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的电影人倡导“电影是传播文明之利器”，他们热爱电影，更热爱借助电影所展现的现实生活和人民百姓，这些情感的视听外化借由电影人之手，让一台台卡麦拉变成梦境与现实、艺术与观众之间的连接，而青年导演正是手持这把利器的重要力量。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指出，“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就有源源不断的强大力量”。青年导演们把人生理想融入了国家命运，把对电影艺术的热忱化为创作的动力，这是青年力量的彰显，更是电影创作的未来。

中国第一代电影人郑正秋，24岁完成处女作《难夫难妻》，这也是我国第一部国产故事片。第三代电影人谢晋，31岁独立执导淮剧短片《蓝桥会》开启导演生涯。姜文也是在30岁自编自导首部作品《阳光灿烂的日子》。这些活跃在不同时代的电影人，用一部部经典的作品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集体记忆，更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完成这些作品时正值青年，是创作意识和创作思维最为旺盛勃发的时期，也是形成个人电影创作思维，进而以时代、代际等多重形式影响电影发展路径的重要节点。回望电影前辈们的累累硕果，站在新时代的发轫期，青年导演更是面临着多元化的机遇与挑战，“高峰”成为文艺攀登者的目标。尤其在新媒体和智能化的冲击之下，青年创作者代表着更多的媒介适应性和开创性，如何平衡短视频、网络直播等新视听形态与传统电影创作之间的关系？如何拓展电影创作的维度？青年导演正用作品给出自己的答案。他们不断思考，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探寻那些真实、真诚的情感和艺术表达，在刚刚好的年纪，收获艺术、纪录与故事的力量，在这些多元的影像建构中延续着中国青年导演不竭的创造力。

艺术为核，锚定传统文化，聚焦人性关怀，彰显电影视听本体的艺术价值。李旭，27岁完成大银幕处女作《傍晚向日葵》，讲述一个即将走到生命终点的癌症患者，回到记忆中的地方、寻找自我的故事。与我们惯常理解的青年群体对于新事物的无限追求相反，李旭注重“回头看”，一方面，李旭对人性的关注，使得影片视角回归人本质，对“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的人生课题，寻找答案，而寻找的对象既包括向外的，也就是对他者，比如皮影老手艺人、男童等，也包括向内的自寻。尤其是向内的自寻，延续中国传统电影的人物心理建构思维，往往借景抒怀，实现近似于《小城之春》城垣苍冷质感的“人景合一”，让景物成为人的外化，暗含着“天人合一”的建构，具有典型的东方意蕴美。另一方面，镜头运动和视听语言的质感又带有浓重的存在主义式的哲思，看似淡漠、轻写与柔韧的表征背后，是一股强大的信念感在推动故事主人公的心理动线。这种感知能够让观众在“存在”中明晰时间的意义，在时间中体会“存在”的定格。因此，年轻的李旭借由电影，使自己对传统、现实和未来的关注形成了某种基于人本体的完整的生命线，彰显出当代青年在艺术、哲思和现实议题之间的一种有前瞻性和引领性的正向选择。

《傍晚向日葵》

纪录为本，以小见大，用可见的寻常物，制造心理共鸣，映射物/人之间的镜像感知。王申，26岁时拍摄纪录片处女作《芳舟》，30岁完成第二部纪录片《石史诗》，以小见大地展现中西方文化变迁，尤其是《石史诗》以一块大理石的出海与回归，将当下贸易往来的全球化流动尽显。王申评价，“《石史诗》主要表现的是‘物’的流动……这部片子不是像一些比较传统的电影似的，给人建立共情，它更多的是某种克制的观察”。所谓克制，正是这部纪录片的亮点，也展现出当下青年导演把控细节、引入寻常物的能力。同时，这块大理石又不仅仅是一块石头，而是一种符号化的象征，其背后承载的宏大命题、宏大叙事更是在强大的对比和反差之中体现出了强大的张力。王申自言对个体共情的直觉力不足，但对于观众而言，一块看似无法共情的石头，链接希腊与中国之间的一次奥德赛之旅，或可称之为克莱夫·贝尔所说的“有意味的形式”的当代表达，意味与趣味并置，实现了物/人之间的共情，也就实现了创作者创作思维的传播。回望过去，青年导演的创作思维似乎呈现出一种“勃发式”的传播态势，这与青年群体渴望借由表达实现认可不无关联，但王申电影中的克制感，与李旭的“回头看”形成了一种不谋而合的群体逻辑自洽，甚至带有某种“光晕”感，因此这也给我们带来一种笃定的提示：我们能够确信这一代电影人的创作崛起，已然站在无数优秀作品的“高原”之上。

故事为王，感知百姓冷暖，体现基于现实题材的人文价值与商业价值的双赢。文牧野，32岁拍摄院线电影《我不是药神》，票房为31亿元，实现口碑和票房的双赢。影片以批判现实主义和真实改编的视角，对社会议题进行戏剧化的反思，实现从现实到故事的较好衔接。忻钰坤，30岁拍摄院线电影《心迷宫》，电影仅有170万元的投资，却打造出完整闭环的剧作结构，收获好评无数。对于现实议题的关注，是中国电影的一贯特色，从《难夫难妻》《姊妹花》《狂流》到“十七年”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老兵新传》，再到改革开放初期《生活的颤音》《苦恼人的笑》，现实始终成为创作者创作思维的重要锚点。实际上，对于现实题材的关注，与李旭对人性的关注、王申对克制的表达形成了由表及里的全面呼应，既有对中国电影传统的延展表达，又体现出具有浓烈情感色彩的时代感，这也正是现实性的明确指向。因此可以说上述三位青年导演的作品，实现了一种思想内核的共鸣，以及由此展现的不同类型和侧重点的影像表达。

要以网络为籽，全面多样地开发网络媒介新影像，以新视角带动青年导演的散播式影响。网络的力量不容小觑，短视频、短片、微电影等一众名词的兴起，对于传统院线电影而言，是一次次猛烈的冲击。这也迫使青年导演需不断直面媒介化生存样态的事实，一方面提升对于媒介认知的适应性，一方面从多样化的媒介中找寻更为有效果、有价值的影像表达突破口。因此我们能够从上述青年导演的案例中，发现他们潜意识或者更通俗地说，有骨子里自带的东方思维。艺术的、克制的、深刻的，这些词汇的叠加组成了当下青年导演在大银幕实现观念表达的关键词。再来看网络端的青年创作者，姚婷婷在28岁创作网剧《匆匆那年》，成为青春校园网剧的经典之作；刘畅也在28岁的年纪创作网剧《最好的我们》，斩获20亿+的播放量；田里31岁拍摄《河神》，这部作品呈现出章回体、网剧、电影视效叠加的全新视效。可以说，网络端的主要创作者即青年导演，他们与新媒体对位的年龄、认知、艺术思维和文化赋能等内外因素，使他们的才能在网络平台上得到充分发挥。给予青年导演以合适的平台，看似与传统院线另辟蹊径，又着实展现出并行发展的态势。

《最好的我们》

可以说，从电影到网络的发展，是媒介变革深度影响人类生存的一大表征。对于影像艺术创作而言，当下艺术家关注的重心理应放置于对“高峰”的攀登，而对于攀登多样化影像发展的“高峰”来说，尤为重要的就是路径。攀登，正是攀登者的路径。伴随媒介的不断多元化发展，路径也呈现出多元特征，既有交叉，又体现出独特性，因此对于青年导演来说，站在分岔路口的时刻可能正是思考影像创作思维、价值导向和传播维度的时刻。无论路径指向何方，作为影像创作者，我们都忘不了郑正秋的那句“在营业主义之上加一点良心”，又势必牢记洪深“影戏为传播文明之利器”“能使教育普及，提高国民程度”的电影教化思考，这些传统电影人为当代青年导演的创作提供了内核的驱动力，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坚守精神。攀登“高峰”的路，究竟有哪些？

这是一条中国电影人守正创新的攀登之路。对于青年导演而言，创新大多能够较好地形成对位，无论是技术、媒介还是传播，都能够自然而然地展现出创新性。难点在于如何守正，“回头看”逐渐成为一种警示：它既包含了诸如上文提到的导演对于人性本质的探索、对情感克制的再现，又在用一种无声的方式形成与流量至上、过度娱乐化等乱象的对抗。只有不断地“回头看”，赓续中华精神文脉，我们才能够更好地把握当下，更有信心地“向上攀”。这也是“两个结合”的要求所在，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坚守的主体性、文化创新的自觉性、文化精神的引领性，是当下青年导演的使命担当。

这是一条中国电影人扬帆起航的攀登之路。新时代赋予青年导演更多的机会和更广阔的空间，扬帆起航不仅指向了无垠的未来，更与守正对应，体现出鲜明的延展性。如何整装待发？如何在面对困境时真正做到迎难而上？如何战胜困难，勇攀“高峰”？站在当下，我们只有不断地“回头看”，不断从经验教训中总结经验，寻找共性，制定预案，才能够以更好的适应力去面对一切困难和挑战。比如上述青年导演并没有拘泥于网络新媒体的行业新形态，而是形成文化坚守与价值输出的合力，以多元化影像表达，建构青年导演影像创作的共同体，从而建构一条更有目标感、更具挑战性、更能打胜仗的攀登路径。

这是一条中国电影人不忘初心的攀登之路。对于青年电影人来说，中年、老年电影人不只是经验教训的供给者，而更像是“影像载道”的传播者。当下，诸多中老年影视创作者依然活跃在当下的影像创作舞台，也在不断尝试采用新技术、新媒介去完成对于影像的探索和建构，这是一种不忘初心的态度。他们和青年导演一起，建构着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攀登路径。不忘初心，也成为了有责任、有担当的青年导演为增强人民精神力量而创作优秀影像作品的动力源泉。对于这些年轻的创作者来说，关注人性哲思是底色，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根基，开拓创新是速度，多元呈现是目标，只有在这个过程中牢记把“做人的工作”和“推动文艺创作”深度贯通起来的使命，以人为本，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才能够站在“高峰”之上眺望更广阔的天地。

（作者：谢辛，北京电影学院视听传媒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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