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中国话剧界，陕西人民艺术剧院极具实力，是祖国西北的一支主力军。近几年来，该院新创剧目的一个鲜明特色，便是注重配置地方文化资源，尤其是把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当代陕西作家的文学名著改编搬上话剧舞台。先是改编了陈忠实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白鹿原》，在全国各地巡演，令话剧界耳目一新，众说纷纭；如今，又把路遥的呕心沥血之作《平凡的世界》搬上了舞台，在京沪等地成功演出，再次彰显了中国西部特色的诗意现实主义话剧艺术的强大生命力和感人魅力。

陕西人艺版《白鹿原》剧照

　　如果说，选择把《白鹿原》改编搬上话剧舞台，主要是因为小说荣获茅盾文学奖，誉满文坛；那么，选择把《平凡的世界》改编搬上话剧舞台，却是需要胆识的。众所周知，这部小说尽管也荣获了茅盾文学奖，但连同路遥的另一部小说《人生》，在学术圈的专家教授学者那里，并不如《白鹿原》那样被高度评价，甚至在至少有三部我读过的进入高校课堂的被认为学术成就高、学理性强的当代文学专著中，要么根本忽略未提，要么轻描谈写，一笔带过。但是，在广大读者中，却一直被热读追捧，成为畅销小说。上世纪80年代，西安电影制片厂导演吴天明曾把《人生》改编搬上银幕，在全国观众中激起了一股令人难忘的“人生大讨论”热潮，人们竞相争议：进了城的农村青年高加林，在人生道路的转折关头，究竟应当坚持与在农村青梅竹马的刘巧珍相恋才道德呢，还是为了能留在城市移情别恋与有权贵背景的黄亚萍相好呢？一部电影鉴赏，提升了广大观众的道德素养与婚恋情操。此情此景多么令人感慨。进入新世纪后，电视剧界先后又有两位导演杨阳、毛卫平把《平凡的世界》改编搬上屏幕，尤其是毛卫平版欣逢党的十八大之后播出，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再加上广播剧、电视剧的传播，《平凡的世界》影响了几代人的人生观、价值观、美学观。

　　人民群众是文艺作品最有权威的评判者。陕西人民艺术剧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慧眼识珠，把《平凡的世界》改编搬上话剧舞台，这种明智选择值得称道。

话剧《平凡的世界》剧照

二　

　　把纸质上平面的、靠语言结构的长篇小说的文学思维成功转化为舞台上具象的、靠演员表演完成的话剧的视听思维，确非易事。

　　首先，是对原著精神灵魂和价值取向的精准把握。这就是路遥执著坚守的为农民抒怀、为农民抒情、为农民呼号的诗意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创作道路和创作方法。他长期扎根于现实沃土，扎根于农民群众，无论直面农民人生课题，还是深挖农民土地情结，他都用心用情用功用自己的汗水泪水乃至血水，描绘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巨变，雕塑了丰富多样的当代农民形象，唱响了普通农民在人生道路和平凡世界艰苦创业的感天动地之歌。这便是原著的“魂”。话剧《平凡的世界》也正忠实于这“魂”，紧扣这“魂”，并凭借话剧语言独特的审美优势去凸现这“魂”。筑“魂”养心，提升民族精神素质。正如该剧制作人、陕西人艺院长李宣说得：“剧场是一个民族思考的地方，希望我们陕西人艺的戏剧给这个社会、给这个时代、给所有的观众带来最大的意义是让他们去思考。”

　　要把百余万字的长篇巨著改编为两个多小时的话剧而又不失原著之“魂”，就必须遵从话剧艺术的艺术规律和审美优势，从人物、结构上加以整体调整，力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记得美国电影美学家乔治·布鲁斯东在其名著《从小说到电影》中曾说过这样的意思：电影改编小说，是电影编剧把原著小说家用文学语言思维建构的一座小说的艺术之山，完全吸收消化掉，然后彻底粉碎掉，留下一堆未曾加工过的但却闪烁着原著精神灵魂光辉的创作元素，再按照电影视听思维的规律和优势将这些宝贵的元素重塑成一座电影艺术之山。所以，电影家并非匍匐在小说家膝下的忠实的翻译家，而是另一门艺术的真正的创作者。我的恩师美学家钟惦棐先生也作过类似阐释。电影改编小说如是，话剧改编小说亦如是。编剧孟冰深通此道。他显然全面吸取了此前改编《白鹿原》的经验和教训，只从百余万字的小说素材中精心提炼出四组爱情关系——孙少平与田晓霞、孙少安与贺香莲、田润叶与李向前、郝红梅与田润生，并以此结构全剧。

孙少平与田晓霞

　　孙少平与田晓霞，是最能体现有理想、有追求、有情怀、有担当的青年一代。少平少平，是最不愿平平淡淡度过一生的青年，他最敏感地感受到改革大潮的激荡，不满现状，“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特别想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我要试试自己的本事……我要体会一下什么叫生命价值”。晓霞晓霞，是最渴望拂晓彩霞拥抱新生的青年，她笃信“人生在世，是不是都想追求轰轰烈烈，因为追求不到，所以才平平凡凡”。俩人心灵相通，精神一致，故而历经坎坷，贯穿全剧，终于走到一起，彰显出作品的价值取向。孙少安与贺秀莲，是最平凡最现实的农村青年。少安少安，是最愿安安稳稳负重度日的有为平凡的人，他深知自己与田润叶彼此真爱，却因贫穷以“我想通了，你要是真心喜欢一个人，就应该让她生活得更好”为由，违心地另与他乡不要彩礼的素不相识的贺秀莲结缘。而贺秀莲吃苦耐劳，勤俭持家，身染重症，还深情地说：“少安，你知道我，我最喜欢你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吗？……我，我捶死你！”相濡以沫，同船共渡，多么感人的平凡一对啊。至于田润叶与李向前，那是一对被功利物化了的畸形婚姻。田润叶对李向前坦言：她心里爱的是少安哥，“我并不想和你结婚……可现在的社会环境，还有家庭都不会允许我这样做，所以，我只能服从他们的安排。”而作为官二代的李向前，婚前是单相思，婚后遇祸截瘫，却被不爱自己的妻子“尽责照应”。还有郝红梅与田润生，更是吟颂出超越门第与功利观念的农村青年男女间纯真爱情的一曲赞歌。

　　四组爱情故事结构的这样一部话剧，深刻展示了路遥对改革大潮中农民青年爱情观婚恋观演进的辩证思考：那种传统的“有爱而婚，无爱便离，失恋则死”的艺术母题在改革大潮的荡涤下是需要超越的。第一，爱情诚可贵，但却不必因失恋而死，如田润叶；第二，爱情虽美好，但必有所附丽的物质基础，如孙少安；第三，爱情须时时更新，方能生长持久，如孙少安与贺秀莲；第四，男女爱情是纯洁排他的，但并不自私自利，如田润叶、孙氏兄弟；第五，无爱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如田润叶与李向前。我这样读解，是否把话剧《平凡的世界》看成了单一的爱情题材了呢？非也。因为话剧在讲述这四对男女青年的爱情故事时，主要是发挥话剧艺术独特的审美优势来构筑戏剧情节的，而这些戏剧情节不仅是活跃于这些情节中、并决定着情节发展走向的人物的性格的发展史，更是人物所处的改革背景的社会关系发展史。联系网络这部社会关系发展史的关键人物和枢纽，便是铸成润叶与向前婚姻悲剧的老支书、田氏姐弟之父田福堂。且听他真切沉痛地解剖自己的心声：“润叶，向前，我……我已经是落后之人啦。在社会上，我已经落后得分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了。在家里，我又落后得分不清什么时候听我的，什么时候听你们的。我知道，像过去那样我一个人说一不二，呼风唤雨的日子再也不会有了……”可见，话剧通过四对爱情故事所塑造的人物的性格、所透示出的改革时代的社会关系，令作品具有了厚重的历史内蕴和直抵人心的美学品位。

三

　　话剧《平凡的世界》的导演艺术与舞美设计都颇具匠心。宫晓东导演在精神指向、题旨开掘和演员表演、舞台调度的整体把握上，都更臻成熟。“我们只有一条路好走——回到从前，从记忆的宝库里，找回难忘；从发展的留痕中，找回尊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找到那些在历史记载中无法找到的平凡人生。”他的这段导演阐述，精准地活画出这部话剧呈现的整体风貌。也许唯其如此，我感受到全剧回望过于凝重而前瞻略嫌不足。须知，习近平总书记谆谆嘱咐：“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张武精心设计的三层转台，既寓意深沉，又营造出凝重的舞台艺术氛围。正如他自己所言：“旋转是一种运动，其动力来自生活一圈又一圈、日子一天又一天的周而复始；宏伟的浪潮席卷着每一个平凡的人，斗转星移、乾坤反转；平凡的人们苦苦寻觅，面对沉重的生活的碾压，永不放弃、埋头苦干、勇往直前；碾压过后，是能量的聚集，是世代的延续，是希望的田野，是这片土地上的劳动人民对待他们平凡的世界的伟大的永恒的开拓。”全剧审美运思上的托物言志、寓理于情，审美结构上的言简意赅、凝练节制，审美呈现上的形神兼备、意境深远，强调知、情、意、行的统一，都尽在其中了。

话剧《平凡的世界》剧照

　　话剧《平凡的世界》的舞美设计不平凡，如此庞大的转台设计，戏再好，恐也只能在大城市的大剧场演出，这给下农村、赴基层演出带来无法克服的困难。再者，硬把发生在县城城外、县城中学、双水村孙玉厚家、孙少安砖厂、李向前家新婚房、黄原市、六牙湾煤矿等不同场景的戏都放在三层转台上来演，时间空间的艺术呈现在真实性上就不能不受到局限。更何况，路遥作品的诗意现实主义精神超越同时代许多作家的独特可贵之处，便在于他能身处平凡的世界却远超现实人生的天地情怀。他好似继承了前贤屈原的《天问》精神，总是自觉地与天、与地、与宇宙对话，他是一位诚如哲人冯友兰先生所概括的“人生四境界”中具有最高的“天地境界”的大作家。话剧舞台上虽然出现了路遥的形象，但限于这庞大的转台设计，实在无法游刃有余地从容表现他与天地对话的高远的“天地境界”了。不知宫、张君以为然否？

　　（作者：仲呈祥，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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