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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归途》:凡人挺身而出,只因价值观的力挺(龚金平)

2022-10-20 阅读: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龚金平 收藏


国庆档热映的电影《万里归途》根据真实撤侨事件改编,讲述了中国外交官为保护海外同胞的安全,在异国险境里,用勇气与智慧打开一条生命通道,从危险的战争地区撤回同胞的故事。

《战狼2》中,中国撤侨的主心骨是一名解放军前特种兵;《红海行动》中,深入战乱国家解救同胞的,是一队精锐的海军陆战队员;《万里归途》中,主人公则成了手无寸铁的外交官。这意味着,《万里归途》不会有精彩的动作戏,也不会有真刀真枪的正邪对决,而是着力于文斗和智取。这样,影片的情绪氛围反而更令人揪心,观众会好奇,一群平日穿西装、习惯了在电脑上处理工作的文职人员,该如何去应对那种惊心动魄的局面。

《万里归途》中的外交官宗大伟,冷静干练,有过临危不惧、坚定果敢的表现,是一位久经沙场的“老将”。而初出茅庐的成朗,则显得稚嫩、懵懂,说话做事都不够老练。这说明,影片深入领会了经典编剧法对“人物参差感”的内在要求。影片的两位主要人物,在人生阅历、性格、价值观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差异或者冲突,从而为后续情节的发展预留了足够的空间,更为人物关系的改善、人物的成长轨迹铺设了饶有兴味的悬念。

不过,《万里归途》最成功的地方,并不是对经典编剧法的积极实践,而是它对“英雄”的塑造,体现了一种平民化、凡俗化的策略。人物的所有壮举,都不是源于他是一位“天选之子”,而是基于特定情境下的自然选择,是每一个普通人都有可能抵达的人格高度。这无疑使人物和剧情更容易引起观众的认同与共鸣。

宗大伟决定去帮助被困在边境的中国同胞,这不是他的主动请缨,而是他的好友章宁牺牲之后,大使馆再也派不出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通过不屈不挠的沟通与努力,打动了签证官,完成了撤侨任务之后,他本可以回国,但他略作犹豫就再赴险境,因为章宁的妻子白婳还处于失联状态。作为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的一等秘书,尤其作为章宁的朋友,他无法轻松自如地抽身离去。此后,宗大伟的几次义举大都源于职责和情义。

宗大伟不是义无反顾的英雄,也不是顶天立地的斗士,更不是没有生理感觉和情感牵挂的“神人”。他只是一个普通人,一个有自己的身心疲惫和职业倦怠、有自己的顾虑和打算、有真实的恐惧和绝望的普通人。但,宗大伟又终究是一位英雄。在所有的两难情境中,他遵从了内心情感的召唤,坦然地直面良知的拷问。他身上没有个人英雄主义的光环,更没有超能力加持,他因身份和使命,以及众人求助、信赖的眼神,被动地做了“领导”,并强作镇定,假装一切都胸有成竹;他能依凭的,不是与生俱来的勇气或过人的战斗力,而是在生死一线间从心底激发的勇气、智慧和良知。宗大伟甚至还向成朗暗示,自己之所以如此奋不顾身地救助战争孤儿法提玛,可能还有一己私心。曾经,他无法去救一个小女孩,这个心结似乎变成了科学难以解释的诅咒,与他的妻子后来流产联系在一起。这次,他的妻子又怀孕了,他担心如果对险境中的孤儿见死不救,上天会再次夺去他的孩子。正是在这些带有人间烟火气的心理活动中,人物变得亲切可感,又令人肃然起敬。

《万里归途》采用的是经典的戏剧式结构,即人物为了达成某个目标,一路披荆斩棘,最后大功告成。这种情节设置方式,对观众最大的吸引力,就是人物在遇到层层加码的障碍时,如何攻无不克。《万里归途》不想将这个过程处理成如闯关游戏般的“爽剧”,而是尽量对主人公进行“祛魅”处理,刻画他们的凡人本色,进而高歌良知、勇气、正义、坚持的力量。“祛魅”处理后的人物显然是不完美的,不仅使得人物更加丰满、生动,更进一步凸显出人物所承载的内在情感与主流价值的动人心魄。

在一处废墟中,宗大伟捡到了一本烧焦的《一千零一夜》,他把书送给了法提玛。在宗大伟带领中国人穿过危险和杀戮之地,完成步步惊心的归国之旅时,法提玛用画外音的方式读着书中的《辛巴达航海记》故事。影片试图将宗大伟类比于辛巴达,认为他们都是历经困厄,生死置之度外的冒险家和英雄人物。其实,这是一种误读。辛巴达与宗大伟、成朗之间有着形似而质异的内在区别。辛巴达能够逃出生天,大部分时候靠的是运气和别人的善良,而且他的航海动机主要是为了获取巨量的财富。宗大伟和成朗则一路“厄运不断”,他们之所以能够经历奇迹和冒险,不是依靠上天的眷顾,或者他人的慷慨,而是凭借着坚定不移的决心和强烈的责任担当,以及他们身后有强大的祖国作为坚实的后盾。

影片中虚构的努米亚共和国,政府官员腐败无能,叛军疯狂、暴虐、虚伪、极端,双方对国家建设无所用心,没有高远的目标,更没有对人民福祉的顾念。而中国大使馆对中国人的救助不计成本,工作人员不顾安危,只身赴险。这种对比,无疑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宗大伟回国后,元宵佳节的北京城宁静而温馨,万家灯火为团圆而闪亮。宗大伟上楼时,遇到邻里间的争执,一户人家装修扰民,引起邻居的不满。对于经历过大场面的宗大伟来说,这种争执他连多看一眼的兴趣都没有,这甚至反衬了中国人生活的安宁、富足。在影片的彩蛋部分,宗大伟更是把成朗拍摄的视频资料关闭,劝成朗的父亲别看,并指了指眼前的碧海金沙、游人悠闲的生活状态,说:“看这个多好。”确实,在战乱国家经历的炮火、混乱、离丧、命如草芥不堪回首,他因而无比珍惜眼前的幸福、祥和。

《万里归途》并不是一部完美的作品,它在人物的一路险途中,还是过多地使用了“巧合”,这和影片纪实性的影像风格产生了一定的抵牾。而且,相对于大量出现的不规则构图和动态构图,以及粗颗粒的新闻摄影画面,影片的人物设置策略和情节编排思路,偶尔也显得过于精巧,缺少一种粗粝质朴之感。

但是,《万里归途》仍然是一部有诚意、有高度的作品,我们在影片中不仅看到了两位平民英雄所创造的不凡故事,更看到了影片对国家形象的塑造。它依托真实撤侨事件,“再现了在海外坚决保护本国公民的中国态度,也在国际背景的故事架构中体现出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姿态”。


(作者:龚金平,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复旦大学副教授、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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