焕新“人生”记忆 续写《人生》辉煌

——电视连续剧《人生之路》及其启示

1982年，作家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一经面世，便引发读者强烈共鸣，一时间，洛阳纸贵。在这部小说的最后一章，路遥留下了这样的标注：“并非结局。”这个开放式的结尾，给读者留下充分的想象空间：在经历了痛苦与选择之后，回到故乡的高加林会过怎样的一生？41年之后，由知名导演阎建钢执导，陈晓、李沁领衔主演，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黄金时间热播的电视连续剧《人生之路》给出了答案，也提供了经典小说影视化改编的新思路。

上世纪80年代，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小说《人生》单行本。

“本剧部分取材于路遥中篇小说《人生》。”电视剧《人生之路》开场即如此标注。在路遥原著中，青年们经历漫长的摸索和困境后，迭代出更成熟的自我，原本的困境在自身努力与时代进步中不断破局，他们强劲的生命力也得以在时代浪潮赋予的广阔天地里迸发。这部小说曾激励几代人追求远大理想、思索命运无常。

值得一提的是，电视剧《人生之路》充分承继了原著的思想内核，秉承再现文学精彩与升级思想内涵的双重使命，将人物的命运从上世纪80年代延展到更长远的时空，从而谱写出一部在时代浪潮中涌动的“青春之歌”，这是这部电视剧最值得关注的特色。

围绕“人生”这个关键主题，《人生之路》将高加林、刘巧珍、黄亚萍、高双星、马栓等一代青年在人生关键岔路口几番与命运交手的故事进行影像化呈现。与此同时，电视剧还依据小说人物性格进行创造性想象，对路遥“并非结局”的“结局”进行突破，续写了路遥“未完成”的故事，让这些青年继续面临人生的挫折、磨难、机遇和考验，在抉择中突破困境、找寻自我、实现价值，抒写人生志、家国事、年代情。

时间线的延续——

从上世纪80年代到新世纪

中篇小说《人生》是陕西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路遥创作的小说，也是其成名作，原载《收获》1982年第3期，获得1981—1982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人生》的发表标志着路遥的文学之路开始步入巅峰，成了当代文学史中的一顶“桂冠”之作。2018年，这部作品入选“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最有影响力小说”。作家陈忠实曾赞誉《人生》写出了大家心灵中最焦灼的部分。小说将理想童话和现实悲剧的矛盾结合在一起，让人产生强烈的心灵震动，主角高加林当时所面对的城乡隔阂、发展空间受限等人生困境，也一直促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现实社会进行深度思考。

《人生之路》并不是《人生》第一次被影视化改编。从1982年小说《人生》发表，到1984年吴天明执导的电影《人生》，再到2014年杨阳执导的电视剧《人生》，再到本次的《人生之路》，历次影视改编绵延了数十年时光，见证了从改革开放伊始到步入新世纪的时代历程。

小说故事里的时间，仅仅停留在路遥创作的那个年代，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人生之路》巧妙地把故事往后延展到了新世纪。在把握住人物的血脉和灵魂的基础上，把人物抛洒到新世纪，让观众体味和观察那一代青年在今天会活出怎样的人生。

以一个关键情节设计“高考顶替”为例，原作中有着“民办教师被顶替”的情节。主创们在《人生之路》里反映了这个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真实存在的现象——高明楼的儿子高双星顶替了高加林的大学名额。这与原作中的情节既做到了遥相呼应，戏剧逻辑上和民办教师被顶替也一脉相承，但《人生之路》的戏剧冲突更强烈，被顶替造成的后果，给主人公的打击更巨大、更持久。这个设计将高加林遇到的挫折一步步强化乃至极致，在这样强烈的情节设定里观察年轻人在受挫时会迸发出怎样的生命力，就具有了更鲜明的意味。而高双星作为高加林的镜像人物，也能够让观众体会到一个意外获得并不属于自己的未来的人，会经历怎样的内心挣扎才能重寻自我。

原著的故事线始于高加林失去了民办教师的工作而回到土地，收束于他离开乡土后经历一番辗转、失去后的二次回归。在小说结尾，高加林遭遇了最大一次人生挫折，消沉地回到村里，路遥给读者留下的实际上是一个问号：才23岁的高加林的人生还会往何处发展，他究竟如何延续自己的人生？电视剧《人生之路》则为路遥的问题给出了答案。主创们从高加林的高中时光拍到本世纪，通过故事时间线上的延续和扩容，来拓展对“人生”这个根本哲学命题的认知。

虽然延长了时间轴，但变化中也自有不变。无论时代如何发展，社会如何进步，中国青年身上那种奋发昂扬、积极进取的精神气质是一以贯之的。在路遥没能经历的新千年，高加林则有了亲身经历。主创们利用影像艺术，让中国青年身上昂扬的生命力得到更多释放和张扬。比如，电视剧一开篇并没有像原著一样，在乌云密布的坏天气里让郁郁寡欢的陕北青年登场。主创们特别设计的开场里，高加林和高双星骑着“二八大杠”一路飞驰，从高家沟到县城，20多里山路起起伏伏，混剪的画面里经过昼夜轮回、山川流转，年轻人迎着朝阳出发，又在夕阳下的苍茫壮阔里归来，镜头调度的节奏极快，画面的视觉冲击力极强，把青年人的朝气和旺盛的生命力表现得恰到好处。

空间中的迁移——

从陕北高原到大上海

《人生之路》除了对时间线的续写之外，还拓展了主角高加林的奋斗空间，书写了陕北青年在人生谷底重振士气，通过自身奋斗走进大都市上海的人生故事。如果说《人生》某种程度上是《平凡的世界》的前传，那么可以说电视剧《人生之路》则是《人生》的“全传”。

《人生之路》着力展现高加林、刘巧珍、高双星等一代农村青年在陕北的黄土地上经历命运起伏、逐渐完成脚踏实地的转变，又在改革开放时代洪流感召下，从西北黄土地奔赴东南沿海城市上海，寻求改变命运、创造新生活的奋斗历程，力求给今天的年轻观众以不断直面困难的精神力量。在人物塑造上，上海部分是基于青年们在黄土高坡上摸爬滚打、锤炼自我之后打开的新的叙事空间。上海赋予青年人以广阔的机会，也带来全新的考验。高加林在决定脚踏实地扎根黄土之后，一直坚持的写作事业给了他前往上海施展才华的机会。对女主角巧珍而言，上海的包容让她的善良勤劳与坚韧都有回报，她活出了更开阔的人生。而上海对于高双星则是一场命中的意外、艰难的考验。如何在别人的名字之下寻找到原本的自我，这是他在上海要面临的人生课题。上海的存在，既打开了人物性格延展、故事推进的空间，也进一步丰富了原作。

中国的当代大都市有很多，为什么是“上海”？百年来，红色文化的引领、海派文化的赋能、江南文化的滋养，使上海这座光荣之城、人民之城、人文之城的独特气质和神采得以不断彰显。面向未来，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上海更要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从而更好地向世界展示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城市精神和“开放、创新、包容”的城市品格，是上海之所以是上海的本质属性，也是上海未来不断创造新奇迹的内在动力，更是经历漫长的困顿和挣扎后，青年们循着时代潮流落脚上海的根本原因。

以高加林的人生之路走到上海为例，上海实际成为那一代青年人接受人生挫折的拷打与磨砺后，通过自我奋斗和不懈努力逐渐实现理想的起航地。高加林出生在陕北高家村一个贫苦家庭，从小渴望通过知识文化改变命运，他之所以想要走出陕北，是不想重复父辈的生活，是对自我突破的渴望，去争取过一种不设限的、具有想象力的人生，这也是高加林这个角色的魅力所在。可以说，高加林是一个在颠簸命运中依然充满生机、勇往直前、顽强生长的人，他面临的命运反复无常，是每代人的共同课题。

他在陕北经历的三次打击，也是逐渐从莽撞走向成熟和脚踏实地的过程。高考落榜、意外失去教师职位、县城通讯员职位被举报……高加林对未来的愿景一次次被残酷现实打破，多次努力带来的却是绝望。但他善于从绝境中找出希望的影子，这种和无常命运较量的劲头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经历过这些的高加林学会了务实，他孜孜不倦地坚持投稿，也正视黄土地上的现实，明确了从现实走向理想应该走切实的道路。随着时代变迁，地域阻隔逐渐消失，社会风气更加开放，高加林创作的文学作品获奖，在无形之手的推动下，他得到了去上海的机会，他抓住新机遇从此打开了人生的新场域，时代潮流与他的文学理想不谋而合，在时代的风口下，高加林成功实现了个人价值，从黄土高原远赴上海领奖，人生就此转折，时代和上海共同改写了他的命运。《人生之路》中，高加林最终成为大上海的作家、《文化青年》杂志主编，刘巧珍成为女企业家，开了一家中央厨房供应公司。

美学上的突破——

从无到有建造一个上世纪80年代的“人生”空间

《人生之路》的故事背景设置在陕北农村，却呈现出一种不同于寻常印象的美感。

对于观众而言，距离今天越远，假定性的生活越容易被接受；而越是切近今天、与时代同步，一丁点儿不真实都会被观众勘破。《人生之路》采取的实景拍摄方法，既是剧组为了向路遥的现实主义创作致敬，也是为观众的欣赏美学负责。主创团队为了保留小说《人生》中原汁原味的黄土地灵魂，几百人在路遥的老家陕西省清涧县，耗时将近一年置景筹备。剧中刘巧珍家开的粉店，用的是清涧特产淀粉粉条，自古以来就是清涧县家家户户的主要食物，是非常真实的陕北特色。

数十年过去，黄土高原的实景或许无法百分百还原书中描绘的苍凉荒芜，但呈现出来的画面却是真实可感的。上世纪80年代的县城，主创团队没有选择棚拍，而是在清涧县的帮助下，花大力气从无到有建造了一个“宽州县城”。剧组在陕北拍摄时遇到暴雨山洪、泥石流、滑坡，仍坚持在当地拍摄，为的就是保留路遥小说中的乡土魂。同时，参与过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造型设计的陈敏正为演员还原了上世纪80年代人物的造型体系，手握金鹰奖等重要奖项的美术指导刘勇奇实景再造了路遥所处的陕北的风貌，清涧县城、马店小学、高家沟的家家户户，小到茶杯、农具，大到风雨痕迹、各家院落不同的窑洞数量，都在逼近数十年前的景观。摄影团队在路遥故乡深扎，拍到极其壮阔的黄河，也拍了旁人镜头未及的奇绝之景……剧本、服化道、表演都在各自维度塑造着真实，逻辑真实、历史真实、艺术真实，共同再现了陕北高原的浑厚和苍凉。

《人生之路》的方言设计也十分为人称道。在陕北，老一辈没有想过走出去，终生都在土地里刨挖，因此操着地道的陕北方言。巧珍内心向往文化知识，但读书有限，她为了贴近高加林，努力说陕北普通话。黄亚萍是从大上海空降黄土高坡的“理想之花”，又是学校的播音员，说着一口字正腔圆的标准普通话……这些是基于人物性格的语言设定。

诚如导演阎建钢在谈到创作初衷时所说：“如果说当年高加林的故事之所以影响中国，源自作家极其真实、诚实地直面了青春课题，深受他小说影响的那代人有许多已成国家栋梁，这些人的血液里都有路遥《人生》的文化基因；那么如今我们再度求解人生之路，则因为对青春话题的探讨是个永恒热点，每个人的青春决定着一个民族、国家的明天，我们需要与今天的年轻人建立起新的关于青春、挫折、奋斗的共鸣。”在踏上新时代新征程的今天，电视剧《人生之路》备受瞩目，除了拓宽小说历史价值外，还具有极其深刻的现实意义。

（作者：李舫，人民日报海外版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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