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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剧《边城》:沉静与厚重的文化气韵(顾春芳)

2023-03-09 阅读: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顾春芳 收藏

原创歌剧《边城》由中央歌剧院出品、根据作家沈从文同名中篇小说改编而成,女高音歌唱家雷佳饰演主人公翠翠。

小说《边城》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沈从文于1931年着手写作此书,近一个世纪过去了,我们想到湘西,脑海里就会有一个等候在渡口的小女孩——翠翠。

经典小说改编成戏剧,是一件极为冒险的事情,最大的难度在于小说的美学高度很难通过文体转换得以全然实现。歌剧《边城》要在舞台上呈现文本内在的神韵和真性,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部歌剧的艺术总监、主演、女高音歌唱家雷佳说,她一直怀着一个坚定的梦想,就是把《边城》搬上歌剧舞台。她希望“边城”从沈从文的文学世界走向舞台,成为另一座为人们所向往和沉醉的戏剧中的“边城”。

歌剧《边城》海报(图片来源:“中央歌剧院”微信公号)

作曲家印青使该剧成功地实现了文学性向音乐性的转换。音乐就好像是从文学的字里行间生长出来的,整部作品的乐思完整统一,旋律感人至深,民族音乐元素的化用恰到好处。以宁静淡然冷观世间残酷,是沈从文小说独特的美学气质,音乐把读者阅读小说时感受到但无法言说的那种优美、惆怅和内在的悲剧性张力表达了出来,在总体优美的风格中透出内在戏剧性冲突和对抗性张力。

序曲中翠翠的主题和命运的动机,与沈从文小说开端的题记有着天然的契合;表现龙舟竞渡时热烈明快的合唱渲染了湘西淳朴的民风民情;个性迥异的天宝和傩送为爱而歌,刻画了青春心灵的淳朴、激情和矛盾;抢滩的悲壮和牺牲呈现了生存的残酷……据印青回忆,为了创作好这部歌剧,早在2014年中央歌剧院就组织主创人员赴湘西采风。他在那里听到了许多原生态的土家族、苗族的音乐和民歌,这些令人心动神摇的音乐和民歌给予他丰富的素材和创作的灵感,使他把可视的“边城”变为可听的“边城”,呈现出沈从文笔下那个自然的湘西、诗意的湘西、永恒的湘西。

小说《边城》是波澜不惊的,从表层叙事来看几乎没什么冲突,但是戏剧或多或少需要冲突,何况四幕结构的歌剧,有情节发展的戏剧性要求。还要顾及独唱、重唱、合唱的音乐结构和艺术特性。编剧冯柏铭抓住了“现实”与“命运”的戏核,在“现实的境遇”和“命运的轮回”中设计出戏剧发展的主线和副线。并在翠翠生活的情节主线之外,开拓出了一个“心理的空间”和“梦的空间”作为副线展开的基础。这是小说所没有的,却是符合戏剧美学特性的高明的创造。同时在思想的表达上,因为抓住了翠翠和母亲两代人命运的相似,使得轮回和宿命的悲剧性得到了强化。

明代潘之恒在评论演员的品格和艺能时曾有“以其闲闲而为超超”之语,我以为雷佳塑造翠翠,就达到了“以其闲闲而为超超”的艺术境界。什么是“以其闲闲而为超超”?闲闲,从容自得的样子;超超,就是不流俗、超然的样子,形容演员以从容自得进入一种无法言传的高妙。剧中翠翠的咏叹调几乎占了独唱的一半,其挑战和难度可想而知。特别是外公死去后翠翠想要在湍急的河流中拉回外公的表演,雷佳在激烈的外部形体动作中依然保持声音的稳定,能做到“以其闲闲而为超超”,风姿绰约,行止得体,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要塑造一个13岁的女孩子,很多演员会往小里“装”,从外部的形体和表情按照儿童剧来刻画,但是雷佳塑造翠翠没有采用这样的表演方法。她追求的是“肢体的淳朴”和“内心的童真”,准确地把握了一个苦孩子努力使自己成长,尽可能让自己像大人一样处事的心理和状态。作为相互照应的两条情节线索,雷佳在仅有的几场戏中还扮演了翠翠的母亲,她准确地刻画出湘女“痴情而坚贞”的性格。

(图片来源:“中央歌剧院”微信公号)

沈从文小说的笔法有着非常冷静的视角,淡化主观情绪的融入,他用一双冷静的眼睛静观尘世的美好与丑陋,光明与黑暗,纯净和肮脏,显露出一种“素面相对”的生命姿态和“超然物外”的叙事视角。歌剧《边城》的导演王晓鹰以极大的克制和控制力,以极为简洁的导演的调度,将整部作品的风格控制在含蓄蕴藉之中。在貌似平静中刻画出了惊心动魄的内在冲突,把握住了沈从文文学的美感特点。

“诗化意象”是王晓鹰创作话剧、歌剧、戏曲等不同形态的戏剧的密钥。在歌剧《边城》中,王晓鹰抓住了“渡船”的核心意象,将人物的身份、命运的处境、危险性的隐喻,以及具有解脱意义的彼岸凝聚在“渡船”这一核心意象,以“命运激流中的一叶小舟”作为诗化意象统摄全剧,展现了《边城》深刻的悲剧性,即“人的无力”,人对于命运和所处的历史情境的无力感。剧中,所有人对于命运都呈现无力的状态,这就是《边城》的悲剧性所在。最终,翠翠在渡口等待傩送回来,成为凝结在文学中的一个沉重的形象,不确定性的“等待”成了人生的全部。翠翠的命运展现了永恒的时光中人类的普遍处境,它寄予着艺术家深切的悲悯和同情。

歌剧《边城》呈现了中国美学的精神气质,画中有戏,戏中有画;戏画合一,诗画合一。我以为这部原创歌剧呈现了对两种民族精神的把握:“情的坚守”和“生的奋斗”。导演用女性的“守侯”和男性的“抢滩”构筑出两种民族精神的张力。它启示我们,中国气象可以是豪迈的,也可以是婉约的;可以是奋进的,也可以是从容的。“错彩镂金”和“出水芙蓉”都可以代表中国气象。因此歌剧《边城》这样的作品同样呈现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坚韧和隐忍,同样呈现沉静和厚重的大国气象。


(作者:顾春芳,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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