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电视剧的影响力，往往与大众对其内容的深层次探讨密切相关。开播半个月的《都挺好》，就是一部因为讨论度而形成话题效应的作品。根据媒介传播效果的相关研究，越是这样的作品，越会对社会的观念认知和改变产生引导作用。基于这样的理解，本期文艺百家聚焦这部作品，希望借助专家学者的视角，更好地对其进行分析与解读。

——编者

　　《都挺好》的突破性价值在于，它戏剧性地展示出了传统家庭秩序受到冲击的深层原因，在尝试着揭示旧逻辑所累积下来的“怨”的同时，更着力探寻基于新的生产生活方式的自我救赎的可能性。

　　正午阳光在三月又推了部新剧，却取了个听起来没精打采的名字，叫《都挺好》。单看这个标题，有种黏黏糊糊、不知所云之感，如果不是出于对主创团队既往口碑的信任，确实让人提不起观剧的热情。但如今，半月已过，我不仅雷打不动地追到了半程，更因按捺不住对人物命运的好奇，已经将原著小说找来，一气通读到底。两相对照之下，才明白编剧和导演的初衷，应是想用“都挺好”这看似简单温吞的三个字，曲折道出中国传统家庭伦理最为深切的自我想象；而其下所绵延的，却是遍布普通中国人生活的慰藉与痛楚，牺牲与计算，情义与伤害，乃至怨憎与宽恕。所有这些纠缠不清的面向汇集到一起，合力支撑起曾经生生不息、如今正在受到冲击的中式亲情秩序。

　　丧偶后的苏父虽然确实显得自私，但却绝算不得例外。他所试图遵循的，不过是传统亲情秩序的深层逻辑罢了

　　简单地说，建立在中国传统家庭伦理之上的中式亲情秩序，其实是从农耕文明的土壤中生长起来，并且与农耕文明的发展需要相适衬的。在围绕着农业生产建立起来的社会经济系统中，男性由于体力优势，对内是更为主要的劳动力，对外是更为勇武的竞争者。因此，资源总体匮乏的农耕社会条件下，男性结构性地成为了更多占有生存资料和优先享受发展机遇的性别。这种出于种群利益的生存策略历经千年，沉淀并作用于每个最小的社会单元——家庭——之中，表现为以男性为主轴的家庭伦理和亲情秩序。而传统的中国人，身处于这样的伦理与秩序下，其心心念念的“都挺好”，究其实质就是一个家庭在勉力平衡或者干脆就是压制了内部矛盾后，还能够拿出来示人的、较为光鲜的共同面目。如此种种，才是《都挺好》中，苏母和苏父毕生竭力维护的“苏家面子”的精义所系，也才是中国式的“不可承受之亲”的根源所在。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以男性为主轴的目的其实在于谋求家族利益的最大化，所以，它虽然以男性为主体，但也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会刻板地托举出一个“男性掌门”。换言之，当家族在代际更替时暂时缺乏有足够竞争力的“男性掌门”人选时，这套逻辑也会应急性地生产出一个能够坚定贯彻男性意志的“女性掌门”来。这种“女性掌门”通常是家族有幸娶进门的聪慧儿媳，她们对内有能力帮衬不成器的丈夫，教育好下一代男丁，对外则有能力维护好整个家庭必要的体面——以此两项来博取家族在未来社会竞争中胜出的更大可能性。

　　从这个角度来看，无论是当下热播的《都挺好》中的苏母，还是去年热播的《娘道》中的瑛娘，以至于十余年前热播的《大宅门》中的白家二奶奶，都是这种框架下的典型女性人物。这些女性人物自己的一生也是男性逻辑的牺牲品，但她们却仍然拼尽全力去维护以男性逻辑为内核的中式亲情秩序，将儿子和娘家兄弟的出人头地作为自身价值实现的最高标准。

　　正是在这样的逻辑下，《都挺好》中的苏母才会理直气壮地对亲生女儿说：“你怎么能跟你两个哥哥比呢？你将来是要嫁人的，我们只负责你到十八岁，我们将来老了也不需要你养。”质言之，在这套秩序中，无论男女，从幼年到成年的伦理位置其实都是非常固定的：对于原生家庭而言，男性既要承担为本家族“传宗接代”和“光耀门楣”的责任，也要承担为父母“养老送终”、“求鲤恣蚊”的责任，所以看的是“长远效益”；而女性不过是“为别人家养的媳妇”，至多在出嫁时可以一次性地实现交换价值，所以看的是“短期收支”。如此，在以小集体为竞争单位的传统社会体系中，一旦刺穿“家庭”和“亲情”的外壳，看到的不过是明晃晃的生存计算。由是观之，在《都挺好》中，丧偶后的苏父虽然确实显得自私，但却绝算不得例外——在苏父的心中，这种“老年性的自私”是作为“青年乃至终生隐忍”的补偿性机制而存在的——他所试图遵循的，不过是传统亲情秩序的深层逻辑罢了。

　　这种传统的家庭伦理和亲情秩序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因为在现代社会中，工业和后工业的生产生活方式逐渐取代农业的生产生活方式，成为主导性的经济形态，而跨越地域乃至国家边界的全球市场体系也由此成型。对新体系来说，一方面，与性别相关联的体力优势越来越不重要；另一方面，曾经必须依靠集体生存的个体，如今即使是彻底“脱嵌”，也能通过充分的流动，获得优质的生存发展途径。可以说，这两点是现代女性所追求的性别平等得以真正实现的社会性前提。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电视剧《都挺好》显示出它的突破性价值：即戏剧性地展示出了传统家庭秩序受到冲击的深层原因。按照剧情，我们看到，无论是从小在传统家庭秩序中长大的小妹苏明玉，还是在相对更为现代的家庭秩序中长大的大嫂吴非和二嫂朱丽（后两人都是独生女），都通过个体努力，拥有了不亚于甚至是远高于剧中男性人物的受教育水平、工作能力、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因为在新的分工系统中，她们既是受益者也是优胜者，所以在各自的小家庭中，她们也都拥有了超越传统家庭权力逻辑束缚的、实打实的议价权乃至决策权，显示出超越剧中男性人物的视野、格局乃至胸襟。

　　平静地宽恕，洒脱地离开。这种宽恕的力量，也是真正建立起了现代主体性意识的人们才能够拥有的选择

　　相比之下，苏母曾经拥有的“家庭话语权”显然是分外虚假的：小说在后半部分揭示，苏母自己其实也终生处在重男轻女的桎梏之下，她结婚是为了给娘家弟弟换一个城市户口，结婚后节衣缩食是为了贴补弟弟一家的生活。当然，她也在兢兢业业地复制传统的家庭权力逻辑，投资儿子，以换取晚景安稳。可以想见，在这种大的“家文化”框架下，她又何曾有过真正的家庭话语权呢？因此，苏母在全剧开篇的死，其实可以看作是一个象征：在之后的所有剧情里，有关她的一切都只能发生在回忆和倒叙中；而她的丈夫和儿女们，无论是曾经受到她的恩惠抑或伤害，也都必须要各自挣扎着重新上路，与她所联结的那套旧的家庭权力逻辑告别。

　　由此，《都挺好》显示出了更多一层的突破价值：即不仅尝试着去揭示旧逻辑所累积下来的“怨”，更尝试着去发掘对于当代人而言行之有效的“恕”，或者说，探寻基于新的生产生活方式的自我救赎的可能性。相比小说，电视剧在塑造苏家的几位男性时，通过细节设计，表达出了更多的“历史性的同情”，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对苏明成这个人物的态度。在电视剧中，苏明成确实是在母亲宠溺中长大的所谓“妈宝男”：啃老、懒惰、情绪自控力差，盛怒之下不问清缘由就对胞妹苏明玉拳脚相加；但是与此同时，苏明成也并非脸谱化的“烂人”，他有着新世代年轻人的积极与真诚，甚至不乏可爱之处。可以看到，他对母亲和妻子的爱与依赖是真诚的，对父亲苏大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称得上是耐心与体贴的。

　　事实上，苏明成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成长于“家庭秩序转型期”的典型形象：在成长过程中受惠于旧有家庭秩序，所以习惯了身边女性的承担与牺牲；在成年之后接受了现代高等教育，进入了现代社会分工系统，所以在价值理性上又能够认同现代女性的人格独立与权利平等。再加上有意无意间，选择了富于社会竞争力的女性作为配偶，所以就更是自觉不自觉地展现出“尊重女性权益”、“欣赏女性自我实现”的面向来。而此间的分裂与首鼠，恰是这一代男性所不得不承载的特殊历史文化烙印。

　　至于小妹苏明玉，这个“不被爱的女儿”，其创伤性的成长经验，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最大规模的同情与共鸣。虽然在经济上，苏明玉从十八九岁就开始自食其力，十余年便打出了一片事业天地；但是在精神上，苏明玉却始终处于“长期缺爱”的应激反应之中：对亲情淡漠，对爱情警惕，对带她入行的恩人超乎寻常的忠诚与依赖；人前清醒理性，人后常常买醉自怜，难以建立起基本的安全感与亲密感。所幸，按照小说的安排，逐渐治愈她的，一是幸福而健康的婚恋关系，二是真正放下过去，与自己和解。尤其是后一点，不再是俗套的“回归家庭”，众人混成一锅，相亲相爱；而是在看到“每个人都是历史的人质”的基础上，平静地宽恕，然后洒脱地离开，保持边界，各自生活。这种宽恕的力量，也是真正建立起了现代主体性意识的人们才能够拥有的选择。

　　（作者：盖琪，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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