“在生不能为夫妇,死后同在一处埋”。一次演到这里时,台上台下一片哭声,一个青年解放军战士突然站起来叫:“别哭啦!我受不了啦!”这气势好像,如果他面前真有一个具象的封建礼教“实体”的话,他定会一脚把它踢到九霄云外去。这个解放军战士,代表着千千万万人民群众的时代心声。

  另一个剧本是《海陆缘》。这个剧本改编自元杂剧李好古的《沙门岛张生煮海》。20世纪50年代写成、上演,取名《仙锅记》。直到“地球村”等概念的出现,才改写成《海陆缘》,定义为“大型灯彩神话喜剧”。故事的大框架依旧,思想境界、艺术形式却有了很大变化:从人神相恋、意志力考验引申至有关人类命运历史发展的“大主题”;从艺术形式上说,“灯彩戏”更适合神话题材,用得好会激发更多的创新。除此之外,《海陆缘》还在戏曲角色体制上亮了一个新行当——“副末开场”的“新副末”——昆仑山来的毛女。她新在哪里?其一,她既执行解释剧情、预告结局的任务,又是戏剧中的重要人物。其二,她是女性,“女副末”历来很少见。其三,就人物身份而言,她是一个“哲学家”,在“开场”中,她讲了宇宙万物流变不尽的道理,点出剧本主旨;到了“终场”,在大海即将开煮的情势下,她又劝导龙王这个霸气十足的“顽固分子”改变立场,开放海洋。

万有一体,阴阳相济,

浑无际,环环相扣,生生不息。

你看那,春日融融花生地,

夏木繁荫百鸟啼,

秋风大海洪波涌,

冬雪飘飘,婀娜世界着舞衣。

都只为,大地拥海海浮陆,

海陆相依景瑰奇。

都只为,日月星辰高天旋,

寒来暑往成四季。

可笑你,心偏执,逞霸气,

生扭海陆作仇敌。

自尊自大自得意,

好一似醉筵舞虫蚁。

你做了几千年的混沌梦,

如今该挥开昏雾任心飞。

快把你慈父柔情恢复起,

为你娇女亲手结缡。

你把那大海珍宝作陪嫁,

我也用地上珍奇比配你。

要让那大陆海洋一片欢乐呈和气,

做一个,人天大欢喜,福齐文亦齐。

  终场谢幕时毛女说:“谢谢观众,回家做个好梦!”

  高占祥先生读了剧本对作者说:“这个梦做得好,大家都做个梦!”

  (三)全心全意的热爱精神

  先生热爱戏曲,热爱祖国优秀民族文化,把毕生的心血、时间都花在了戏曲上面。他对许多剧目价值的新认识;他对一些重要的美学思想的新阐释;他提出“现代戏趋于成熟”;他提出戏曲改革要“与时俱进”“加强建设”;他提出要尊重戏曲艺术规律,充分发挥演员表演的特长,以彻底摆脱戏曲舞台的“话剧影响”等,大大提高了我们对自己这份民族文化的认识和继承发扬的信心。有些人说:“郭汉城干了一辈子戏曲,长长的六十年中,只做了两件事。前三十年说戏曲好,今天说,明天说,后天还说;后三十年说戏曲不会亡,今天说,明天说,后天还说。”话虽简单,却出自肺腑,动于真情。

  先生这种对民族文化的热爱,自然也会影响他与演员的关系。先生在工作中,结交了很多演员,有“泰斗”级的,有“大师”级的,也有剧种的代表性人物。由于机缘和条件不同,交往有多有少、有深有浅,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为了事业,结成了友谊。谈诗论戏,十分高兴。昆曲演员石小梅与先生认识较早,交往很多。她在《南京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我的老观众郭汉城》中,这样讲了与先生的关系:“每个演员都有自己的老观众,这个老字包含着信任、熟悉和期待。我有一位老观众,他就是中国艺术研究院德高望重的学者郭汉城先生。作为老观众,他对我的关怀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一件事更让我终生难忘……”直到现在,汉城先生已经是百岁以外的人了,不能出门看戏了,石小梅每次到北京演出后,便邀约搭档、笛师,到先生家里为老人唱曲。这位“柳梦梅”,没有道具,就找了一棵葱当“柳枝”唱起来……她从来没忘记先生爱听曲:“平生爱听还魂曲,肠断金陵第一枝。”

  先生热爱演员,不仅因为个人原因,更是出于对中国戏曲演员的总体认识。中国戏曲演员爱国家,爱人民,长久保持了与人民的联系。历史上,艺人卖屋承戏、卖牛建团的事情很多,他们走遍山川大地,把戏曲锣鼓的声音,把欢乐,送给人民,送到山隈水陬、穷乡僻壤。

  中国戏曲演员,特别重视艺术。“戏比天大”“爱戏如命”是对他们这种精神的概括。他们重视学习,重视继承,更重视创新,重视突破前人窠臼,自己“开宗立派”。先生在为吴乾浩主编的“京剧泰斗丛书”写的序言中说:只有“开宗立派”的演员,才称得起“大演员”。一般的流派继承者,顶多称个“好演员”而已。汉城先生特别喜欢有创造性的演员,多一个有创造性的演员,中国大地上便多矗立起一座高峰。汉城先生期盼在戏曲的园地里,出现“大演员”,出现新时代的高峰。

  (四)对伟大理想的追求精神

  在漫长的革命进程中,道路并非笔直,遇到的困难、挫折很多。先生何以能“不改初心”,坚持到底?一句话,受伟大理想的鼓舞。这是一条红线,贯穿在整个《文集》之中。在战争时期,他受“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理想鼓舞;胜利以后,社会主义建设的飞速发展,更坚定了他对国家前途的信心。

  1992年,先生到太湖边上的鼋头渚,赋诗一首:

鼋头渚上望三山,天际沉沉白浪寒。

四月樱花飞作雪,犹投一瓣入波澜。

  其寓意是很清楚的。先生的这种态度,在另一篇《述怀》长诗中,讲得更为明白,他说自己从小参加革命,受了共产党的教育,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懂得了生命的价值,是人民的力量鼓舞他在种种困难挫折面前不低头。他提出一个社会主义“志节”的问题,他说:

古称白头吟,今也重志节。

江流石不转,马列势难易。

人民是根本,民主不可缺。

坚持党领导,党风最关切。

教科和文化,都关生产力。

慎行长不悖,万世固基业。

道路艰且远,终可达鹄的。

老也何足悲,此心长似铁。

  这样提“志节”问题,不是出于一时“激愤之情”,也不是空洞的“高调”,是基于伟大理想的“根”与“情”。

  “四人帮”被粉碎后,在万众的欢呼声中,一种消极情绪很快流行起来。挂横轴“难得糊涂”、成“居士”、喊“河殇”……

  先生不受“干扰”,在这个时期,不断写出热爱祖国、歌颂理想的评论、诗词,如《龙女桑》《多瑙河之歌》《永遇乐·对海》《江城子·香山红叶》《西江月·雨中荷》。《咏花四律》,歌颂改革开放,歌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歌颂反腐倡廉,歌颂党的十八大,最后以中国共产党人的“但凭香远方倾倒,未必金多可做媒。紫陌春风自本色,一番幽梦是心裁”的高风亮节作结。

  这里所举的仅是少数例子,我们在《文集》中看到,先生越到晚年,这种精神越坚定,在一些长篇歌行中越显突出,如《宝剑歌》《鸟殇之歌》《古今情歌》等,这些诗篇塑造了一些普通人的形象,歌颂了他们伟大崇高的道德理想。当然,在汉城先生的笔下,也不乏自照镜子的“奥野”、抱住地球倒着爬的“蝜蝂”、光脚逃的威风扫尽的“总统”,不乏甘当侵华日军“干儿子”的丑类。

  先生曾在将近期颐之年,写了一首带点感叹性的诗:

偶入红尘里,诗戏结为盟。

八极神宛转,山川气崚嶒。

东丘啼豺虎,西窟有饕蚊。

乃苦白日短,看剑一沉吟。

  看起来有点消沉,其实并不消沉。我们的时代已经到了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新时代,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向我们招手。我们的民族文化、我们的戏曲,必须紧紧抓住这个机会。但这条道路如何走?如何走得好,走得顺?所以先生要“看剑一沉吟”。实践证明,只有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一系列文艺理论,才能树立起坚定信心,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奋勇直前,遇到困难不动摇、不退缩,非达到目的不罢休。先生年岁老了,自知以后许多事将无法顾及,所以他愿把自己的经验告诉后人,一颗拳拳之心令人感动。

  总观《文集》,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令人坚信,推动戏曲走上时代高峰与世界戏剧相融合,以开拓一个世界戏剧的新面貌、新格局并不是一句空话。可以想象,人类在和平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候,促进了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使各民族在本民族艺术的基础上,产生出新的剧种和艺种。先生为此而赞叹和喜悦。

  在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后,先生写了一首《春日》:

风和日暖任闲行,湖上寻诗趁好春。

恰恰莺啼珠贯柳,轻轻燕掠水无痕。

放飞日月笼中鸟,吩咐江山浪里人。

独坐湾头赏心乐,桃花喷火李花清。

  先生说:“我老了,我已经超越生命的‘时间笼子’。我喜欢看见后代俊彦、英雄人物奔波在江山风浪里,塑造祖国、创造文明。我希望在和平的日子里,在中国广袤的田野上,在世界广阔的田野上,桃花喷射出烈焰如火的激情,李花飘散出贞静幽远的清香……啊,理想,崇高的理想,伟大的理想,你多么美,你多么让人着迷,永远着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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