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演艺集团话剧院的新作《西迁》看后令人耳目一新、触动颇深。该剧取材于1937年南京沦陷前夕，国立中央大学畜牧场场长王酉亭率领牧场职工将1000多头良种牲畜家禽带出南京，历经5省，历尽万险到达重庆的真实故事。作品中虽没有用人物真名，却是一部具有纪实性的“真实的”戏剧作品。

（图片来源：“江苏省演艺集团”微信公号）

近年来，抗战题材的戏剧作品不少，可该剧给笔者留下了与众不同、独辟蹊径之感。一是题材，二是人物，三是形式。《西迁》是一部知识分子的抗战史诗，编剧和导演以全新的视角深挖人物的光辉和崇高，与以往作品强调民族精神和英雄勇气的方式不同，他们选择从个体微观的视角入手，既重现了真实的历史场景，又有人性的流露和情感的宣泄，为该剧提供了丰富的精神内涵和解读空间。

《西迁》给我们讲述了一个真实的传奇故事。1937年，日军飞机疯狂轰炸南京，形势危急。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教师、成贤畜牧场场长王英郁放弃坐船到重庆的机会，在南京沦陷前夕，用高价租来四艘木板船，连夜分三次将牧场的全部牲畜家禽运到浦口长江北岸。此后，这支“动物大军”由浦口至合肥的公路，经全椒、六安、进入大别山北麓，从河南信阳穿过平汉铁路，取道桐柏山南麓，转入湖北中部，从云梦泽地带和武当山区行进，由江苏经安徽、河南，到达湖北宜昌，最终由水路到达重庆。在艰难的长途跋涉中，即便在日军的强烈炮火下，这支队伍依旧没给日本人留下一头家畜，誓死不做“亡国奴”。正如江苏省演艺集团话剧院院长解涛所言：“西迁是一个非常复杂，涵盖了数学、化学、物理等多个层面的工程，它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搬迁’，而是抗战时期中华民族绝不屈服、向死而生的心灵史、正气歌。”

为了讲好“文军西迁”的故事，我们看到编剧在题材的挖掘上匠心独运。作品没有聚焦抗战正面战场的紧张激烈，也没有用大量笔墨渲染人物的爱国情怀，而是通过普通民众的视角，力图将一支浩浩汤汤的动物大军和一支由饲养员、兽医、军人、学生、教授组成的衣衫褴褛、装备简陋、缺衣少钱的护卫小队呈现在观众面前，让人刮目相看又震撼感动。如何不忘抗战历史，更好地表现中国人民的民族精神和抵抗行动的主体性，新时代的创作者们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在不断深化。该剧便是一个很好的体现。作品挖掘抗战时期的这段流寓史，更让人感受到能取得抗战伟大胜利实属不易。它形象地展示了一个落后国家的人民如何依靠强大的精神力量和坚韧不屈的意志战胜法西斯侵略者，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审美角度来看，该剧情节波澜起伏，在大背景下关注个体视角，在大环境中突出细节，在大故事里描绘小人物，贯彻艺术的辩证法，使作品充满戏剧性。

剧中丰富多彩的人物形象亦展现了丰富的文化内涵，赋予了作品生动与活力。以王酉亭为原型塑造的王英郁，是一位极富责任心的教师。他执着地献身祖国的畜牧业，想要干出一番事业，对未来充满憧憬。然而，他满腔的热血在家国危亡之际无处挥洒，国民政府的软弱无能更令他痛心疾首。当接到处置畜牧场动物的命令后，两难之际，他那痛苦的灵魂深处奏起了《歌八百壮士》的壮丽乐曲，于是他朗声说道：“诸位，这不仅仅是带走几只动物，这更是一个姿态，我们抗战到底的姿态！” 剧作者以饱满的笔触表现了人物渴望救亡图存的强烈的民族意识，让我们清晰看到了王英郁抉择人生道路的内因——建立在执着热烈的民族意识之上的爱国心。

剧中另一位重要角色，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欧阳白曾做过战地医生。军阀混战对人生命的践踏导致她对人类深深地失望，后转行做兽医，发誓不再给人看病。在西迁岁月里，欧阳白和队员们不弃不离、生死相依，慢慢转变了态度，最后毅然选择留在宜昌救助那些为了国家征战的同胞。此外，技术精湛、爱贪便宜的饲养员吴俊，国军师长之女却立志成为科学人才奔赴延安的顾芳梅以及爱慕她的青年袁天养，视鸡如命的老派文人翁之亭，为凑钱娶媳妇当逃兵的曹大威，思想进步、满腔报国志的国民党军官邢灿，无家可归的小川子等，剧中都作了详略不一的交代，更为不少表现人物性格、思想、感情的细节作了艺术的铺陈，观之颇具立体感。在宏大历史的背景下，这些普通的西迁队员是必不可少的“小齿轮”，他们在历史的关键节点上所展现的人性光辉成为了生动而深刻的存在，让人印象深刻。

该剧的成功与导演的二度创作也有莫大关系。导演李伯男以丰富的假定性戏剧语汇、史诗风格表达了国家危难之际西迁之行的悲壮与伟大。在时空处理方面，李伯男立足剧作特色，通过自己的深沉思考和活跃而富有创意的导演思维，凭借一个转台、舞台中部的两个开合支板与舞台后部的显示屏，将剧中时间、地点、环境交代清楚，并富有写意美。同时，如何将动物形象在舞台上展示出来且为整出戏剧所掌控，也是二度创作的重中之重。剧中的大量牲畜家禽是以人操控“偶”来表现的。奶牛“李白”采取了类似舞台剧《战马》中道具“马”的设计，但没有追求逼真的效果，而是让两个操控者钻出了牛背。这些操控者同时也是剧中无孔不入的歌队成员。在第四场“轰炸”中，王英郁与欧阳白、邢灿与曹大威、顾芳梅与袁天养三组人物关系分列舞台的左、中、右处，每次的关系转换都是通过奶牛“李白”的哞叫和歌队的姓名提示完成，观众可以轻易地分清哪些是叙述，哪些是演剧。叙述和演剧巧妙地融合，使舞台时空的转换与人物行动的展开获得了极大自由。

（作者：靳文泰，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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