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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主题电视剧如何实现年轻态的流行表达
——以近期高分出圈的几部佳作为例
红色主题电视剧具有题材意义重大、思想内蕴丰厚、社会影响广泛的显著特点,同时也面临艺术创作难度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不平衡、与青年观众群体审美需求难以共鸣等问题。而自去年以来,以《在一起》《山海情》《跨过鸭绿江》《觉醒年代》等为代表的这一批电视剧却连续形成收视热潮,尤其是获得了青年观众群体的热烈追捧,甚至引发网络“催更”现象。年轻观众群体为什么对这些剧反应这么积极?我认为和这些电视剧艺术审美上的创新追求有密切关系。一方面,这些红色主题电视剧整体上呈现出一种年轻态审美的追求;另一方面,这一整体的美学追求又通过赋比兴的艺术手段得到具体实现,从而打通了红色主题电视剧与青年观众的思想陌生和情感隔膜,形成跨越历史时空的精神交流。
所谓的年轻态审美,指的是红色主题电视剧在思想传达、艺术表达、情感触达等方面与青年观众审美需求形成的显在或潜在的协调沟通方式与能力。它不仅仅是在故事构造和情节语言等具体手段上采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来进行艺术创作,更重要的是通过精巧的艺术构思营造能与青年观众进行精神对话的综合性艺术空间。
这种年轻态审美的艺术创造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以国家民族的青春成长史重构红色主题电视剧的叙事向度。
朱熹在《诗集传》中指出,“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讲,赋其实就是一种现实主义的美学精神,要能够面对历史,也要能够回到生活。红色主题电视剧很多都描写的是已经过去的历史,比如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抗美援朝、脱贫攻坚等等。那我们如何让当代青年观众能够顺利进入这一历史呢?这些故事虽然离当代青年观众距离较远,但它们却大多是我们国家民族发展历史进程中的转折点和“包孕性”顷刻。如果我们把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视为几代人相互接力的共同事业的话,红色主题电视剧反映的就是在追求这一事业的关键节点上出现的重要时段、重大事件、关键人物。从这个角度上讲,无论是哪个时代的年轻人,都能从这些故事中看到国家民族的“青春成长史”,进而和自己的生命经验形成一种镜像式体验。
《跨过鸭绿江》全景呈现了抗美援朝的全过程,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尚在襁褓之中时,党中央面对究竟要不要再打仗的艰难决策,就能让观众深刻理解这一场我们付出巨大牺牲的战争是怎样打出了立国之威,奠定了中国长期和平发展基础的。
其次,这一青春成长史的书写还必须回到生活,对主题形成具有历史质感和生活现场的支撑。《山海情》的主题是扶贫,但却像很多观众所体验到的那样,并不是一个以前意义上的“扶贫剧”,其艺术创造超越了它本身承载的主题,首先是直奔人和生活去的,扶贫不过是通过对生活的描写和表达呈现出来的观众接受和认知的结果。也就是说,红色主题电视剧虽然有明确的主题,但却要避免主题先行,而是要通过直面历史,厚植生活,以具有史诗性的 “赋”的方式深入表现其间永不褪色的“青春”,展现为革命和事业奋斗的青春精神,以此形成与青年观众沟通的基础。
以剧中个体的青春成长史同步屏幕内外年轻人的心灵。
所谓“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也就是寻求艺术上的通感与移情。红色主题电视剧中干事业的主角也大多是年轻人,反映这些年轻人在历史的关键节点干事创业的生活本身就和我们今天剧外的观众主体年轻人形成了同频共振。青年观众通过对这些同为年轻人个体成长故事的体认获得同理共情,形成“比”的艺术效果。
《山海情》正是通过对得福得宝兄弟、水花麦苗姐妹等一代年轻人如何摆脱贫困,追求有尊严的幸福生活并成为时代弄潮儿的描写,让身处不同历史时空但却处于同样人生境遇的青年观众能获得积极的情感反馈。《觉醒年代》陈延年、陈乔年兄弟艰苦的思想探索历程,北大学子在历史紧要关头的群体奋起,《新青年》同人群体在追求救国道路上的分合聚散,都给当代青年观众提供了一个世纪前同龄人的艺术镜像。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和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年轻人虽然相距可能有一百年,但19世纪的90后和20世纪的90后这两代“90后”通过电视剧跨越一个世纪历史长河的精神面对面,却形成了极为强烈的审美激荡。个体的青春成长历程与国家民族的青春成长史相互叠加之后,其艺术表达就既落到了个人身上,又从个体上升到国家民族的层面上,这样就能够贯穿所谓年龄的界限和时间的区隔形成的审美阻碍。
以高度艺术性的场景触发精神共鸣,形成思想的情感动员。
红色主题电视剧具有贴近年轻人感官审美需求的接地气的情节,或许语言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符合年轻人精神审美需要的,具有历史意义和艺术感染力的情景与场景的创造,达到情理交融所谓“兴”的高妙境界,形成言有尽而意无穷、余音绕梁的艺术审美效果。这些情景和场景就像超文本当中的情感热链,通过这些情感热链,电视剧就可以借此去动员年轻观众的情感水池,激发他们思想情感的波澜。
《山海情》里面有一个“养蘑菇”的情节受到观众非常热烈的反馈,观众与得宝得福兄弟一起,热切期盼他们能够尽快养成蘑菇,摆脱贫困。当得宝得福的蘑菇长出来,他们用喜悦的目光抚摸这些蘑菇的时候,观众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他们心中的快乐,也一起与他们同欢乐,而当他们的蘑菇滞销的时候,观众也一同为他们的蘑菇销路而焦急,从而形成了观众跟剧情和剧中人物情感同步共振的局面。《觉醒年代》中这样的情景创造就更多了。毛泽东第一次出场和第一次到北大这两个情景就非常好。他是我们党的主要创始人,但当时还是个在寻找救国道路的年轻人,我们用怎样的艺术手段来表达是需要高度艺术匠心的。创作者分别通过一段毛泽东雨中奔走的运动蒙太奇和360度环绕仰拍镜头,将历史转折关头毛泽东与那个时代,与北京大学的关系给充分展现了出来,正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陈独秀入狱放风时与螳螂的相对、出狱时放飞鸽子英英的情景,也彰显了其为民族自由而甘愿丧失自己自由的坚定内心,将历史时刻充分审美化了,给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另外,包括蔡元培三顾茅庐邀请陈独秀、李大钊和胡适在北大红楼分道扬镳也都是如此。其中最具感染力的,还要数陈独秀和他两个儿子之间思想沟通的描写,通过对这一过程的描写达到了两代人在救国思想道路上的交汇,最后通过陈独秀送别兄弟俩去法国留学的场景叠加陈延年陈乔年刑场就义的画面,将父亲的注视、兄弟俩的回望、监狱就义的多重影像、多种情感与坚定的价值信仰升华成一段极具震撼力的场景,感人至深。很多青年观众看到这里都流下了眼泪。这是历史的力量,也是艺术的力量。
红色主题电视剧的年轻态审美追求,在赋比兴的艺术手段中被建构,通过基于历史真实性的故事、人物、情景的多重创造,形成了电视剧整个艺术品格的青春化和年轻态,从而完成与青年观众有效的情感沟通与精神交流,其创新性的艺术追求为之后同类电视剧的艺术生产带来了重要启示。
(作者:张斌,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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