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无论个人魅力还是领导才华都让人高山仰止,他儒雅的性格、超凡的智慧和博大的胸怀无不感染着周围的人们。为了新中国的伟业,周恩来十二岁离开江苏淮安后再也没有回到故乡,无怨无悔地走向一条致力于民族复兴的伟大道路。
由江苏省委宣传部指导,江苏省演艺集团出品,献礼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原创歌剧《周恩来》近日于革命根据地延安首演,随后在南京再次上演。这是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著名作曲家唐建平继《运之河》《郑和》《鉴真东渡》和《拉贝日记》之后与江苏合作的第五部原创歌剧作品,这部歌剧立意深阔、情感真挚。
一部歌剧成功与否,台本设计是基础。周恩来一生值得歌颂的事迹太多,以音乐为根本的歌剧作品显然无法容纳太多的文字内容。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台本作者选择了周恩来总理几个“挽狂澜于既倒”“化危机为转机”的重要时刻进行铺展,并以现实和闪回相结合的方式加以链接,讲述了周恩来总理从危难中悟出中国应该走独立自主发展道路与实行和平共处外交原则的道理。这些重要时刻的决策体现了周恩来总理机敏、果敢的政治智慧。歌剧第一幕主要围绕中国要富强必须要独立自主这一主题。由于苏联宣布撤走专家,切断了对我国的各项支援,国家面临着巨大困难。久经考验的周恩来总理没有慌乱,而是坚定了走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决心,这时场面突然闪回到湘江血战和遵义会议,两个场面暗示中国要想取得胜利必须依靠自己。再次回到现实时,周恩来总理带领科学家们开始了艰苦的创业道路,白手起家、勤俭节约,打造“两弹一星”国之重器。歌剧第二幕主要围绕新中国成立后的外交展开。场景闪回到“万隆会议”,这次会议是中国外交史上的一次重大胜利,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和平共处外交原则打破了亚非国家对中国的质疑,很多国家陆续与中国建交。回到现实中,中美的破冰之旅展现了新中国外交史上的又一次重大突破,尼克松访华和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发布结束了中美长达二十多年的对立状态,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之后周恩来总理带病准备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发言稿,并展望了未来的美好图景。
相对于台本,歌剧的音乐创作部分无疑更为根本,不仅要与台本相吻合,还要有自己独特的结构形式和表达方式。歌剧音乐创作最成功的地方在于塑造了周恩来总理亲切、温暖而伟大的形象。主题最先出现在简短的序曲中,由弦乐的不断上行缓缓奏出,深情、温暖而又大气。这一主题是贯穿全剧的线索之一,在最后的咏叹调《初心》中通过人声与乐队的对话得以充分展现。用作曲家唐建平的话说,这一主题以跨越十一度音程幅度的音域构成宽广抒情又饱含内在柔缓的力量,表现周恩来忠于祖国、热爱人民、一心为公的大爱。歌剧为了突出周恩来的中心地位,为他设计了多达六首有分量的唱段,再加上他与其他角色的重唱与合唱,在整个歌剧中处于绝对中心位置,而男高音的设置则烘托了周恩来的光辉伟岸形象。爱国歌曲元素的融入是歌剧的另一个贯穿因素,表达了周恩来和邓颖超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剧中,周恩来的《曙色微微》《初心》、邓颖超与童声的《这一刻》等唱段都融入了这一因素。唐建平指出这些唱段是在人民喜爱的“共和国旋律”基础上提炼升华而出,如《国歌》的庄严和奋进精神、《歌唱祖国》中洋溢的热爱祖国的自豪和幸福情感等。周恩来与邓颖超两人以海棠花为依托的深情吟唱同样是贯穿全剧的一个因素。
邓颖超是全剧第二重要的角色,她的存在丰富了歌剧的层次,在国家大事的叙述中融入家庭和个人生活,全剧多次出现对海棠花的吟唱,表现了周恩来和邓颖超之间的浓浓情谊,抒情间奏曲更让这种情谊进一步升华,把家国之爱有机融合在一起。童声的运用在这部歌剧中也是亮点,它通过若隐若现的方式贯穿于歌剧之中,象征着祖国的未来和希望,最后与周恩来总理一起唱出周恩来于1917年写的诗《无题》:“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这首诗曾在第一幕邓颖超的唱段《这一刻》中出现过,这里再次出现起到了首尾呼应的效果,暗示周恩来始终不渝地坚守自己的信念。
值得一提的是,这部歌剧尽管不以戏剧性表达为主,但也有一些戏剧性较强的段落,尤其是“湘江血战”和“遵义会议”这两部分,场景突然由中南海西花厅转到战场,通过合唱与乐队的强烈渲染及周恩来与李德的二重唱逐渐把戏剧性推向高潮。“万隆会议”这一部分也具有一定的戏剧性,通过重唱与合唱相结合的方式展现了一些国家对中国参加这次会议的质疑。音乐的戏剧性正好与台本“化危机为转机”的重要时刻相吻合。总体来看,歌剧音乐部分以抒情而非叙事为基础,通过温暖而有内在张力的旋律传达了总理对祖国和人民的爱。正如唐建平所言:“以音符来诠释情感而非贴合情节,将表达的重点放在传递周恩来总理对国家、对人民的大爱上,这是歌剧《周恩来》的音乐技术核心。”
除了台本和音乐之外,歌剧创作还要涉及舞台布景、演员表演、指挥等方方面面,这是歌剧不同于其他音乐体裁的地方,需要多方面的协调与合作才能最终成形。从现场的效果来看,这些方面融合得很好,海棠花场景的设计尤其别具匠心,在海棠花的烂漫飘舞中,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的爱与对祖国和人民的大爱得到了升华,为宏大的歌剧主题增添了温暖而有力的情感内涵。童声由一开始的后台最终走向前台也是很巧妙的点睛之笔,象征了新生力量的成长与进步。
歌剧是一种来自西方的音乐体裁,中国人写歌剧很难回避歌剧民族化的问题,这部歌剧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台本的民族化自不必说,在音乐创作上这部歌剧并没有刻意追求传统音乐中的那些元素,而是根据艺术的规律进行创作,在此基础上通过提炼和升华把民族音乐元素融入进来。这部歌剧温暖、庄严而令人感动,或许原因正在于此。
(作者:陈新坤,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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