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这为中华文化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华文明绵延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戏曲艺术犹如一颗璀璨明珠，助推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1912年，一个由陕西地方文人知识分子倡导发起，陕西军政社会各界共同创办的秦腔改良团体——易俗社悄然诞生。该社历经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至今仍活跃在三秦大地秦腔舞台。今年8月13日，西安易俗社迎来成立110周年华诞，剧社先后举办了系列秦腔剧目展演和学术论坛纪念活动。作为近代中国戏曲的“活化石”，该社凭借多年积淀的秦腔艺术经验、剧社经营理念、剧目创新意识和人才培养模式，引领了近代秦腔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时至今日，回望与重估百年易俗社对近代秦腔发展革新作出的全面贡献，可以更清晰认知易俗社戏曲研究的典范意义。

秦腔《三滴血》

易俗精神与时代主题共频

与传统秦腔江湖班社不同，易俗社创建伊始就具有鲜明的精神文化追求。无论是剧社早期宣扬的“启迪民智，移风易俗”，抑或抗战时期上演的“救亡图存”秦腔剧目，还是新中国成立被人民政府接管后转向“人民文艺”的美学追求，易俗社的发展变革始终与时代主题休戚相关。

以李桐轩、孙仁玉、范紫东、高培支等先生为代表的陕西近代知识分子，直面陕西革命困境，针对地处西北四塞之地的西安民众思想“未开化”现实，寄希望于秦腔改良来“启迪民智，移风易俗”。1912年，陕西军政、教育、文化等各界精英182人共同参与创建了易俗社。知识分子的使命精神使得易俗社诸位先贤格外关注关中民众“陈腐”的精神王国，如何用秦腔艺术唤醒和启蒙民众的精神世界，成为他们的自觉理想追求。

抗战全面爆发后，易俗社的精神文化观契合了“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西安作为后方基地接收了大量河南、河北、山西等沦陷区的流亡民众。一时间，以易俗社、三意社、夏声剧社为代表的“本土”戏曲团体和狮吼剧团、“四大落子班”等为代表的“外来”戏曲班社云集西安，形成了西安剧坛的另类“兴盛”局面。1936年，在中日战事一触即发之际，应国民革命军第29军军长宋哲元邀请，由耿古澄和封至模带队的易俗社于1937年6月6日到达北平。剧社携新编的历史剧《山河破碎》《还我山河》在怀仁堂演出，鼓舞了抗日战士士气，唤起了国人的抗敌爱国热情。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1937年的“西安事变”爆发后，在关乎民族命运和“国家走向”的重大历史变革关头，易俗社全体成员异常坚定地积极参与。张学良、杨虎城特意安排易俗社连演大戏三天三夜，参与配合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1949年后，易俗社获得了新生，1951年7月，西安市委决定将易俗社改为公营。杨公愚、马健翎等文艺工作者加入易俗社的领导层。在全国戏改工作精神指导下，经过“改人、改戏、改制”运动，易俗社秦腔艺人和秦腔舞台演出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人民文艺美学进而成为剧社的精神文化追求。在此时期，高培支先生参加全国工农教育会议，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

现代市场规律与艺术规律并举

戏曲兴衰和演出市场的兴盛程度息息相关。社会经济相对发达时期，戏曲自然凸显蓬勃发展态势。1917年，易俗社剧场建成并投入使用，标志着陕西新式剧场“购票看戏”与庙会剧场“免费看戏”并存的演出生态。剧场建成使用后，易俗社的管理者深谙秦腔的市场化运作手段，李桐轩、孙仁玉、高培支等诸位先生深刻意识到，唯成熟的市场化经营才能保证剧社的可持续性。

需要注意的是，易俗社开创的“第三产业”成为支撑剧社经营的又一保证。易俗社除了依靠剧场的演出收入之外，还有个庞大的“后勤集团”来推动剧社的运营。易俗社在1949年前招收的13期学员中，真正能立足秦腔舞台的人并不多，大部分学员流布于西北五省秦腔班社，而另一部分学员则因“实力”不济或其他缘由，选择留在易俗社。因此，剧社便想出“开源”之策，开办“第三产业”来解决这些学员的“谋生”问题，通过开办印刷厂、出租露天剧场、播放电影等取得市场收入。加之易俗社沿街商铺向外出租，房租亦成剧社收入的一大来源。

易俗社核心管理层在高度重视市场演出收益的同时，在秦腔艺术表演技艺水平提高方面也格外倾注心力，尤其重视秦腔艺术表现手法与舞台样式的“创新”。李桐轩、孙仁玉、高培支等先生熟知秦腔艺术生产的内在规律，聘请了陈雨农、党甘亭、李云亭等知名戏曲艺人担任剧社教练，开创了秦腔教练长制度（导演制）。由于这些教练均是“身怀绝技、声名远播、具有市场号召力的‘秦腔名艺人’”，由他们教授学员技艺，效果自然大为改观。易俗社还注重向兄弟剧种学习，吸收京剧教练加入导演队伍，有效提高了剧社的表演水平。可以说，易俗社秦腔导演制保证了“案头之作”到“场上之曲”的规范化、制度化。

秦腔剧作启蒙“言志”与审美“缘情”互融

易俗社将秦腔的启蒙“言志”与审美“缘情”相融，舞台表演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审美风格。民国时期，易俗社剧作家群体创作了多达500个秦腔剧目。最难得的是，这些剧目并未停留于“案头”，而是大多被搬上了演出舞台。易俗社秦腔剧目创作严格遵循《甄别旧戏草》创作纲领。李桐轩、孙仁玉先生曾直言，中国社会乃旧戏曲熔铸而成，方有假借戏曲来“启蒙”民众之宏志。

易俗社剧作家群体善于借历史事件宣扬家国观念，抑或讽喻现实政治，创作出与传统秦腔旨趣迥异的作品，编写了诸多宣传爱国、抨击时弊、抵制封建迷信的秦腔佳作。如李桐轩先生创编的本戏《一字狱》《天足会》《亡国痛》，折子戏《文山殉国》，宣扬家国情怀，揭露封建迷信。范紫东破除封建教条和担虑家国的剧作则有《三滴血》《三知己》《颐和园》《秋风秋雨》《新华梦》等。封至模创作了饱含爱国主义和民族深情的《山河破碎》《还我河山》，曾轰动北平。此类剧作还有孙仁玉的《将相和》《商汤革命》，高培支《鸦片战争》，以及李约祉《韩宝英》等。

与此同时，易俗社剧作家群体还创作了大量以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为主要题材的剧作。这些作品因颇具生活气息，符合民众的审美趣味而广为流传。事实上，近代中国戏曲改良运动中，诸多戏曲改良组织因片面注重剧本的意识形态宣扬，造成舞台表演艺术感染力差强人意，进而淡出观众视野。相反，由传统戏曲名角领衔的戏班，因戏曲“把式”过硬而受到民众普遍欢迎，易俗社诸位先生对此有清醒的认知。剧社流传至今颇受民众喜爱的秦腔剧目均源于百姓日常，如范紫东的《三滴血》，孙仁玉的《柜中缘》，高培支的《夺锦楼》《人月圆》，李约祉的《庚娘传》《韩宝英》，以及吕南仲的《双锦衣》等。难能可贵的是，易俗社的剧作家与导演群体并没有将两种剧作风格割裂开来，而是做到了融会贯通。如描写民族英雄抗敌救国的《山河破碎》《淝水之战》，并未停留于说教，而将秦腔的艺术表现手法融入主题，从唱腔、化妆、舞台、武打等各个环节细致打磨，实现了秦腔剧作启蒙“言志”与审美“缘情”的互融。

“前社后校”秦腔人才培养机制

易俗社的成立彻底打破了传统秦腔班主制固有的秦腔授艺模式，开创了“前社后校”（文化课与技艺课并重）的培养机制，在秦腔艺术史上首开先河，建立了学校性质的戏曲教育机构。就秦腔剧种而言，易俗社的成立彻底改变了秦腔“伶人”社会地位低下的传统观念。易俗社以学员称谓招收学徒，同时给他们讲授文化课程。传统秦腔班社的班主与学徒文盲占较大比重，秦腔艺术的传承完全依靠师徒式的口传心授，表演者文化素养普遍不高，对艺术本体缺少深层次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秦腔艺术的审美传承。而易俗社学员三年学满毕业后必须参加国民政府组织的中小学会考，考试合格则颁发统一文凭，毕业既有文化课毕业证书，又有戏曲教育文凭。“高小班”学生增开修养学、戏剧学、心理学和服装学等专业课程，用以丰富学员的专业认知与文化素养。

易俗社集文化教育与秦腔艺术培养为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造就了大批秦腔名角，诸如“窈窕身似女儿柔”的刘箴俗、“衰派一绝”刘毓中、“陕西梅兰芳”王天民、“活周瑜”沈和中等。1949年后，部分易俗社演员退出舞台后便接过了秦腔艺术传承的“教鞭”，将剧社积淀的秦腔艺术审美经验传授给新一代易俗社学员，促进秦腔艺术传承发展。易俗社尤其注重学员的因材施教，并在此基础上激励学生进行学业竞争，招收的学生实行“年级制”。按照入学前后与学业水平的高低，分为甲、乙、丙三个班级，符合秦腔艺术教育循序渐进规律。仅20世纪上半叶，易俗社就先后招收培养了13期学员，毕业学员达600余人，流布于西北五省的秦腔剧社，在提升和引领近代中国秦腔艺术的发展传承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

时至今日，百年易俗社顺应历史潮流蓬勃发展。步入新的百年征程，易俗社仍将以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精神为纲领，秉持先辈“弘扬正能量，用戏曲传播正向价值观”的办社理念，不忘剧社教育、创作、演出“三位一体”的办社思路，弘扬传统、守正创新，积极创排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剧，力争在新的历史时期，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李有军，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西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第三届全国文艺评论新媒体骨干培训班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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