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十周年。十年来，在讲话精神鼓舞下，中国的音乐评论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并主要表现于三个方面：梯队建设壮观、批评意义初显、生态意识觉醒。

中央音乐学院作曲家新作品交响音乐会《听见当代中国》演出现场(摄影：陈胡亮、赵浩良)

梯队建设壮观

如果说十年前中国音乐评论的队伍建设主要表现为——“各自为战”、以40后至60后为主体的话，那么十年来中国音乐评论的蓬勃发展已呈“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之貌，并在纵向上展示出生机勃勃的梯队建设之状，一支纵跨40后至00后的中国音乐评论队伍正在阔步走来。

毫无疑问，这是一支群英荟萃、少长咸集的音乐评论家队伍，如40后的居其宏，金兆钧、蒋力、陈志音（紫茵）等50后，刘雪枫杨燕迪、王纪宴等60后，项筱刚、刘小龙等70后，许渌洋、徐尧等80后，以及高建、张听雨等90后，杨其睿、单奕翔等00后……在多个重大时间的节点上，人们均不难寻觅这支队伍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笔迹”，如“国家艺术院团演出季”“中国歌剧节”“全国优秀民族歌剧展演”“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国交响音乐季”“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情景史诗《伟大征程》”“全国优秀交响乐作品展演”“全国声乐展演”“全国优秀音乐剧展演”“新时代舞台艺术优秀剧目展演”和“舞台艺术创作行动计划”等。

毋庸讳言，这支音乐评论队伍的覆盖在横向上亦呈现出如下的若干特征：

1.由于地利的原因，该队伍以北京、上海两地的音乐评论家为主，可谓“京派”“海派”南北遥相呼应，共铸十年来中国音乐评论的辉煌。

2.诸音乐评论家主要来自音乐艺术院校、音乐艺术科研院所、音乐类媒体。相比之下，来自音乐艺术院校的音乐评论家居多。值得一提的是，陈志音、傅显舟与张听雨三人曾经或现在为目前国内惟一一家音乐专业报纸——《音乐周报》的记者。

3.因个人兴趣、任职单位使然，该队伍成员关注的领域略有不同，如居其宏、蒋力等更多关注中国歌剧和音乐剧，金兆钧长期聚焦中国流行音乐，其他人则涉猎广泛。

4.如果说“乐风”是作曲家、表演家的外衣，那么“文风”则是音乐评论家的外衣。该梯队虽仅为一个“无形的存在”，也没有一个信誓旦旦的共同艺术宣言，但众人却在不经意间或多或少地流露出各自的文风，并以40后至70后尤为突出。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使命。

众所周知，中国至今没有“职业音乐评论家”（full-time music critic）。无论是就文艺评论要“褒优贬劣、激浊扬清”的指示精神，还是就时代与广大受众对音乐评论的呼唤，也无论是就音乐事业蓬勃发展的大好趋势，还是就音乐创作、音乐表演、音乐生活与音乐评论的严重失衡，建立一支我们自己的“职业音乐评论家”队伍已然刻不容缓。

如果说前述40后至70后诸“兼职音乐评论家”（part-time music critic）基本完成了梯队建设的话，那么80后及其之后的更年轻的音乐评论家应责无旁贷地参与到建立“职业音乐评论家”体制中。当然，40后至70后诸音乐评论家亦有不可推卸的“扶上马送一程”的责任与义务。

对于中国音乐评论而言，当下便是一个历史转折的时刻——先“继往”，再“开来”。“继往”，一直在路上，无须多言，关键是如何“开来”？答案很简单：创建“职业音乐评论家”体制。未来已来，时不我待。参照音乐评论发达国家的模式，此制度理应首先由某个业内资深的媒体来试水——点燃星星之火，随着时机成熟，再向相关兄弟媒体推广，最终形成燎原之势。

批评意义初显

尽管十年来中国音乐评论有了长足进展，但笔者仍能时不时听到类似“中国缺少音乐评论”的论调。原因何在？盖因中国的音乐评论未能与音乐创作、音乐表演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后二者的职业队伍已然兵强马壮，但前者却至今未能步入职业化的轨道。

和“中国缺少音乐评论”的论调相似，笔者亦常听到“何谓音乐评论”“何谓中国音乐评论”的疑问。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至少目前尚无一个权威、清晰、完整的诠释。

窃以为，音乐评论家们可超然于纷争之外。姑且将问题搁置一边，不讨论，先“评起来”，先“论起来”再说，讨论无意义。当越来越多的“潜在的音乐评论家”加入到音乐评论的行列，音乐评论便有了从涓涓之水变为滚滚洪流的可能，真理自然便会逐步见分晓。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大量的音乐评论实践是辨析“何谓音乐评论”“何谓中国音乐评论”的惟一标准。

十年来，中国音乐界的现状是：音乐艺术院校的莘莘学子，依然将蝶变成作曲家、音乐表演家视为自己音乐人生的价值体现。笔者真诚地期待十年后中国音乐界会出现另一种景象：音乐界的年轻人有志于成为作曲家、音乐表演家和音乐评论家之一。从表面上看，不过是年轻人多了一个选择人生价值的机会而已，然，却反映出音乐评论的终极意义。

就像音乐之于舞蹈、电影/电视剧的“润物细无声”的艺术效果一样，音乐评论的终极意义，即有它未必感觉得到、没它却是万万不行的。尽管业内外一直不乏对音乐评论持有异议的声音，但中国音乐的历史和未来选择了中国音乐评论，中国音乐评论亦选择了自己的使命——音乐评论亟须在中国音乐的舞台上大放光彩，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如果有一天人们发现中国的音乐评论和中国的音乐本身至少同样引人入胜，换言之，中国的音乐不再是业内外/海内外受众面对中国音乐界时惟一关注的焦点，或许就是中国音乐评论在世界音乐评论之林占据一席之地的高光时刻。

生态意识觉醒

尽管十年前中国的音乐评论与中国的音乐事业同样一路高歌，但“批评精神”始终是一个若隐若现的桅杆。换句话说，中国音乐评论依然亟待展现“批评精神”。

之所以如是，首先是因为投资方、主创方对政绩、业绩的一味追逐。尤其是这两方对歌剧创作的情有独钟、对“主旋律”音乐创作的狭隘理解，式微了“批评精神”。其次，投资方、主创方对票房的向往、受经济利益的驱使，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音乐评论家“批评精神”的高扬。再次，主创方自我陶醉于鲜花、掌声，尤其是“粉丝群”对其心仪的知名音乐表演家的疯狂追捧，或多或少地削弱了音乐评论家的“批评精神”。最次，音乐评论家应更关注主体性的表达，即避免“红包厚度等于评论高度”的陋习使音乐评论家偏离了音乐评论的轨道，未能遵从音乐评论的客观规律。而恰恰就是主体性的丧失从根本上导致了“中国缺少音乐评论”论调的出现。

如何改变这一现状？大概需要分“两步走”：转变观念，营造生态。

首先，转变“评论”=“宣传”的观念。众所周知，音乐评论是音乐评论家对评论对象的价值判断，宣传是投资方、主创方对受众的广而告之；音乐评论带有音乐评论家强烈的主观色彩，而宣传是投资方、主创方尽可能客观的官方陈述。虽然二者并不是非黑即白，相互间亦存在着一定的模糊界限。

其次，转变“评论”=“研究”的观念。由于有着相似的“写作对象”与“载体”，人们总是将音乐评论、音乐研究混为一谈。殊不知音乐评论、音乐研究由于读者群、篇幅、发表平台、语言表述的不同，二者在“为谁写”“怎样写”等方面其实相去甚远，尽管部分音乐评论主体身兼“音乐评论家”和“音乐学者”的双重身份。

再次，转变“评论”=“表扬与自我表扬”的观念。此状况在新作品公演后的座谈会、研讨会上表现尤为突出。对作品反映出的问题不能以正确的态度对待，而是沉迷于“表扬与自我表扬”，进一步授人以“中国缺少音乐评论”的把柄，并形成一个见怪不怪的怪圈。

最次，转变“评论”=照搬“现代西方文艺理论”的观念。科学求“真”，艺术求“美”。中国人对“美”的理解、评判，大可不必完全照搬西方人的审美标准，否则易使得小荷才露尖尖角的中国音乐评论更加云山雾罩、不知所云，令一只脚刚刚迈入“门里”的爱乐者踌躇不前，使其对音乐评论“远之”而“不敬”。

正如前文所言，中国的音乐评论之所以没有与音乐创作、音乐表演形成鼎足而立之势，音乐评论的生态没有营造好是一个重要原因。生态营造中最关键的一环应是实事求是。人们常说一句话：爱之不增其美、憎之不益其恶，说的就是音乐评论的实事求是。如一部分音乐评论家对“三种唱法”（即“美声”“民族”“流行”三种唱法）的鄙视链常常转嫁于持“三种唱法”的歌唱演员身上，以至于最终影响到对该演员参演的某个角色，甚至某部歌剧或音乐剧的评论上。

其次，当下音乐评论久违多“声”并存的局面，倒是常见“定于一尊”的价值判断，距离既“褒优”又“贬劣”、既“激浊”又“扬清”尚有相当的距离。一句话：温情脉脉有余、人文关怀不足。

再次，心底无私天地宽。音乐评论家在写作文章、会议发言时，应秉持“心底无私天地宽”的态度，文章、发言应直接点题，指出尚需改进之处。始终呈“犹抱琵琶半遮面”之态，上哪里去寻觅批评态度呢？

最次，好的音乐评论能够向读者传递出有价值的信息，既散发出音乐评论家的自信，也力透出音乐评论的自信。中国音乐的繁荣不是由音乐评论家这一个群体说了算的，但受众一定会对长于传递有价值信息的音乐评论家肃然起敬。

笔者相信，下一个十年，“职业音乐评论家”体制将在中国建立起来，中国音乐评论家群体将会从现有的“无形的存在”（“兼职音乐评论家”）壮大为“无形的存在”+“有形的实体”（“职业音乐评论家”），其势将浩浩荡荡、不可阻挡。音乐评论已然成为受众选择、了解中国音乐类演出的风向标或指南，音乐评论家们以各自的独特文风直接或间接地牵引受众用脚投票。

到那时，“批评精神”不再是中国音乐评论的稀有金属。

到那时，有了中国音乐评论这把“利器”，中国音乐“高峰”的铸就将更加水到渠成。

（作者：项筱刚，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央音乐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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