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经历了疫情严寒后的中国电影产业而言，2023年春节档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年度的票房收益，更是关乎年度电影发展走向，甚至是未来几年中国电影产业发展趋势的一个重要风向标。正是基于此，寒潮回暖后的春节档，所肩负的产业使命，可谓非同寻常。这其中，立足于宏大历史背景，在百转千回、悬疑反转中荡气回肠的《满江红》，以及以恢弘史诗般的故事格局、科学的艺术想象，构建起超经验视觉体验的《流浪地球2》，则尤为值得关注。之所以值得关注，并非是因为这两部影片，仅仅六天时间就收获了50多亿票房，而是在电影观念、题材类型与表达手段、审美与价值取向等层面，极具代表性的反映出了，当下已然处于迭代升级进程中的中国电影及其发展现状。以及在叙事的意义表达层面，文化如何形塑了民族精神及其主体身份。

一

如果说历史叙事所书写的是一种可镜鉴当下的民族精神的话，那么针对未来的科幻想象，在跨文化的认同层面，则是基于历史与民族精神之上，所建构起的一种能够支撑人类文明得以延续、传承的精神力量。正是基于此，在针对历史与未来叙事的意义建构中，正如学者格雷姆·特纳所说，“我们能够发现我们的文化是如何认识自我的”。某种意义而言，《满江红》与《流浪地球2》这两部影片，在意图表达层面，所折射出的正是这样一种基于文化认同的精神实质。

影片《满江红》以小人物的视角，针对历史进行演绎。并且，小切口大命题的叙事策略，意图要表达和书写的，实际上是一种蕴含民族气节与价值信仰、极具民族性的精神气质。而《流浪地球2》在延续了前部作品，基于末世危机、人类不得不开启“流浪地球计划”的情境设定的同时，通过对使命、责任、担当与价值信仰的书写，试图在构建人类共同命运的叙事进程中，实现对民族精神的某种超越。就两部影片的文本立意与策划观念本身而言，前者实际上是对历史的一种断代浓缩。将历史的演绎，以断代描述的方式，浓缩在一个极具中国传统的幽闭宅院，通过虚构与悬疑叙事，在曲折翻转的曲径通幽处，去完成一种家国想象与民族精神气节的书写。而后者则是着眼于未来，在超现实的、超空间领域展开创造性的艺术想象。将未来基于人类文明的生存危机，置于现实与多维宇宙的碰撞和冲突之中，在现实与多维宇宙的交互中，寻找人类文明得以延续的可能性。

可以说，两部影片都是基于宏大命题的叙事，但在文化观念与关注机制层面，不同代际创作者之间的差异性，也显而易见。对于经历了中国电影产业化改革，拥有丰富市场经验的张艺谋而言，《满江红》的春节档定位，在包括演员、类型与戏剧性元素等选择层面，在取舍之间，把握准确。沈腾、张译、雷佳音、易烊千玺与岳云鹏等，一众实力派演员的组合，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市场的号召力。而基于戏谑、幽默、悬念，甚至是游戏化的类型杂糅的讲述方式，在商业企图层面，无疑是试图最大化地拓展春节档的观众群。

影片的故事格局不大，前十五分钟，围绕金国使者被杀，所带密信不翼而飞这一戏剧性悬念，建构起人物关系与主要叙事线索。而秦桧责令一个时辰“结案”的倒计时情节设计，通过人物焦灼、迫切的行动动机，合乎情理地将观众带入到一种紧张的规定情境之中，从而在有效引发观众对情节的戏剧性期待的同时，张弛有度地强化出这一段落的戏剧性节奏。而在影片的最后二十分钟，高密度的信息组织、夸张的戏剧性冲突，以及基于戏剧翻转的戏码设计，在雷佳音饰演的真假秦桧，“激情”朗诵“满江红”之时，已然达到了高潮，这也是该片最具情感触动性之处。此时，在不断翻转的各种“岔路口”中，已然有所迷失的观众，似乎是如梦初醒，所谓刺杀、复仇、密信等等，不过是引而伸之。在这场犹如“剧本杀”的迷阵中，众壮士前赴后继，不畏生死，只为“从此世间有了‘满江红’”。

如此情节设计，恰恰说明了张艺谋深谙商业片的运作，对于前十五分钟与最后二十分钟，在叙事结构与情节节奏控制层面的价值和意义。可以说，这两个时间段的节奏控制与戏剧性的冲突和翻转，在很大程度上，恰恰能够决定一部影片的商业价值。并且，就本片的视听造型而言，一直对中国传统文化情有独钟的张艺谋，在本片中杂糅了大量中国传统的视听造型元素。包括具有山西传统地域风格的幽闭宅院、河南梆子腔的音乐调性，甚至是参照戏曲的行当分类，对不同角色人物的类型定位等等，由此也构成了本片极具民族文化特征的表意形式与手段。影片的整体叙事，自始至终都被限定在一个犹如“大红灯笼高高挂”式的幽闭宅院之中。纵观张艺谋的其他作品，这种囿于深巷宅院中的家国意识，既蕴含一种父权制等级社会的观念形态，同时，也折射出一种文化无意识的压抑感。并且，这样一种意象，在张艺谋的其他影片中，也不同程度地有所体现。

而就本片的叙事表意本身而言，对深巷宅院狭窄空间的有效运用，一方面，可以从视觉感知到心理体验层面，潜移默化地构造一种紧张压抑的情节氛围。另一方面，大量运用无人机的垂直俯拍，表现众人急匆匆穿梭在窄巷中的镜头，在极具节奏感与极具梆子腔音乐调性的击节助力下，更在影片的类型与元素杂糅及其运用层面，让包括“网生代”和“游生代”在内的，更多观众群体，能够体验到一种游戏化的，基于“密室逃脱”般的情节趣味。而在人物造型层面，影片则大量借鉴了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行当分类：雷佳音饰演的真假秦桧，极具夸张的白色脸谱化处理，蕴含狡诈、多疑的人物个性；岳云鹏饰演的丑角副总管武义淳，既蠢笨又奸猾；易烊千玺饰演的亲兵营副统领孙均，则显然更接近矫健灵活的短打武生的造型形象。而两位主要角色，沈腾饰演的小兵张大与张译饰演的宰相府总管何立，则采用杂糅的方式，融合一些行当脚色的类型特征，型构起各自鲜活的角色个性与人物特点。紧紧围绕人物塑造展开叙事，也是构成一部作品得以成功的基本要素。

二

不同于《满江红》基于现实与历史维度，对过往民族精神的追溯，《流浪地球2》则着眼于未来，在跨民族认同与超现实的艺术想象中，建构起恢弘史诗般的故事格局。作为前部作品前传的《流浪地球2》，在文本策略层面，依据行业的惯例做法与成功经验，意图在承继和延续前部作品的口碑红利的基础上，针对当下观众的科学认知与审美取向，进行更具创造性的表达。

作为一部科幻系列片，《流浪地球2》将科幻电影基于某种科学假设的前瞻性与探索性，作为文本叙事的基本构建逻辑。在基于前部作品的主要情节与主要叙事元素的基础上，引入“量子意识”与“多维宇宙”等科学假设及其相关概念，并在情节建构、人物与人物关系及其线索构建等层面，对文本容量及信息密度进行有效的拓展。从而将人类面对末世危机的生存困境，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人类拯救行动，建构在现实世界与基于超空间的多维宇宙之间，既相互冲突又互为协同的关系中。这其中，冲突的矛盾构成，在人类文明现实延续的“流浪地球计划”，与基于多维宇宙的“数字生命”之间展开。而这一矛盾冲突所蕴含的一个反思性命题，也即是，未来世界与未来科技发展的不确定性，所必然导致的人类文明终极走向的问题。而这也恰恰是在跨民族、跨文化的共同命运层面，人类所需要共同面对和思考的重要命题。

值得肯定的是，影片在凸显“流浪地球计划”与“数字生命”的矛盾冲突中，并未仅仅陷入现实与虚拟二元对立的窠臼之中，而是基于多维宇宙的存在及其可能性的基础上，通过不断对人类发出警告的一连串数字符码，以及由刘德华饰演的数字技术专家图恒宇这条人物线索，将现实世界与超空间世界的协同关系，进行了一种探索性的表达。也正是基于现实与虚拟之间这种协同关系的存在，在影片的结局部分，彼时的图恒宇，已经通过智能量子计算机MOSS将自己与女儿的意识，输出为数字生命，并进入到多维宇宙空间中，甚至与MOSS融合为“强大的混合智能‘社会机器’”。在与现实世界的人们，协同一致的过程中，共同完成了“流浪地球计划”的重要一步：重启全球网路。这也是本片在叙事建构中，最具创造性的部分。在戏剧冲突的高潮段落，李雪健饰演的联合政府的中方代表周喆直，在联合政府总部的一场精彩演讲，揭示出了本片基于人类主体能动性的宏大主题：“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事实上，较之前部作品，作为前传的《流浪地球2》，已然不再将前部作品中，基于农耕文明的土地情结，作为意义建构的民族情感逻辑，而是在跨民族与跨文化的认同层面，上升到基于人类共同命运的，涉及未来人类文明终极走向的高度。尤其是在太空科技不断发展、量子力学与多维宇宙等科学假设，不断僭越经典物理学定律的今天，当人类文明不断向太空，向多维宇宙进行探索的过程中，如何构建超空间世界的秩序体系，如何在现实与多维宇宙中的协同关系中，延续人类的文明，恰恰是人类文化需要面对和思考的问题。

三

事实上，《满江红》与《流浪地球2》两部影片在春节档的市场竞争，更像是一场基于历史与未来、基于不同立场之间的“对话”。对话的内涵，既涉及两代中国电影人在经验、认知与观念层面的异同，也更涉及在意义建构与表达过程中，电影本身如何思考和定义，我们的文化和历史是如何认识自我，如何形塑了我们的民族精神的这一命题。某种意义而言，影片《满江红》在叙事的意图意义建构与精神指向层面，可以说即是这样一种定位。也即是通过历史叙事的方式，去反思历史，并在反思的过程中，试图去呈现、去揭示，或者是去还原，那种蕴藏在历史小人物身上的民族气节与民族精神。即便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已然埋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但是，他们身上所散发出的那种民族气节，那种能够穿透历史时空的浩然正气与英雄气质，恰恰是创作者意图要表达的一种精神。并且，这种精神所蕴含着的，即是对民族精神本身的自我认同。

不可否认的是，《满江红》文本立意所蕴含着的精神、气节，在情绪与情感的体验层面，对观众具有强劲的激励性。尤其是结局部分，那种极具仪式感的全军复诵，更是彰显出这种精神的强大感召力。但是，故事格局的局限性，也凸显出影片本身自相矛盾的各种问题，尤其是那种宅院式的家国想象，以及更多基于商业策略考量的，类型杂糅的形式手段，对于“满江红”如此宏大的命题主旨而言，的确存在褒衣危冠之感。事实上，在张艺谋的影片中，《满江红》难以跻身他的优秀作品之列，并且就艺术创作本身而言，这部作品距离张艺谋真正的艺术水准，还有更大空间，更大距离。可以说，较之本片的艺术性而言，商业策略的成功更具经验价值。

与之相对的，《流浪地球2》则定位于在超越民族性的跨文化认同中，去建构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对于包括郭帆等在内的当下新一代中国电影人而言，电影不仅仅只是一种艺术形式，一种文化商品，更是一种具有能动性的思想实验的场域。在这样一种场域中，电影的视听表达，不再只是对经验世界的再现，而是融合了经验视觉与超经验视觉的表达策略，针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进行一种蕴含探索性与实验性的艺术创造。在此过程之中，科学与艺术融合的理念，已然渗透于新一代中国电影人的创作与表达之中。也正是基于此，《流浪地球2》在科幻系列片层面的大胆尝试、大胆探索，也彰显出中国科幻电影的未来发展前景。

众所周知，科幻电影在中国起步较晚，且真正具有科学幻想意识的作品，却鲜而有之。究其根本，在观念认知层面，科学理性意识的匮乏，也是不争的事实。对此，著名电影评论家罗艺军曾经指出：“中国传统美学与西方古典美学突出的差别之一，在于中国艺术不像西方艺术那样重视对自然的客观认识，而更重视主观情愫的抒发及其社会功能。在艺术接受上亦复如此。”正是基于此，“流浪地球”系列及其所蕴含的科学意识，对于中国电影的发展及其类型体系的完善而言，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可以说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较之更有资历的老一代导演而言，年轻导演在创作层面的经验值与话语权的不足，也是极其现实的问题。首先，一部影片的容量是有限的，对于充满创作活力的年轻导演来说，想要表达的概念太多，必然导致在概念不断叠加的过程中，部分观众会产生接受的障碍。并且，越是急于表达更丰富的信息，反而越是会导致信息与意义的衰减。而在具体的情节构架层面，一些与影片主旨，或者是与主要线索叙事并不相干的戏剧性行动，在取舍之间，还需要有更强有力的把控。影片中刘培强与妻子那条情感线的处理，略显拖沓、冗余，尤其是回上海一场戏，不免有些画蛇添足之感。虽然对于影片最终较高的完成度而言瑕不掩瑜，但对于创作经验的积累而言，成熟的过程，也即意味着取舍有度的过程。

某种意义而言，未来电影产业的文化竞争，并不会仅仅局限在经验的现实层面，更会在超经验的虚拟现实的维度中展开。中国电影市场的繁荣，既需要聚焦于现实、历史的众多优秀作品，同时也更需要着眼于未来的，能够具有科学意识与科学探索性的科幻作品。无论是基于历史的反思、现实的观照，还是基于未来的科学探索，电影作为社会价值的载体与协调者，电影在文本意义的建构层面，始终肩负着基于民族精神的文化身份建构的社会使命。

（作者：孙承健，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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