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主办的电视剧《功勋》创作座谈会在京召开

《功勋》海报

仲呈祥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著名文艺评论家

新时代的创作要为民族复兴提供精神能量

仲呈祥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最深层、最根本、最永恒的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常写常新的主题。”新时代的电视剧创作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精神能量，要书写中华儿女对民族命运的拳拳之心、对祖国大地的兹兹之念、对国家富强的殷殷之望。

　　电视剧《功勋》以深刻的笔触，精准地定位到每一位功勋人物的“高光时刻”，紧扣爱国主题。“为了千千万万个二妞”——是李延年的肺腑之言，承载着“最可爱的人”以身殉国的伟大精神；“你怕谁就变得跟谁一样强”——是于敏对“落后就要挨打”的沉痛体悟，是热爱祖国、无私奉献的“两弹一星”精神；“必有一粒种子可以使万千民众告别饥饿”——令袁隆平数十年穿越千山万水，他的“禾下乘凉梦”是对祖国、对人民最深沉的爱恋；“隐姓埋名三十载，名利看得淡如水”——是核潜艇专家黄旭华这位“中国的脊梁”的人格操守；“像青蒿一样淡泊却情系苍生”——是屠呦呦厚德博爱的精神风貌……电视剧《功勋》以八个弘扬民族精神的爱国故事，扣动了广大观众的心弦，这是一部闪耀着爱国主义光辉，彰显中国人骨气与底气的为功勋立传、为历史画像、为时代明德的优秀作品。

　　《功勋》发挥中篇电视剧独特的审美优势，以紧凑的结构、典型的事件、细节的魅力，集中描摹功勋人物的苦难而辉煌的经历。功勋人物的故事，带领观众体会了普通生活中难以体会到的苦难与辉煌，激发了普通生活中难以激发的振奋、鼓舞人心的精神力量。“勿将小悲欢当做大世界”，观众在《功勋》的审美体验中，突破了生活的小悲欢，于崇高的大世界中获得了精神的净化，提升了思想的境界。如马克思所精辟阐述的那样，我们为“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的伟大精神所感动。

　　同时，《功勋》还以成功的艺术实践为濒临消亡的中国中篇电视剧创作在新时代再现独特的审美优势，重放言简意赅、凝练节制的中华美学精神光彩，探索了一条行之有效的新生路。

《功勋》剧照

郑晓龙 电视剧《功勋》总导演

捕捉每一位功勋人物的高光时刻

郑晓龙

　　经过两年的创作打磨，电视剧《功勋》在今年国庆节前与观众见面了。

　　这是一次极具挑战的主题性创作。八位功勋人物事迹丰厚，观众耳熟能详，而电视剧篇幅有限，如何通过人物、情节、画面浓墨重彩地表现出来，重点拍什么、怎么拍出新意，怎样把握真实与虚构的关系？这是一重挑战。 《功勋》包括八个单元故事，八个剧组，整个摄制团队超2600人，如何做到既有整体性又有各自的风格？这又是一重挑战。

　　我认为，无论什么样的题材，创作者的目标都是要拍出观众喜欢、老百姓爱看的作品。要用讲得好的故事，让人记得住、让作品传得开。随着剧集播出，观众在各个平台留言“感动” “致敬” “泪目” “破防”，这些反馈让我们特别欣慰，创作者的用心，观众感受到了。

　　回顾《功勋》的创作过程，我的体会归结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一，作品的成功首先归功于功勋们自带光芒。他们的精神境界、他们的人格魅力、他们在平凡人生中创造出的不凡功绩，为这部作品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首先他们是感动中国的功勋人物，其次才有我们感动观众的故事。

　　第二，做好解题和破题的工作。每个功勋一生中都做过很多事，写什么？不写什么？根据什么进行素材提取？我们回到源头，努力去理解国家以最高规格、最高荣誉褒奖英雄模范的深意：表彰功勋，就是要弘扬他们忠诚、执着、朴实的鲜明品格，要为大众树榜样，为国家立精神！理解了这点，我们就找到了解题思路，也找到了破题的切入点，那就是“高光时刻”。此外，我们还必须找到每个功勋人物的职业特点、性格特征和所处时代的不同，这样才能创作出个性化的、有血有肉的、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功勋人物形象。

　　第三，我们在创作中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和创作态度。核心要求两个字：真实。不仅是细节真实，如服装、道具、场景等都要尽力还原；还要有时代的真实感，人物的说话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精神状态都要努力还原当时的历史年代，不刻意拔高，不喊空洞的口号，不搞伪激情，既要写出不平凡人的平凡，也要写出平凡人的不平凡。由此，我们约定一致的基调：各个单元都要努力抓住每个功勋人物的精神内核，着重塑造好人物，写好人物的成长，一定要让观众觉得功勋人物也是血肉之躯的平凡人，但他们却做出了不平凡的事。

　　第四， 《功勋》的创作离不开相关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和有力支持。这是一次中国电视剧人集体努力的创作。

《功勋》剧照

赵彤 中国文联电视艺术中心副主任

融非凡于平凡、融超常与家常于一体

赵彤

　　世代出英雄，英雄有世代。 《功勋》所书写的功勋人物， “是千千万万为了党和人民事业作出贡献的杰出人士的代表”，是具有鲜明时代标志的英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勋杰。通过他们的故事，我们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什么行和中华优秀儿女为什么好。

　　《功勋》的英雄叙事别开生面。在寓非凡于平凡之中、融超常与家常为一体的艺术手法中， 《功勋》向观众展现了首批八位“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在共和国创基立业、爬坡过坎时的奋斗历程。他们都渴望着国家强盛的到来，如于敏所言“我们造的是国家的底气，国家存亡的事，必须干”。他们都胸怀“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赤子之心，如张富清告诫子女“人只要活着就要关心国家大事”，或如袁隆平写下“愿天下人都有饱饭吃”的题词。他们都立足在阵地、基地和田地，寄意寒星荃不察，敏于事而讷于言，在兀兀穷年中孜孜以求。黄旭华研制核潜艇前后历经30年，屠呦呦以大海捞针的“笨功夫”验证民方数百个，申纪兰的口头禅是“我能受”，于敏借古抒怀的一句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功勋》弘扬的是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穷且益坚的精神底蕴。穷且益坚不易，达而益坚更难。今天，在新中国经过70多年奋斗，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之时，在国家实力和物质条件强大充裕的条件下，我们如何保持坚毅的进取精神，如何创造新的功勋，这或许是《功勋》带领我们在缅怀英雄前贤功绩之后，留下的思考。为国家和民族而奋斗无上光荣，这是前贤心胸，更应是后来者的襟怀。

《功勋》剧照

张斌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视听艺术委员会委员，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副院长

三重视角看重大现实题材电视剧《功勋》

张斌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英雄不是凭空产生，而是从人民中诞生的。作为英模单元剧，电视剧《功勋》非常突出的一点就是在叙事上形成了英雄与伴侣、英雄与战友、英雄与主管者三组人物关系结构，既以此烘云托月，又以此彰显个人与集体、与时代的紧密关系，从而从更多维度和更深入的层面塑造英雄形象，传播英雄精神。

　　功勋背后：牺牲成就英雄

　　功勋们的伟大业绩当然来自他们自己的卓越贡献，而这贡献却往往意味着其它方面的极大牺牲，首先就是自己最亲密的爱人和家庭。“军功章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就是对这种情况最通俗的表达。《功勋》根据英雄们从事工作的性质，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家庭关系的叙事向度。一种是主人公从事的是高度机密的国家重大科研任务，如氢弹、核潜艇、导弹等。工作的保密性质，使得他们无法告诉亲人自己究竟在做什么，甚至长期与亲人处于分离状态。另外一种是主人公从事的工作虽然没有保密性质，但同样面临需要长期投入工作而难以顾及家庭，如扶贫、育种、制药等。这两种情况均会导致矛盾冲突，形成公与私，家与国的撞击与选择。

　　前者在《无名英雄于敏》中体现得最充分。由于妻子孙玉芹和孩子均不知道于敏在做什么工作，以至于遭到周围人的质疑与嘲弄。妻子孙玉芹怀孕临产也只能独自上医院。妻子承担了家庭的一切，关心于敏的父母，每月按时寄钱，抚养儿女平安长大。孙玉芹虽然对丈夫有抱怨有不满，但她心里知道，丈夫是在给国家干大事，便有了更多的理解和支持，因此，在部里的新年联欢会上，孙玉芹才能说出“这个国家，不仅靠男人们顶着，也靠咱们顶着”这样的话。当氢弹爆炸成功的消息传来，于敏主动找妻子要酒喝，刮掉胡子展开国旗的时候，孙玉芹完全明白了丈夫为这个国家所做的一切，也明白为什么丈夫那么喜欢诸葛亮的《后出师表》——那是他为国奉献的心迹和动力：“国家存亡的事，必须干”。

　　后者则以《默默无闻张富清》最典型。张富清在战争年代有过显赫战功，但他却一辈子隐藏功劳，只因为他有一个朴素的信念：战友们都牺牲了，我要帮他们完成愿望。不过这信念在家人看来却不近人情。退伍转业本来可以留在大城市或回老家，但张富清却选择了到最穷的偏远地区当副区长，常年在最贫穷的地方驻村帮助老百姓脱贫。他视老百姓为亲人，把妻子舍不得吃辛苦攒下的粮食送给烈属大娘；他身先士卒，带领老百姓修成水电站，但大女儿建珍却因脑膜炎救治不及时留下了终身后遗症；在机构改革的时候，他动员在供销社工作的妻子主动下岗，妻子晕倒住院却无钱交医药费；他不许儿子建国毕业找工作时搞特殊，只能去林场种树；母亲去世时因在修路的紧要关头也无法回家。张富清真正做到了一心为公，爱民如子，舍小家顾大家，履行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庄严承诺，而他的妻子和孩子却实实在在为此作出了巨大的牺牲。

　　我们从孙家栋与魏素萍、袁隆平与邓哲、屠呦呦与李廷钊、黄旭华与李世英等夫妻身上均可以发现类似的叙事结构。这种普遍性的人物关系，反映的是一个共同的结论，那就是英雄背后的家人和家庭的理解和支持，才是他们取得常人难以企及功勋的最牢固基础。同时，电视剧也通过英雄和家人、家庭关系的展现从情感维度累积了观众对主人公看似难以理解的选择的认同，增强了电视剧的感染力和人物的可信度，塑造了有血有肉感人至深的英雄形象。

　　功勋之内：合作铸就英雄

　　如果说家人、家庭是成就英雄的基础，那工作团队就是铸就功勋的熔炉，同时也是故事展开的核心情节构造。《功勋》对英雄和团队关系的描写，生动体现了共和国英雄鲜明的集体主义性质。

　　在核心团队成员的关系构造上，我们可以发现一种从冲突到融合的叙事取向。于敏刚进入氢弹研制团队的时候遇到陆杰，黄旭华一开始就碰上严保国，前者是本土科学家，而后者则是留学精英。这一方面说明了氢弹、核潜艇等尖端科技少不了对国际科学前沿的了解，同时也隐含了在那样一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只有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立足自力更生的自信才是成功的基础。因此，于敏敢于质疑美国权威期刊上的数据，黄旭华也大胆指出国外期刊文章上提出的方案是不可行的。于敏毛线杯套的搪瓷缸与陆杰精致的咖啡杯就是这种关系的一种形象象征，但最终他们却能为了国家事业和谐共存。孙家栋与黄志明本身是留苏的精英，但在苏联同学安德烈面前却发出了“拿别的国家的荣誉算什么”的感叹。在苏联专家撤回之后，他们携手最终将《东方红》的乐曲成功送上了太空，开启了中国的航空航天时代。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研制工作，如果没有谭胖公、李必湖、尹华奇的倾力相助不可能那么快成功。屠呦呦能发现青蒿素，当然也有523课题组成员李国桥等人的巨大贡献，就像屠呦呦反复强调的那样，这是“大家的功劳，是一个集体的劳动”。而对于志愿军指导员李延年而言，这种团队就更加明显而重要，没有营长、教导员和团长的信任，以及每一位战士的英勇牺牲，346.6高地是守不住的。

　　除了核心团队成员之外，《功勋》还通过对外围成员的描写，更进一步延伸和突出了主人公与他的事业的集体性质。在《无名英雄于敏》和《孙家栋的天路》两个单元中，由于涉及氢弹制造和导弹发射试验，因此故事也就自然延伸到了技术工人和发射场工人群体，分别以一号工艺组组长范师傅和发射场工程队队长李东海为代表。通过于敏、孙家栋与两人在工作中的冲突与和解，很好地阐明了即使“理论问题解决了”，如果没有千千万万参与其中人的努力奉献，这些大国重器也不可能在我们国家最困难的时候被我们研制出来。《袁隆平的梦》这一单元中，袁隆平的“禾下乘凉梦”是童年时期妈妈在他幼小心灵中种下的神农的种子，这颗种子在他下放劳动实践时被广田叔临死也吃不上一碗白米饭的悲剧所激发而成为一生的追求：愿天下人都有饱饭吃。

　　《功勋》通过从核心到外围成员的叙事安排，一方面突出了英雄伟大功勋来自何处，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再伟大的个人成就都是集体开出的花朵，合作才能铸就伟大功勋。

　　功勋之外：时代造就英雄

　　时代的召唤是英雄建立功勋的出发点。《功勋》正是展现了伟大功勋和时代之间的紧密关系。在共和国成立之初，国家处于一穷二白基础极端薄弱的状况。为了国家安全，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我们决心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李延年”们就挺身而出为国出征。在新中国成立的鼓舞下，申纪兰勇敢提出“男女同工同酬”并被写进宪法，为国家发展贡献了基层百姓的经验与智慧。为了不受帝国主义的核讹诈，将大国博弈的重器掌握在自己手中，在“一万年也要搞出核潜艇”的自力更生精神的鼓舞下，于敏、黄旭华、孙家栋等人隐姓埋名几十年，埋首伟大事业而不为人知。面对疟疾对老百姓和军队士兵生命健康的威胁，屠呦呦等从数千医方和传统中药中筛选提炼青蒿素，造福世界。为了老百姓能吃饱饭的朴素愿望，袁隆平毅然走上探寻杂交水稻种子的南来北往数十年的生命历程。为了造福百姓，自觉践行一个党员的崇高使命，张富清隐藏功名全心奉献，书写了一个纯粹的人的颂歌。这些英雄建立的功勋，正是对时代使命的无悔响应，是自觉把个人事业融入国家需要的结果。为此，他们可以转换专业、放弃待遇、承受误解，乃至献出生命。

　　如果说时代使命给予了这些英雄历史舞台，那么在这舞台上的成功也需要许多“后勤”保障。这保证了他们在面临困难或者出现障碍的时候，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于敏的前面有所长郝国志的信任和支持，以至于郝国志牺牲时于敏悲伤不已。孙家栋的背后有钱学森的信赖和聂荣臻的支持。屠呦呦的工作得到所长和部长的支持，虽然军代表有时会给屠呦呦的研制工作造成困难，但在关键时刻，他明白523项目意味着什么。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如果没有国家科委的一纸公函，以及上级领导陈洪新的肯定几次救其于危难之际，他的禾下乘凉梦也不可能实现。而申纪兰之所以能有勇气提出并坚持“同工同酬”，离不开李华的鼓励和媒体记者的点拨。由此可见，英雄建立的功勋与制度性的支持和具体组织领导的关心不可分割，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其中有一些幸运，就像袁隆平那九死一生的水稻一样，但时代使命召唤下来自方方面面的关怀使偶然得以成为必然。

　　本专题原刊于《文汇报》2021年10月29日第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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