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聚焦思政课教师的轻喜剧电影,《我要当老师》全面展现教育的育人本质,艺术再现了一代代思政课教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和赤诚情怀,集中体现了广大思政课教师乐教爱生、启智润心的仁爱之心和育人智慧。它用生动鲜活的影像语言诠释了高校思政教育工作的重要性,与当下社会发展、时代需求形成互文。同时,它用青年视角与青春叙事勾勒出青年成长过程中遇到的困惑与难题,彰显了思政课教师心有大我的理想信念和勤学笃行的躬耕态度,唤起曾经的青春记忆,也召唤着未来的青春希冀。
成长阵痛与自我意识觉醒
“成长”是艺术创作重要的母题之一。伴随着人物的精神成长和人格完善,成长叙事主要聚焦于叙事主体的认知提升和观念转变。“孙恒”有着“老师”和“学生”的双重身份,既是高校思政课教师的代表,也是带着“叛逆”烙印的“问题学生”。因而,“孙恒”超越具象化的个体表述,承担着典型化的表意功能,并在其生成的社会语境中关照教育与成长。
在闪回的过去时空,孙恒给父亲与高老师带去诸多麻烦,他逃学旷课、捉弄老师,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幸运的是,他遇到了“槽子糕”高怀德老师,他在高老师的精神引领下走向人生正途,终于明白“立志不坚,终事不济”的道理,完成了从“孩子—学生”的第一次成长转变。当孙恒成为高校思政课老师后,也曾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与否定,课堂效果差、学生不听课、同事不认可,甚至一度有了离职的打算。当他转变教学思路、走进学生心理,真切体会到老师的使命与担当,从内心接纳老师和辅导员的双重职责,从抗拒转变为热爱,完成了从“经师—人师”的第二次成长转变。
孙恒在高老师的帮助下实现自我救赎,同样,很多学生也在孙恒的帮助下实现自我成长。何睿在玩世不恭的外表下隐藏着对母亲的畏惧和失望,用跳河、旷课、出走的极端行为发泄不满,将此作为被迫放弃梦想的情感补偿。李晓珍陷入校园贷的陷阱,还遭遇情感上的信任危机,生活和学习都陷入困境。此刻,孙恒就成为高老师的镜像呈现,带着他们走出迷茫,赋予他们追逐青春梦想的勇气和力量。
师生传承与教育本质体现
有关“老师”话题的影视作品不胜枚举,而《我要当老师》最大的独特之处在于全面揭示教育的本质与价值,呈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在细腻展示老师陪伴、教育与引导的同时,更是折射出教师的人格光芒与职业魅力。可见,“老师”是职业,更是职责,不仅是知识输出与专业培养,更具价值的是精神引领与行为世范。
青少年是人格形塑和价值观确立的重要阶段,同时也是个体走入社会、担负社会角色的重要阶段,老师在此成长阶段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少年孙恒有高老师,青年何睿和李晓珍有孙老师。孙恒将自己得益于高老师的师者教诲传承发扬,持续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
高老师的教师日记记录着每位同学的性格特征、家庭环境与成长轨迹,他从未因学生顽劣而放弃,秉持着一名人民教师的育人使命。孙恒决心改变课堂教学模式后,从照本宣科转变为生动阐释,撕掉可以“拿捏”学生的点名册,将每位同学的情况了然于胸,坚信“亲其师,才能信其道”。高老师退休后仍坚守教学第一线,前去边远山区支教。孙恒也响应国家号召,带着学生去支教兴农。这就是传承的力量。
如果说高老师将钢笔赠与学生时代的孙恒,代表着知识的传递与学识的培养,而当镜头转向成年后的孙恒,则升华为信念的传递和信仰的传承。从两代人之间的行为接续可见育人初心的代代相传,这一小切口可见中国教育事业的大篇章。
影片没有刻意美化成长之路,也不粉饰成长的烦恼。它跟随当下中国青少年成长的现实路径,在现实与回忆中将老师与学生、学校与家庭、社会的关系紧密结合,趣味化、艺术性地展现老师与学生的共同成长、学校和社会的协同助力,诙谐中不失严肃、嬉笑中不乏思考,全面描摹美好的青葱岁月。
(作者:王利花,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郝静静,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山西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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