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城南旧事》上映四十周年

不知不觉间，电影《城南旧事》已经上映四十周年了。所谓时光荏苒，大约就是如此吧。现在我们“旧事重提”，实在是有别样的意义，因为它不仅是关于电影的“旧事”，也关于中国。

《城南旧事》与电影旧事

就在不久前的5月22日，在《城南旧事》里饰演宋妈的郑振瑶女士离世，不禁让人心痛、遗憾。四年前，吴贻弓导演也远去了。小说的作者林海音女士已于2001年逝世。如今看，《城南旧事》似乎真的成了“旧事”。

这部电影是由林海音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来的，小说讲述了一个关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旧中国的横断面的故事，展示了老北京的社会风貌。原著首次出版于1960年，电影拍摄于1982年，上映于1983年。今天已经是原著所描写时代的百年后。无论是电影本身，还是中国，都经历了很多很多，发生了可以说是巨大的变化和发展。

然而经典之为经典，正在于历久弥新，在于时任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的吴贻弓在2006年去蔡楚生的家乡广东潮阳参加纪念蔡楚生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时，他在会上说的那句“现实主义依然不可替代”。那次会我也去了，和吴贻弓导演有一点近距离的接触。感觉他人很温和、文气和内敛，很有文人气质。2012年，吴贻弓接受采访时谈起这部电影，认为这是一部“慢热型”的电影，他说，“在快速消费的时代，《城南旧事》不像现在的商业大片，红火那么一会儿。《城南旧事》已经30岁了，还保持着每年播出3次的纪录。当然，不是在电影院里播出，是中央台每年春节、中秋节、国庆节都会播放。每次播映后，都会收到观众的反馈，也印证了影片的‘慢热’是有持久性的”。如今，对照彼时，时间又向前走了十年，经过时间的涤荡和沉淀，《城南旧事》中“淡淡的哀愁”添了一份时光的滤镜，而那“沉沉的相思”也更加“沉”。时间证明了它的经典性和强大生命力，在这个时间愈发加速的当下，《城南旧事》的“淡”和“慢”，影片遵循并贯通的现实主义创作，显得尤为可贵。吴贻弓曾明确主张：“中国电影的创作传统不外乎现实主义。这是中国电影一贯的主流。无论早期的创作取向，抑或延续至今，我以为大体都是如此。……中国电影无论从创作和接受两方面，也就是从为什么人和如何为这两方面来衡量，现实主义仍然是不可取代的。所以，我的根本观点是，中国电影应该坚定地走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在这个意义上，《城南旧事》从来不是“旧事”，逝去的时光无法将经典抹去，反而让它更添独具现实

主义民族特征的魅力与光彩，它不是“旧事”，而是电影的现在，是我们每个人正在经历的现在，也关乎电影的未来，这也是我们今天讨论《城南旧事》的意义。

“电影万岁”

《城南旧事》的经典是多重意义上的，无论是从文学改编电影的维度上，还是电影语言、电影本体的方面，抑或电影表演等层面，都可圈可点。已经有众多的文章对它的经典性反复讨论和验证，它的文学性、散文特质，它的现实主义民族美学价值，它的音乐，它的画面，等等。而我特别想回到原点，指出是它之于电影的意义。

在对吴贻弓的采访中，他坦言这是一部“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作品。他这么说：“这个电影在现在不可能诞生，因为这是属于上世纪80年代的深情，是在一个时代背景下产生的深深的共鸣。在拍《城南旧事》的时候，我当时想着将来怕是没有多少人会看这部电影，也没有过多去想怎样去感染观众，只是想着如何把我十分挚爱和同情的这几个人物诚实地呈现出来，并通过这些人物让观众认识上世纪20年代旧北京的画面，我的目的仅此而已。我希望全体创作人员都去爱这些人物，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用一点一滴的具体工作踏实积累到我们的影片中。但是有意思的是原本淡淡的影片，却间接地获得了一种浓烈感，这是一种通过观众实际感受之后补充加强起来的共鸣效果，是观众们‘想’出来的结果，我通过这部影片才真正觉察到。”

去看主创在当时的一些自白或回忆，会发现，如导演所说的那份对人物的“挚爱”和“同情”是深深印在每个主创心中的。饰演宋妈的郑振瑶坦言对剧本的情感是一种“迷恋”，从答应接这个戏到最后杀青，是创造出一个新的“自我”的精神生活的过程。饰演秀贞的张闽自白道，这是她最喜爱的角色，在角色中融进了自己的欢乐、忧愁、幸福和思念。

我想，现如今中国电影或许是缺乏这样一种“爱”，缺少对电影的深情。《城南旧事》中，它的每一个特写，每一个空镜，每一段音乐，每一句台词，每个细微的情绪，都是相当考究的，是导演及主创反复斟酌过的。它没有模仿的痕迹，带着一种朴素的真诚面对电影，面对观众，而这恰是最难得的。尤其在电影产业迅速发展的今天，电影制作的工业化是难以避免的，商品化的趋势也是一个普遍现象。当电影越来越像同一个模样的时候，又何谈对电影的“爱”与深情。《城南旧事》之所以经典，之所以过了四十年仍旧如此散发着魅力，正因这份对电影的爱与深情，无限打动着一代又一代观众的心灵。

《城南旧事》里的“情感中国”

除了对电影的那份爱与深情，《城南旧事》的核心命题是关乎中国，关乎“情感中国”的。它是一部非常“中国”的电影，指涉的是中国情感的命题，电影里处处萦绕的那份“沉沉的相思”是对“情感中国”最独特的呼应，将这种溢于言外的感情，自然地、朴素地、不露凿痕地传达给观众。

当下，关于“中国性”“中国学派”的讨论很热烈和丰富，学界的很多同仁对此都有研究。在这里，我想说的是，究竟什么是“中国性”，什么是“中国气派”“中国风格”，或许《城南旧事》给了一份很切实的答案。乍看上去，“中国”“中国性”是个很宏大的命题，实际上，在电影的具体拍摄和制作上，它会是一个“小”的切口。由小见大，方呈现出别具一格的味道。《城南旧事》就充盈着这样的“味儿”，独属于中国的“味儿”，因此它的气质尤其独特，到如今仍余“味”十足。

电影从小英子的孩童视角观看成人的世界，在童趣童稚童真中完成了诗化的表达。人的成长是从离别与失去开启的，当懂得何谓“知交半零落”，便意味着童年的逝去与个体的成长。天真可爱、聪慧伶俐的小英子相继与秀贞、小偷、宋妈还有爸爸“离别”，电影的结尾，伴随着《送别》的音乐响起，小英子长大了。五分多钟，没有什么太大的动作，没有人物对白，没有所谓的“戏”和情节，这样留白的设计让“淡淡的哀愁”达至顶点，前面积蓄的情绪在这留白中晕染和升华，幻化为一种强烈的情绪力量，相思反而愈“沉”。而在这份成长的背后，深藏着“情感中国”的厚重与浓烈。

同时，要注意到的是，情感真挚的同时，所谓“民族形式”几乎是水到渠成的。就像导演在《导演阐述》里所赞同的观点，“衡量一部影片民族特色鲜明与否的唯一尺度，应该是影片中反映民族生活内容的真实性和深刻性……只要我们把发生在这块中华大地上的人和事，按照它的原样真实地、深刻地反映出来了，那么民族特色也就一定会有了”。换言之，电影里的“情感中国”与“民族形式”是一体两面的。所以，电影里骆驼队的铃铛、北京的胡同、小英子各式各样的辫子、家居的陈设、小秋千、庙会，等等，犹如一幅老北京的风情画，是那么自然和有时代的质感。

在这个意义上，《城南旧事》的余“味”似乎总是言不尽的，只可意会难以言传。今天“旧事重提” ，就像一封情书，以电影的名义，既是关于电影的一封独特的情书，也是关于“情感中国”的电影情书。

（作者：丁亚平，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北京电影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延伸阅读：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纵览

为影视行业开拓更加广阔发展空间（丁亚平）

《傍晚向日葵》：诗意地探讨人生与命运（丁亚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