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外合拍片的跨文化传播策略刍议

　　中外合拍片是集中呈现不同文明之间关系的电影，应该明确秉持不同文化主体之间相互平等、相互尊重的原则，力求让不同国家、不同区域和不同民族的文化在影像世界中实现共生、共在与融合，进而让更多的中国文化元素、中国故事、中国人的生存图景与文化理想进入国际视野，为中国形象的国际传播和中国文化价值观的国际认同，为中国的全面崛起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打开一个生动、鲜活的视听空间。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对全球电影业造成了强烈冲击。在病毒面前，人类凝结成命运共同体。随着全球化进程从政治、经济、信息传播向文化领域的拓展，由各国、各民族、各地区不同地缘文化元素构成的“世界电影”的时代已经到来。在这一背景下，“合拍”，正在成为一种世界潮流，而且愈来愈成为电影生产的一种“国际化”方式。中国和其他国家、地区合拍电影的真正开端，应该以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中美合拍的《末代皇帝》（同时起步的还有央视与日本NHK合拍的电视纪录片《丝绸之路》）为标志，世纪之交中美合拍的《卧虎藏龙》再获成功。而真正成规模的合拍是在2015年中美合拍《功夫熊猫》之后，不仅连续推出《功夫瑜伽》《唐人街探案》等一系列高票房合拍片，而且合拍的协作方，除了美国之外，进一步扩展到英国、加拿大、法国、韩国、蒙古国、越南，以及哈萨克斯坦、伊朗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尤为壮观的是，由中国导演贾樟柯监制的三部电影《时间去哪儿了》《半边天》和《邻里》，由“金砖五国”——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五方合拍。

　　既已全线铺开的中外合拍不仅对电影生产本身具有十分广泛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它是最集中、最典型的跨文化传播行为，在中国全面崛起的今天，意义远超电影本身。正因为如此，学界对中外合拍片的讨论，就不应该仅仅停留在资源、资本、主创团队、技术、营销等电影生产层面，而应该深入到跨文化传播层面，深入到电影业内人士如何通过合拍，有效加快中国文化进一步国际化、有效提速中国全面崛起等实质问题上来。

　　对此，笔者认为，制定跨文化传播策略的基本原则，是中外合拍片生产的当务之急。

　　跨文化传播作为一个学科，源自二战时期美国对战后世界格局重新布局的需求。正是这项非常务实的需求，让爱德华·霍尔等一批文化人类学家奔赴世界各地，深入探讨不同文化之间沟通与交流的策略和方式，从而开创了跨文化传播最初的理论。事实已经证明，这些理论不仅在战后世界布局中，而且在好莱坞电影的全球传播中得到了成功的应用。今天的中外合拍电影，尽管无关乎世界格局的变化，但至少与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形象与地位的重新确立有关。这同样是一项非常务实的需求。因此，电影业内人士就不能仅仅从电影生产本身去认识和操作合拍的问题，而应该制定明确的跨文化传播策略。

　　制定合拍片的跨文化传播策略是一个需要集中研究的重大课题。笔者仅仅提出制定这一策略的几项基本原则。

　　首先，必须从中国以及中国文化国际化的现实需求出发。中国和中国文化，与支撑在跨文化传播中取得成功的好莱坞电影的美国与美国文化正好相反。从国家层面上来看，中国目前还不是战后美国那样的世界主导国和最大的发达国家，而是一个正在重新崛起的发展中国家；从文化层面上来看，中国文化是绵延五千年的、异常丰富和成熟的文化，不是美国文化那种仅仅发展了二百多年的移民文化。而现实又进一步告诉我们，古老而庞大的中国文化，自近代以来已经成为占据主流地位的西方文化的“他者”。这种文化的悠久、深厚和伟大与“他者”的客体地位之间，以及中国电影市场的庞大与中国电影生产力的相对落后之间，构成了中外合拍片跨文化传播策略制定的难度和复杂性。

　　其次，合理借鉴爱德华·霍尔、霍斯金斯等人已经比较成熟的理论，来制定中外合拍片的跨文化传播策略。譬如爱德华·霍尔二战期间在欧洲、中东和亚洲进行实地考察中发现，美国人与他国人交往的困难，以及美国形象的不堪，是由于美国人总是按照自己的标准与他人交往。因此跨文化传播首先必须了解和尊重他人的标准。这其实就是对跨文化传播如何消弭文化差异性的一种策略性反思，因此具有广泛的借鉴价值；譬如在研究文化差异性时，霍尔提出了“高语境”与“低语境”之分，而且将中国、日本这些未将信息高度编码而明确传播的国家，认定为高语境社会，而将高度编码化的美国与北欧国家认定为低语境社会；再譬如霍斯金斯基于对美国主导电视节目国际市场的分析，提出的“文化折扣”（或译为“文化贴现”）学说等等，都可以对中外合拍片跨文化传播策略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同时，可根据中国文化与不同区域文化之间的关系，确立合拍片的文化类型，从而制定不同的跨文化传播策略。按照不同文化的“源”与“质”，可以将合拍片分为异源异质型、同源同质型、同源异质型等多种类型。所谓“源”，主要指文化价值观。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价值观大多源自宗教和早期文化的孕育，譬如绝大多数欧美国家的文化价值观与《圣经》和古希腊哲学有关。而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东方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则是与在礼乐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以及佛教有关；所谓“质”，则主要指现行的政治制度、法律法规、观念意识、生活方式、表达方式和行为规范等等。据此，我们可以发现，目前已经出品的中外合拍片中，最主要的部分中美合拍片，全部属于异源异质型。此外，中国与丝路沿线国家的合拍片、金砖五国的合拍片也都属于异源异质型；中韩、中日合拍片因三国都属于儒家文化圈，但政治体制及“质”的其它方面差异较大，因而属于同源异质型；而中国和越南合拍片，则大致属于同源同质型。

　　这三种文化类型的合拍片在跨文化传播的策略上，应该有明确的区别。异源异质型合拍片文化差异最大，因而传播中的文化折扣也最大，在制定传播策略时，应立足于寻求不同文化之间的最大公约数，以中国文化价值观中“和而不同”的理念，确立人物和故事共同的叙事支点，从而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包容互鉴；同源异质型合拍片中合拍双方（或多方）文化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因而应以“求同存异”的理念，力求用相同或相近的文化价值观，去讲述不同国家或民族的人物和故事；同源同质型合拍片的跨文化传播策略应该与异源异质型合拍片正好相反。如果说异源异质型合拍片因为文化差异太大而立足于“求同”的话，那么同源同质型合拍片则因为文化上太多的相似性而应该立足于“求异”，也就是要立足于展示同一种文化在不同国度或者不同区域、不同民族的不同表达，从而进一步丰富“同”的内涵。这些策略都必须在合拍某部影片前，进行深入研究，进一步细化、明确化。

　　从胡塞尔到哈贝马斯，从哲学意义上的主体间性到文化意义上的主体间性，主体间性理论应该是制定合拍片跨文化传播策略的重要参照。文化主体间性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主体与他者之间的二元模式，主张不同文化主体之间的联结、对话、互补、交互反射，直至共生、共在与融合。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则是不同文化主体之间的相互平等、相互尊重。这种理论不仅与我国儒家思想中的“和而不同”观念几乎一致，而且也与我国今天倡导的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美美与共的精神相契合。中外合拍片是集中呈现不同文明之间关系的电影，应该明确秉持不同文化主体之间相互平等、相互尊重的原则，力求让不同国家、不同区域和不同民族的文化在影像世界中实现共生、共在与融合，进而让更多的中国文化元素、中国故事、中国人的生存图景与文化理想进入国际视野，为中国形象的国际传播和中国文化价值观的国际认同，为中国的全面崛起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打开一个生动、鲜活的视听空间。

　　（本文图片来源于豆瓣电影）

　　（作者：李震，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杜庆霞，陕西师范大学越南籍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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