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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论。今天，人类价值体系的重构给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现代性转换以及为人类文化作出更大贡献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只有从价值源点出发，我们才能准确完整地理解中国文化的逻辑结构和运行机制，才能汲取其中的精华和要义，才能有针对性地实现现代性转换并服务于面向未来的文化价值体系构建，中国新的社会形态和文化形态才能最终生成。

　　【摘要】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论。今天，人类价值体系的重构给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现代性转换以及为人类文化作出更大贡献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只有从价值源点出发，我们才能准确完整地理解中国文化的逻辑结构和运行机制，才能汲取其中的精华和要义，才能有针对性地实现现代性转换并服务于面向未来的文化价值体系构建，中国新的社会形态和文化形态才能最终生成。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 价值源点 文化价值体系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如何以时代的眼光对待传统文化，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所要面对的最重要问题之一。然而，纵览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大多仍然停留在原则、表面和重复的层次，缺乏深刻透彻的理论洞悉。在人类文化版图中，很多人都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独树一帜、特色鲜明、独具魅力，但如何把握其逻辑结构、精神实质和现代价值定位，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原因之一就在于缺乏从社会价值论的视角对中国文化的价值源点进行准确的定位。

　　笔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逻辑结构是以自然为价值源点和逻辑源点展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面貌和精神气象正是自然价值内核的外在展现。自然这一文化价值源点也构成了中西文化相区别的价值论分野。新时代的中国文化发展和人类文化价值体系的构建，都应该自觉从这个源点中吸收思想营养和智慧资源。

　　自由价值和自然价值是所有文明、所有民族的最高生命理想、文化理想和艺术理想

　　一个民族的文化如同一个人的人格，价值源点和精神内核是文化的灵魂，是一个文化体系生成的种子和基因，文化的外在精神气质是其价值展现。西方文化的逻辑源点是自由，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源点则是自然。

　　自然这个范畴既可以在实体意义上使用，与人相联对，指大自然，也就是古往今来、上下四方、无始无终、无边无际的宇宙;也可以在状态意义上使用，与人为、人造、人工相联对，指自然而然、顺其自然、道法自然。在中国文化中，两种含义互相融通、连为一体。人从自然中来，人向自然回归。从根本上说，人永远在自然中，一刻也没有离开自然，人永远也不可能彻底脱离自然。自然在人的价值世界里，绝不仅仅是一个生存层面功利性地利用以及技术化改造的实体和对象，更是我们人类生命的依托和价值皈依，是人类美好情感的价值源泉，是有限时空中人追求生命理想的价值指向和精神寄托。

　　自由是人存在的方式，是人最基本、最普遍、最崇高的价值追求。自由是全部精神存在的本质，人类的特性恰恰就是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从进化论角度看，自由是生命进化过程中所形成的能动性、主动性和个性在人身上的最高表现。人不但接受了自然的这种赋予，而且根据自己的主体能力和价值需要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和创造。为了自由，人类形成了主客体分立的思维模式和行动模式，不断提高认识和改造这个世界的能力，不断发明各种工具和技术，不断建构复杂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不断创造着丰富多彩的文化和艺术，以至于逐渐创造出一个看起来不同于自然的人造世界。

　　应该说，自由价值和自然价值是所有文明、所有民族的最高生命理想、文化理想和艺术理想，渗透到人类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它们的实现程度可以作为我们评价社会进步和人生幸福的根本尺度。

　　“亦师亦友亦爱亦一”，是中国文化中自然价值观念和情感的总体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把自然作为基本价值，赋予其崇高的地位。自然既没有取代人的价值主体地位，也没有与人分割开来、对立起来，人和自然是一个融通的有机整体。千百年来，中国文化中的自然价值观念和情感可用“亦师亦友亦爱亦一”八个字来概括。“一”是人和自然的融合统一，是天人合一。人既可以把自己融化在自然万物之中，也可以把自然万物纳入自己的精神世界中，二者相容无间、融通无碍。中国文化中的自然是情感化的自然，是伦理化的自然，是艺术化的自然，是精神化的自然和人文化的自然，是人的精神生命和物质生命的延伸和扩展，自然与人相通、相融，甚至同构。这种思想贯穿于整个中国文明发展史，渗透到哲学、文学、书画、政治等各个领域。

　　中国文化把自然精神化、理想化、生命化，也把人的一切都自然化。在中国古人那里，自然不是人征服、改造、功利化开掘的对象，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是自然的精灵，是天地精神的载体，人因把天地精神融于自身而使自己伟大和永恒。人最大的快乐是自由融洽地存在于人性化、富于人情味的自然之中，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成了绵延不绝的文化价值主流，这在儒、释、道三个文化板块中都有鲜明的体现。

　　中国人还将其对精神自由、心灵自由的追求与对自然的向往幻化在一起。现实社会的压抑和不自由，驱使中国文人在自然中开辟了一个新的人生境界，并在那里找到了精神寄托，消解了孤独和落寞。通过这个独特的文化价值建构路径，他们逐渐铸造了传统文化体系顶层的人生观、幸福观、生死观和信仰观。中国人把自然作为规范和处事原则。在这个意义上，自然概念可以引申为自然而然，意味着事物依照自身的本性和天性自然演化。

　　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中国人比照自然结构和运行规律展开丰富的社会想象和人生想象，建构了与西方迥然不同的社会价值体系和人生价值体系，并以此为基础建立现实的社会制度和生存模式，他们崇尚整体、秩序、连续、和谐等价值观念。在日常生活中，中国人崇尚“自然而然”，主张忍让、中庸、顺其自然，甚至听天由命。在现实没有出路时，中国文人则向往和选择“乘桴浮于海”“避居桃花源”。陶渊明、林和靖、八大山人这样的人物居于中国文化理想人格的顶层，为历代文人所追捧，便不奇怪。西方文化中的理想人格是自由个性潜能全面发展的人，中国文化中的理想人格是“天人合一”“天地境界”“审美境界”中的人，这是中西文化价值体系的一个根本分野。

　　中国人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宗教，却能维持整个思想价值体系和信仰体系的稳定，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人的自然价值观。支撑中国人信仰体系的是自然价值，虽然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思想家那里，自然人格化问题有不同程度的游移和摇摆，但归根到底，道家的“道”和儒家的“天”、宋儒的“理”都没有具备西方宗教中那个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人格神的特征。

　　中国文化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西方式的宗教信仰体系，却有自己独特的自然信仰体系，这个信仰体系同样能支撑中国人把有限的个人和一个伟大、永恒、高尚、神秘的存在连接并融和起来，从而实现心灵超越的最大满足。北宋哲学家张载说：“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中国人的自然信仰体系不但独特，而且具有未来和世界意义。西方启蒙运动之后，作为生活体系的上帝和文化体系的上帝仍然牢牢地存在和延续着，但作为信仰体系的上帝却日渐动摇。这一点在汤因比、罗素和爱因斯坦这些大思想家那里表现得尤为明显。英国目前信仰基督教的人口也不到一半了。这种文化发展的价值趋向倒是与中国的自然价值信仰体系有妙合之处。

　　自由价值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共识

　　近代以来，自由价值已成为西方社会最核心、最首选、最基本的价值，它渗透到政治、经济、艺术、宗教等各个领域，不容置疑、不容颠覆。西方以自由价值为核心引申和衍生出一系列具体的价值观念，并把它们现实化、制度化、器物化。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自由同样是最核心的价值，是马克思建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基本价值原则，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就是建立自由人联合体。当今世界，社会发展的自由价值向度已经成为一大浩浩荡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自由和自然在人类价值体系中都应该是最高的目的性价值，但是在现实社会中却常常出现工具化的现象，也就是价值异化。特别是在对待自然价值上，西方社会从主体自由出发看待自然，其目的是认识、征服、改造、模仿和控制自然，把自然对象化、资源化、技术化甚至工具化，以此满足人生存发展的需要和无限膨胀、异化泛滥、永无止境的生命欲望。这个价值体系蕴含的矛盾和冲突终于在现代工业社会变得日益尖锐：社会冲突、人性异化、生态危机、环境污染、能源枯竭等问题接踵而至。对此，很多思想家都开始反思西方价值体系的弊端，提出了注重自然价值，甚至提出以自然为价值主体的“非人类中心主义”“大自然主义”“生态至上主义”等观点。当前，向自然价值核心的回归已经成了西方甚至全世界社会发展的又一个共同价值取向。

　　中国传统文化中深藏着对自由的价值渴望和精神冲动，但却找不到系统的自由理论，更找不到以自由为价值核心和源点建构出来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即便如庄子、陶渊明、李白、苏轼等一些思想家和文学家，能够在哲学和文学意义上营造出自由心灵图景和自由精神境界，但也只是寥若晨星地闪烁在历史的迷雾里，没有形成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主流。

　　近代以来，在饱受打击和屈辱后，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开始走上了向西方学习和借鉴的道路，高扬起了自由这个虽然在西方发扬光大，却同样根植于中国人人性深处的基本价值。自由是启蒙运动的根本思想主旨与价值核心。在那个时代，自由成了革命者向专制政府争取权利、反抗压迫的一面最鲜亮的旗帜。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自由作为社会生活的价值原则开始贯穿到一些领域。党的十八大以来，自由价值已被鲜明地写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成为全社会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共识。可以期望，今后自由价值在中国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将会不断提升，并日益广泛地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个领域。

　　人类价值体系的重构，给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现代性转换以及为人类文化作出更大贡献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自由和自然都是根植于人性深处的两个最根本、最普遍的价值追求，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本性所在，是现代全人类追求的共同价值，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纽带，更是我们推动社会转型、建构新的社会价值体系必须遵循的两个根本价值准则。从理论上说，这两个价值应该是不分先后的并列关系，在更高层面上也是统一的。它们统一于价值主体，统一于主体价值最大化的生命需要。现实的情况当然要复杂得多，任何一个民族和文明形态都不会只选择一个价值而完全抛弃另一价值，但价值的重心显然有很大差别。

　　从总体上看，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由于复杂因素的影响，西方走的是“自由—自然—自由自然”之路，中国走的是“自然—自由—自由自然”之路。西方传统发展了自由价值，带来了科技文明的兴盛，中国发展了自然价值，彰显了审美文化的风采，二者各有优势，也有因片面而造成的缺陷。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本质上具有前现代性特征，根植于小农经济社会土壤，依附于封建专制政治，在近现代中西文明的冲撞中，中国以自然为支撑的价值体系敌不过西方以自由为支撑的价值体系。原封不动，单单依靠这个传统的价值体系，难以开拓出一个现代社会，我们必须对它进行现代性转换。

　　今天，在各种危机和挑战面前，人类价值体系的重构，给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现代性转换以及为人类文化作出更大贡献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我们本来就占有自然价值一极，此外，我们注意到自由价值的缺失而较早地展开了弥补。现在，全面综合自由自然价值，全面建设社会核心价值的时机已基本成熟。目前需要做的是，一方面，高高竖起自由这面非西方专利的价值大旗，并逐步使其现实化、规范化、制度化;另一方面，深入挖掘、整理蕴含在传统文化中根植于人性、符合现代人需要、符合人类发展方向的价值资源，总结、提炼、概括自然价值，并加以现代性地转换和升华。

　　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论，只有从价值源点出发，我们才能准确完整地理解中国文化的逻辑结构和运行机制，才能汲取其中的精华和要义，才能有针对性地实现现代性转换并服务于面向未来的文化价值体系构建，中国新的社会形态和文化形态才能最终生成。

　　*作者：庞井君，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主任、文艺评论中心主任，中国文艺评论协会驻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文艺评论》杂志主编

      *责编：王妍卓

      *美编：宋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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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

　　①[宋]张载：《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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