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带有现实主义因素的家庭伦理剧经常成为电视剧市场的爆款，如《中国式关系》（2016年）、《欢乐颂》（2016年）、《都挺好》（2019年）等。家庭作为现代社会的基本单位，是观察和理解社会转型、时代变迁的重要中介。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高速起飞，出现了不同类型的家庭伦理故事，如带有怀旧色彩的年代家庭伦理剧，如《激情燃烧的岁月》（2001年）、《金婚》（2006年）、《王贵与安娜》（2008年）；还有商战家族剧，如《大宅门》（2001年）、《乔家大院》（2006年）、《闯关东》（2008年）等；青春励志剧，如《奋斗》（2007年）、《北京爱情故事》（2012年）等。这些彼此并置的故事呈现了当下中国的多重社会面向。近日热播的都市家庭剧《小欢喜》通过“高考备战期”来折射“人到中年”的都市家庭的压力，“小欢喜”背后有这个时代共同的心酸和焦虑。

　　作为共同情感经验的高考

　　改革开放的发端之一是恢复高考，上世纪80年代以来“知识改变命运”也被认为是一种社会和文化共识。这种通过教育来实现社会阶层流动的方式，重新确立了文化、科技精英占据社会主流位置的正当性。对处于发展阶段的中国来说，这种“知识改变命运”的话语扮演着三重社会功能：其一，教育被赋予一种取代“阶级斗争”来实现社会公平的手段，是保障阶层自下而上流动的改良方案；其二，用教育来合理化阶层流动的同时，也为阶层分化提供了社会解释，那些无法实现阶层跃升的个体或群体被认为是教育的失败者和弱势者；其三，对于第三世界或发展中国家来说，教育又是推动现代化发展和民族进步的象征，正如中国企业家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任正非、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等经常谈论基础教育、乡村教育的重要性。可以说，上世纪80年代以来教育既是涉及社会公平、阶层流动等关注度最高的领域，又是与个体奋斗、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密切相连的公共话题。

　　《小欢喜》以高考这一“大战役”背后的一个个普通家庭故事牵动着观众的心。剧中有普通公司白领家庭，也有政府官员家庭，还有中产阶层离异家庭。这些社会背景不尽相同的父母在面对孩子高考这一重要时刻，分享着一种共同的情感经验，那就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一愿望无论是在“学霸”乔英子、林磊儿那里，还是在“学渣”方一凡、季杨杨那里，无论在家庭条件一般的方圆那里，还是在经济条件优渥的乔卫东那里，都带来共同的压力与动力。在高考这一人生大坎来临之际，每个孩子、每个家庭，都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只不过“一家有一家的困难”。在这一意义上，《小欢喜》所呈现的“欢喜”终究不算小，这是一次战役背后的“集体狂欢”，就像孩子们全部喝醉的那场泳池派对，或像是开学典礼上方一凡在全校师生面前从高台坠下的闹剧，也像高考来临之际“书香雅苑”到处张灯结彩的节日气氛。

　　不过这一“集体狂欢”并不是导向虚无的情绪释放，在这里，梦想可以成为现实。在剧中，对每个个体都经历了从走投无路（共同的焦虑），到拥有选择（不同的选择）的过程。就连最严厉的“李铁棍”李萌老师也在剧集中段谈道：“现在的高考不再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了。”《小欢喜》中呈现的那些欢喜，是以选择可以被实现为前提的：乔英子喜好天文、方一凡爱搞文艺、季杨杨爱开赛车，这些孩子的好奇心和青春活力被最大限度的赞美着，与之相对的是陈旧古板的教育理念：丁一的时代已经过去，方一凡、季杨杨的时代已然来临。这样一种个体实现梦想的叙事，在当代中国中产阶层家庭的自我想象中是恰如其分的。

　　该剧集中描绘了三个家庭，他们因为旧时的友谊、共同居住在一个高考小区，都拥有准备高考的孩子，这些现实连接形成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小团体。在这个小团体中，大家为了共同的目标互通有无、相互扶持：宋倩作为老师经常给孩子们补课，同时因为家底殷实，为方圆一家在高考小区租房提供了便利；方圆、童文洁一家的孩子方一凡因为性格健康活泼，成为一群孩子中的开心果，还时常给抑郁中的乔英子带来心理抚慰，童文洁的外甥林磊儿作为考七百多分的“学霸”，经常在学习上帮助其他同学；季区长的夫人，则以其修养和温厚的性格，成为乔英子最好的朋友，帮助她实现梦想。这一团体的设置是非常理想化的，这也是为什么促成这一团体结成的大量剧情巧合可以被观众欣然接受。

　　无疑，在剧中作为第一人称的方圆，是可以代表目标观众群体身份的角色。在现实中，对于大多数方圆、童文洁式家庭而言，高考是一次优胜劣汰的比赛，一次“残酷”的考验。除了林磊儿这样少数的智力超群者，普通孩子都要面临巨大的升学压力。这便意味着，一方面孩子要通过超出常人的努力或者超出常人的智商来获得进入理想大学的途径，一方面还要面对家境和社会资源都更为丰厚的社会阶层带来的压力：那些条件更为优越的孩子无论在素质培养过程中还是毕业选择上都有更大余地（如出国读书）。这时，剧中集体的出现便在很大程度上舒缓了激烈竞争和个人主义所带来的冷漠感和压迫感。在《小欢喜》中，虽然方一凡学习最差，家境最为普通（即便如此，影片最后依然可以通过卖房子获得几百万现金来化解危机），但却是最充满爱的一家，因此方一凡也是一圈朋友中“最幸福”的一个，另外两家虽然家境殷实，但一家离异，一家父母常年在外，亲子关系不正常，而表弟林磊儿虽然学习好，但已失去了属于自己的正常家庭。由此，影片中的主角——方圆、童文洁家庭，是结构这一团体的核心人物，其他家庭的角色设置则更定型化，更多地反证着方圆家庭的幸福和美满，也更多地带给如方圆家庭一般的中产阶层观众以慰藉。

　　新的教育模式与“自由选择”的诱惑力

　　剧集的一个中心思想便是支持放飞孩子的天性，反对一味强调考分的旧有观念。丁一这一角色在剧中的作用是关键的，他代表了一种陈旧的教育模式，虽然考上大学但最终还是自杀的情节设定也以最为戏剧化的方式批判了考分至上的观念。相反的，在几个孩子一起爬长城的一场戏中，他们分别大声喊出了自己的理想：宇航员、明星、赛车手……这时我们感受到了追逐理想的自由，以及旧体制逐渐崩塌的快感。但是，影片没有反映的是，在现实社会中，这样自由选择的权利本身并不平等。这也是为什么方一凡实现理想的方式是发挥“天赋”，而不是经过长期训练，这种天赋对于歌舞领域的重要性也让情节变得更加合理，只是这一情节在现实生活中却是特例。

　　对于现实中的方圆式家庭来说，这样的自由选择是具有绝对吸引力的，因为它不仅意味着逃避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可能性，而且也意味着孩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天性，避免成为丁一。但另一方面，就像童文洁所说，这一自由的实现甚至比高考更难，一方面，培养一种特长通常需要投入大量的财力和精力，另一方面，想要在某种特定领域获得非凡成就，异于常人，往往意味着拥有特殊的资源、环境、背景。因此，在了解到方一凡想要参加艺考时，母亲童文洁的第一反应便是阻止，事实上这一反应是相当符合现实逻辑的。只是在方一凡的天赋和较为成熟的心智的映衬下，童文洁的选择便显得过于迂腐。

　　可以说，电视剧《小欢喜》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对社会现实进行了压缩与升华。社会多样化发展的要求在高考以及更广泛的教育观念上的影响被压缩在了高三一年的时间里：童文洁、宋倩、季胜利几位家长陈旧的教育观念得到了改变，他们和孩子的关系也在这段时间取得了进展。另一方面，不同的社会阶层也在电视剧中被压缩至一个小团体内部，高考成为某种社会团体结成的纽带。观众在这部电视剧中所获得的快感，也来自这种化约：在剧中，不同阶层的喜怒哀乐，不同时代的观念更迭，集中地被方圆、童文洁一家人所体味、感受着。从这一角度讲，善于用细节带动观众情绪的《小欢喜》一片所讲述的恰恰不是一个孩子、一个家庭的故事，而是时代的故事，或更为准确地说，是如方圆家庭一样的中产阶层家庭对于时代的想象。

　　家庭伦理故事作为影视剧最为常见的叙事类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反而是呼应着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家庭剧本身带有现实主义题材的特质。由于中国处在高速发展之中，很多彼此矛盾的问题聚焦在家庭这一最小的社会空间中。家庭不仅仅是个人成长的庇护所，更承担着子女教育、老人赡养等社会责任。我们在回应生活中的“小欢喜”“小悲痛”的同时，也应该跳出家庭视角，让小家庭在适当分担诸多社会责任的同时，也成为家风养成、尊老爱幼的和谐空间。只有这样，才能使“小欢喜”变成真正的“大欢喜”。

　　（作者：王献，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张慧瑜，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延伸阅读：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纵览

　　用文化润泽社区生活（张慧瑜）

　　中国文化的现代经验（杨佳艺 张慧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