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举办期间，一部取材于陕北佳县医院路生梅医生的电影《陕北往事》进入展映环节，给在场观众带来强烈震撼。2020年疫情初发时，一位76岁的陕北女医生向组织写《请战书》，要求到武汉抗疫一线去，理由是“因为背上有责任、心里有使命，因为我是中国医生”。这位医生就是1968年从北京第二医学院（今首都医科大学）毕业后，扎根当时艰苦的陕北革命老区佳县，为当地百姓治病50多年的路生梅。她不计个人得失，拒绝各种诱惑，扎根贫困山区半个多世纪，全心全意为百姓服务的事迹，以及她为国为民勇于奉献、敢于担当的精神，深深感动着当地百姓。因此，大家产生了用电影这种大众媒介形式去讲述她的故事的强烈冲动。笔者作为佳县人，也作为长期从事文艺批评和实践的电影工作者，情不自禁地加入到组织、策划这部电影的工作中，并邀请老朋友曹建标执导。

《陕北往事》开拍于2020年冬零下20几摄氏度的佳县黄河岸边，经历疫情防控期间的种种波折和坎坷，终于于2024年春取得放映许可。作为这部电影的参与者和观众，笔者对这部电影的创作初衷和观赏效果，有着诸多切身感受和理解。

以“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用文艺片唱响主旋律

讲述路生梅的事迹及其持久的奉献精神是时代的主旋律，而主旋律电影不应该是由概念、口号和浅白的宣传话语构成的，应该用深入人心的艺术方式去唱响，这是《陕北往事》的创作初衷，也是对其观赏效果的预期。由此，这部影片选择用文艺片的方式去讲述路生梅的故事。既然是文艺片而不是传记片或纯粹的纪录片，就必须以“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在路生梅的人和事基础上进行艺术创作。因此，影片的主人公被定为路冬梅，其他涉事人物都在基本事实基础上进行适当的虚构和艺术加工。影片所拍场景也都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实际情景进行还原，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陕北的自然、文化和社会环境，改革开放以及进入本世纪以后这些环境的变化等。在此基础上，影片站在今天的视角，回溯了路冬梅与三个陕北人（羊皮袄大哥、李保国、高胜利）的关系构成的往事，讲述了路冬梅作为一个从北京来的女大学生一步步适应陕北的艰苦环境，与陕北人结下深情厚谊，在陕北人黄土一样厚重的爱的感动下，决定永远留在陕北，将自己的爱和生命深深扎入黄土地的种种经历。其中，有路冬梅作为一个儿科医生，在佳县医院还未分科室的情况下，变为一位全科医生；有她不分昼夜骑自行车或徒步到山沟的土窑洞去接生、做手术的情景；有用科学治疗去改变作为“阴阳先生”的羊皮袄大哥用“跳大神”方式治病的过程等。在这些情景中，羊皮袄大哥一家对路冬梅的“娘家人”式的兄妹之情；男护工高胜利对路冬梅的精心呵护，以至在没有洗澡条件的情况下，在黄河滩砸下冰块、用晾晒的医用被单围起火炉、让路冬梅在其中洗澡，自己站在外面“站岗”等桥段，都感人至深、催人泪下。

通过这些剧情，深切地道出了路生梅与陕北人民的深厚感情，道出了一种精神的生成与一块土地的关系。正是那块流淌着深情厚谊的黄土地，给了路生梅扎根，并生长为一棵精神大树的可能。这样的讲述不仅真实、生动，具有内在的艺术审美价值，而且正是当今时代迫切需要的主旋律。

以故事片与纪录片的兼容，实现艺术性与真实性的统一

《陕北往事》的创作理念，既有想用故事片的方式追求艺术效果的初衷，也有将路生梅的事迹真实表现出来的“记录”动机，最后达成的创作思路是以故事片为主调，兼容纪录片的表现方式。

影片以对路冬梅经历的三段往事的追忆为平行叙事线索，作为故事片的结构，并由此获得虚构和艺术加工的合理性。同时，又以三种方式嵌入纪录片的元素：一是影片的色调、场景的真实性，以及故事的讲述方式均具有“记录”色彩；二是影片在结尾部分让人物原型路生梅出场，并以其耐心、温馨地为患者诊断，用一口纯正的佳县方言，回应前三段故事中讲述她与陕北百姓之间水乳交融的情感，由此保证故事片与纪录片在内在精神上的一致性；三是在三段往事的叙述与真人出场之间，用字幕简要介绍路生梅的真实身份和事迹。这种将故事片与纪录片兼容的方式，既保持了影片的艺术风格和审美价值，又突显了路生梅事迹和精神的真实性。当然，这种方式并不是本片独创，以往的一些经典电影中也曾出现过，如好莱坞大片《泰坦尼克号》中的女主角萝茜，在全片讲述的故事中是一位戴着钻石项链、年轻貌美、经历了传奇爱情的女子，而在片尾直接将这位女子的原型、“泰坦尼克”号沉船事件的幸存者、百岁老人萝丝·道森请上银幕，让影片在充分展示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浪漫故事的艺术性基础上，使故事具有了真实感。

《陕北往事》所讲述的故事虽不像电影《泰坦尼克号》那样惊心动魄、美艳绚烂，却具有“润物细无声”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影片不仅能够以路冬梅和陕北人民的真实情感打动人心，而且用一系列意象使故事得到诗意的升华，如李保国自行车的车铃，从年轻时的无意丢失、路冬梅要求去寻找，到进入老年后作为礼物相赠；如黄河边上两次出现的跑动中的白狐等意象，均极富诗意化的象征意味。而人物原型的出现不仅使故事和艺术形象获得了真实感，且在与艺术形象的内在呼应中，让故事片中的诗意回到了真实的路生梅身上。

以温婉的微观叙事讲述一种精神的伟大

路生梅医生在获得国家授予的“人民医护工作者”至高荣誉之前，曾说自己没有做过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只是陕北人民的爱深深感动了她才留下来，用精心为百姓看病来回报。这不仅表现出她的谦卑和朴实，更重要的是恰恰可以见出其精神的伟大。事实上，不是所有的伟大都是由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事所构成，那些感人至深的、可以触摸的伟大，是可以由平凡的细节、无悔的坚持构成的。

《陕北往事》的艺术风格与路生梅的事迹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影片没有虚构一些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剧情，而是用温婉的微观叙事，讲出了一种朴素而真实的伟大。只要观众深入体会一下影片中这样一些细微的情景，便会真切地感受到这种伟大。比如，路冬梅和李保国在土窑洞里给农民做外科手术，做完后站着吞食粗糠窝窝头的情景；羊皮袄大哥的儿子结婚时，路冬梅给新媳妇梳头，丈夫高胜利念着当地婚俗中的吉言的情景；路冬梅给贫苦患者开最便宜的药、拒绝医院的绩效考核、退还高额报酬，轻声而有力地问给她讲大道理的院长“医院什么时候变成市场啦？”的情景；路冬梅坐在高胜利家土窑洞里的土炕上，给高胜利的老母说，我决定不走了，我们结婚后，咱家的日子就好过了的情景；在羊皮袄大哥临终时，路冬梅成为唯一的陪伴者，并将腿伸进羊皮袄大哥的被子里，倾诉衷肠，还有为给羊皮袄大哥死后剃头磨剃刀的情景……

这些情景的背后是路冬梅的身世——一个生长于首都北京、医科大学毕业的女大学生，与陕北普通人和艰苦的环境构成的强烈反差，成为影片感人至深的潜在因素。而这些貌似琐碎的情景告诉观众的是一种平凡的伟大：一个北京来的女大学生在半个多世纪中，将自己的生命深深融入到一个贫苦山区的苦难里、乡俗里、方言里，融入到了百姓的家里、心里和生命里，并用自己的一生、用自己的医术，去守护这里的百姓。正如她在《请战书》里所言：“我愿把生命留给患者”。事实上，她已经将自己的生命留给了陕北的百姓，留给了那块流淌着真情的黄土地。

（作者：李震，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名誉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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