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几年前，电视剧《平凡的世界》播出时曾经引起观众的质疑，因为里面出现了一个主人公孙少平与外星人对话的场景，而且这个场景并不是出自编剧的再创造，而是出自原作者路遥之手。显然，这样的手法并不是作家一时的心血来潮，更不是为了吸引眼球别出心裁制造的噱头，而是精心思考之后设计出来的。那么，作为一个严肃的现实主义作家，路遥为什么会描写这样近乎荒诞的情节？这还是现实主义吗？

《平凡的世界》剧照

　　实际上，这触及了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在当代社会条件下究竟应该如何理解现实主义，换句话说，现实主义的边界到底在哪里？

　　一、现实主义的边界

　　对于现实主义历来有不同的理解。按照文艺理论界比较接近的看法，现实主义这个概念大致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真实客观地再现生活。第二，塑造艺术典型。第三，描绘具有完整性和历史性的社会现实。正如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所说的那样：“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1]这里面讲的是现实主义意义上对真实性的理解，其中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人物与环境的统一。第二，无论环境还是人物，特殊性中应当包含普遍性。

　　显然，不是描写了现实生活就是现实主义。当前对于现实主义这个概念的使用比较宽泛，凡是运用写实手法的都被称为现实主义，但实际上，现实主义最初的基本含义是要在文学作品中真实地反映现代生活。现实主义不是一个简单的表现方法问题，而是一种对世界的看法，从根本上来讲是一种物质决定论。不理解这一点就不能真正理解现实主义。

　　毫无疑问，现实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内涵，应该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不存在统一格式的现实主义，也不应该用硬性规定来给作品贴标签。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现实主义，重要的不是表现什么，而是如何表现历史的发展和社会关系的变化。同时，理解现实主义不能脱离特定的意识形态，某个阶段的现实主义作品总是同某种政治倾向、社会思潮、价值观念联系在一起的。现实主义的概念应该是开放的、灵活的，不能僵化地理解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方法应该具有广阔性和多样性，完全可以吸收其他流派的艺术手法。但边界模糊不等于没有边界。一般来说，文学史上的“心理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虽然也借用了现实主义的名称，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无限扩大现实主义的边界，非但不会丰富而只会弱化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实质。

　　从近年来电视艺术实践看，现实主义电视剧在创作上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既注意反映社会重大关切，又注意反映与百姓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如《人民的名义》《人民检察官》正面描写反腐斗争，揭示腐败分子蜕变的深层次原因；《我在北京挺好的》《鸡毛飞上天》温情演绎平凡百姓生活，在生活的艰辛中显示出对幸福和尊严的追求；《小别离》《小欢喜》聚焦人们关注的教育问题，真实描绘都市百姓的生活状态和感情世界；《老酒馆》《国家孩子》则在一段较长的时间跨度里表现改革开放对人们的影响，为时代变革提供了新的精神样本。不管是《平凡的世界》《人民的名义》的深沉厚重，还是《小别离》《小欢喜》的灵动轻盈，都让观众感同身受，对人物的思想感情产生共鸣，并进而在对人生的回味、对生命意义的追问中，重新审视生活和自己。

《鸡毛飞上天》剧照

　　可以看到，近年来的电视剧创作中，概念化的作品少了，表现百姓日常生活和现实情感的作品多了；热衷于渲染空虚的个人情感、家庭矛盾作品少了，关注社会热点、倾注人文关怀的作品多了，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度有了普遍的提升。这是对现实主义精神和表现领域的积极拓展。

　　二、当代媒介环境与现实主义

　　影视是艺术也是媒介，所以，对于当下影视艺术作品中的现实主义，应该放在当代媒介中来理解。互联网碎片化的内部力量、全球化扩张的外部力量同时产生作用，形成了当今波澜壮阔而又纷繁复杂的媒介图景。整个社会对艺术作品如何反映现实形成了新的期待、新的愿景，这必然会影响到艺术家怎样认识社会、认识自己。从根本上来说，现实主义所要处理的就是艺术、艺术家与现实关系的问题，随着媒介环境的变化，现实主义艺术在处理这些问题方面也产生了相应的调整。

　　第一，现实与理想的关系。从艺术发展史来看，主观和客观、理想和现实似乎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及其他之间的一道鸿沟。早期的现实主义者反对理想化的想象，主张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描写。席勒曾把艺术分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认为前者“模仿现实”，后者“表现理想”。别林斯基认为，“一切艺术的内容都是现实”，“生活永远高于艺术”。当代文学理论家R. 韦勒克则直接从现实主义反对浪漫主义的历史背景来诠释现实主义：“它排斥虚无缥缈的幻想、排斥神话故事、排斥寓意与象征、排斥高度的风格化、排除纯粹的抽象与雕饰，它意味着我们不需要虚构，不需要神话故事，不需要梦幻世界。”[2]

　　但实际上，就古今中外的艺术创作实践来看，从来就没有完全客观、绝对写实的现实主义。在古典作家那里，《堂吉诃德》里的堂吉诃德与风车作战，《红楼梦》里的贾宝玉神游太虚幻境，都是把幻想与现实结合在一起。一些现实主义作家同样不排斥采取其他流派的表现手法，比如巴尔扎克的《驴皮记》、易卜生的《野鸭》、契诃夫的《海鸥》就采取了象征主义的手法。在这些大师手里，理想同样可以服务于反映现实的目的。

　　对于理想和现实的关系问题，王国维讲述得最为清楚：“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3]就是说，在实际创作中，艺术上主观和客观的界限，其实并不那么分明，有时候艺术家认为客观的东西，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反之亦然。不能认为理想和幻想只属于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并不排斥理想和幻想，而且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从来就是现实主义作品的重要内容，比如电视剧《最美的青春》《猎场》《情满四合院》就都表现了这样的内容，其关键在于艺术家对理想的态度。艺术家用自己的心灵和智慧把日常生活、日常经验和日常体验转化为艺术形象，通过作品所提供的生活图景和价值观念，帮助人们正确认识社会。不能让现实屈就理想，同时也不能用理想化的方式来反映现实。作品如果缺乏理想的光华，就容易流于粗鄙和刻板，但理想应该融于生活场景之中，过度理想化会让形象失真，让生活失重。

《最美的青春》剧照

　　第二，真实性与假定性之间的关系。几年前，电视剧《嘿，老头！》播出时，曾经在学界引发热议。有专家认为，这部戏在一些情节上违背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因而显得不够真实；但也有专家认为，这部剧对情境进行了假定性处理，对人物进行了漫画式处理，对人物性格进行了夸张和渲染，通过过滤和选择完成对生活的隐喻，在情节的构成上达成了一种瞬间的荒诞性效果，作品所达到的效果不是再现生活，而是表现生活。[4]本来，真实性与假定性是区分现实主义还是非现实主义一条清晰的边界，但现在，这条边界似乎变得不那么清晰了。

　　假定性是一种艺术上的约定俗成，根据艺术家与观众共同认可的美学原则，最大限度地改变生活的自然形态，以追求更加强烈的艺术效果。有两种假定性，一种是以假乱真，制造幻觉；一种是亦假亦真，打破幻觉。

　　布莱希特的戏剧经常是作为现实主义对立面出现的，原因就是他所运用的假定性手法。布莱希特对戏剧假定性的看法虽然根植于西方，但深受日本能剧和中国京剧的影响。他在观看梅兰芳京剧表演之后惊奇地发现，不用船也同样可以传达出划船的意义，从而深受启发。布莱希特认为，观众所要观看的是戏剧而不是真实生活。按照布莱希特的理解，现实主义的核心不是手法，而是现实主义精神。打破舞台逼真的幻觉、哲理化倾向、演员在角色和评论者之间的转换、舞美的非写实性等，都不妨碍作品所具有的现实主义性质。由此可见，真实性与假定性不矛盾。任何“写实”手法都包含着一定的失真，这就使艺术家可以引入美学的假定性因素，强化所选择的现实生活的感染力。对此，巴赞认为：“为了真实总要牺牲一些真实。”[5]

　　对于假定性的兼容，是当代影视剧中现实主义的一个突出特征。《战狼》《红海行动》这些影片是具有高度假定性的。同样，电视剧中的谍战剧，叙事模式在假定性方面也非常鲜明。比如地下党假扮夫妻，在谍战工作中逐渐产生感情，这样的情节虽有生活基础，但在电视剧中往往表现出强烈的设计感。《悬崖》里面中共地下工作者周乙与顾秋妍两人都有自己的爱人，因为要完成任务而勉强住在一起，却都保持了对爱情的忠贞，有情人未成眷属，这就是一个具有高度假定性的设计。再比如密室逃脱的情节类型，电视剧《暗算》第三部《捕风》中安在天的父亲在被封锁的空间采用非常手段把情报送出去，《和平饭店》中陈佳影和王大顶在日伪封锁的饭店里查出日本人隐藏的秘密并捣毁细菌实验室，这样的特殊环境经过周密的设计，是具有高度假定性的。

　　第三，典型与类型之间的关系。别林斯基认为，艺术是“现实的创造性的再现”，“典型化是创作的一条基本法则，没有典型化，就没有创作”，要求人物塑造“既表现一整个特殊范畴的人，又是一个完整的有个性的人”。他对艺术典型有一个很好的概括，叫做“熟悉的陌生人”。[6]在别林斯基看来，没有典型就没有现实主义。

　　但不容忽视的是，类型化的人物同样可以深刻地反映现实，同样可以体现现实主义精神。中国古代小说“三言”“二拍”里面的人物都是高度类型化的。鲁迅塑造的阿Q，钱钟书笔下的方鸿渐，也都是类型人物，共性明显大于个性，但并不妨碍其反映现实的真实性和深刻性。当代电视剧的一些品种，如青春偶像剧、都市情感剧、谍战剧等，虽然总体上运用的是现实主义手法，但其中的人物大多是类型化的。类型化的手法同样可以反映生活的真实和生活的本质特征，其优点在于，由于摒弃了复杂性，形象更直接，更鲜明。

　　三、现实主义的新维度

　　反映现实就是揭示关系，一个是人与世界的关系，一个是人与自己的关系。媒介环境的变化必然带来作品与观众关系的深度调整。未来的电视剧不是仅仅为电视媒体播出而制作，而是为所有视听媒体播出而制作的“全媒体剧”。全媒体剧的核心特征是互动性。消费者不再是被动接受，而是通过评论和分享介入到创作中，真正成为美学意义上的创造者。这不但需要艺术家采取新的叙事策略，而且需要一种新的美学原则，从当代中国社会现实出发，能够回答当代人面临的社会问题。

　　近年来现实主义电视剧的艺术表现手法更趋于多样，就是对这种变化的一种积极回应。一些作品吸收了类型剧的创作方法，主动追求塑造类型化的人物，也不回避观念的直接呈现；另一些作品主动追求不同元素的融合和混搭，有时候是真实与幻想的融合，如《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与外星人对话的场景；有时候是喜剧与正剧的混搭，比如《我在北京挺好的》《小欢喜》经常会在故事进程中模糊正剧与喜剧的界限，有意识地在轻喜剧中掺杂一些伤感的元素，有时候，这种混搭以一种极端对立的方式呈现出来：人物是可笑的，故事却是悲情的。

《小欢喜》剧照

　　现代人最重要的诉求是价值诉求，最大的困境是价值困境。社会现实和人们的思想观念充满矛盾，现代化进程中的急剧变化既让人感到迷失和焦虑，又让人对可能性充满希望和憧憬。这些方面肯定会反映到作品中。与此相适应，电视剧创作者对现实主义的理解更为灵活、开放，一方面坚持以冷静的现实主义精神直面社会问题，另一方面更加注重回应时代的需求，反映历史的发展和社会关系的变化。

　　辨识度、话题性和代入感成为当代现实主义追求的新维度。

　　辨识度指的是与众不同的突出的特征，一部作品的某个方面能够让人迅速与其他作品区别开来。这可以是故事本身，也可以是处理故事的技巧、方法。电视剧《渴望》《亮剑》《甄嬛传》《西游记》都是具有高辨识度的作品。构成辨识度有几个突出的要素：形象特征、视觉符号、语言风格。辨识度要求极致化。辨识度体现的是个性化的程度，但在实际创作中，往往更多地强调外部形态，但一些作品通过明星来提高辨识度，过于追求外部呈现方式的鲜明，有时故意采取夸张、戏谑甚至漫画式的手法，结果反倒降低了辨识度。

　　话题性指的是作品提出的话题能够成为舆论的焦点。当一部作品能够引发观众热议，继而产生收视热潮的时候，我们就说它具有话题性。这是创作者主动介入现实的结果。话题性往往来源于社会热点，反过来，作品也会引发观众对热点问题更广泛的关注，比如《虎妈猫爸》《小别离》《小欢喜》提出的“中国式教育”问题。制造话题是当前影视剧创作中的一个流行趋势。互联网时代，注意力就是金钱，制造话题是一个赢得金钱的手段，轻松而又讨巧。但话题不是问题，有时候，浅层次的话题往往会掩盖深层次的问题。一些作品热衷于给故事、人物设置议程，以吸引观众的注意力，而不去深入挖掘话题产生的原因、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这就导致某些话题剧最终流于肤浅。还有一些作品满足于蜻蜓点水式地反映生活的浮光掠影，用套路代替艺术，看似个性鲜明，实则风格浮夸。这是一种新的公式化、概念化现象，其结果无助于观众理解生活，只会加深他们对生活的曲解和误解。

《虎妈猫爸》剧照

　　代入感指的是由于人物经历、思想感情引发观赏者的联想而产生的情感体验，在接受过程中，观赏者用自己的人生经验去补充和替代人物的思想感情。霸道总裁模式之所以流行，就是因为它会产生强烈的代入感。有趣的是，人生经验的相似或相悖都可以导致这样的移情作用，最重要的不是经验本身，而是经验所提供的那个让观众接受的接触点是否清晰、强烈。比如《甄嬛传》虽然描写的是宫廷内部斗争，但在观众欣赏过程触发了有关办公室游戏规则的联想，就产生了强烈的代入感。再比如《花千骨》里面那种游戏升级的成长模式，与青年观众的日常生活高度契合，也会让他们产生代入感。代入感与偶像剧创作有密切的关系，但现实主义作品同样可以通过提供相似或相悖的生活经验，激发观众的联想，从而产生代入感。

　　对辨识度、话题性和代入感的追求，为当下电视剧创作注入了活力，也丰富了现实主义的创作理念。这几个元素会成为未来电视剧创作的重要指标。这是艺术精神的自由、自主在现实主义作品中的突出体现，是主观与客观、现实生活与人文理想结合的产物。这里，艺术家既要最大限度地反映生活真实，又要最大限度地追求艺术个性，用独特的方式揭示自己的梦想和希望、个性体验和心路历程。

　　四、问题与反思

　　当代现实主义不但要有富于现代特征的艺术手法，而且要有可以与世界文化、艺术主流产生共振的艺术准则和价值观念。但不能不指出，有些作品在追求现实主义表达方式当代化的同时，忽视生活本身的真实和美感，热衷于搜罗花样翻新的技巧和桥段，把现实简单化、模块化和程序化，在创作上一味追求精致以致陷入标签化、套路化。比如一些都市情感剧热衷于展示生活的光鲜浮华，刻意追求画面的唯美、色彩的亮丽、环境的优雅、气氛的浪漫，明显偏离了生活的自然状态。物质的过分膨胀，最终必然会挤压人的精神空间。如果对精致的追求过于刻意，就成为一种精致的庸俗，成为一种缺陷，往往对生活细节的描绘越充分，对生活本质的偏离度就越大。这明显是一种脱离生活、背离现实主义的倾向。

　　无论如何，表达方式的创新应当以现实主义精神的深化为基础。电视剧既要成为反映生活的镜子，又要成为引导人们前行的明灯。观众真正喜欢的，是那些反映跟自己切身利益相关问题的作品。是否有积极介入生活的态度，检验着作品中现实主义的成色，而只有在表现人民追求美好生活艰难曲折过程的同时，深刻揭示出人性中向善向上的力量，才能抵达真正的现实主义。

　　注释：

　　[1]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6。

　　[2] R. 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

　　[3]王国维：《人间词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4]《中国电视》记者：《关爱社会弱势群体的现实主义力作——电视剧〈嘿，老头！〉研讨会综述》，《中国电视》，2015年第5期。

　　[5]巴赞：《电影是什么》，崔君衍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87。

　　[6]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满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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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李跃森，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电视》杂志执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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