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 ”刘勰的关于文学与时代相互关联的这句名言，已为文学发展的历史演进所不断证实，更为当下文学的历时新变所充分印证。

　　2016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建党95周年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相继而来， 11月30日又隆重召开中国文联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广大文艺工作者既以自己的写作与工作有力地应和着这一切，自己又在其中受到巨大的鼓舞与激励。来自不同界别的文学艺术领域的与会代表，用学习讨论、撰写文章、接受访谈等形式，畅谈自己对于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的感受与体会。 《文艺报》 《中国艺术报》《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和《求是》杂志、“中国作家”“中国文艺网”等报刊和网站，自12月1日起，连续发表评论员文章、综合报道和署名文章，一些著名文艺家、文艺理论批评家和专家学者通过这些平台，发表并交流了自己学习讲话的体会与收获。

　　总的来说， 2016年的文学与文坛，在内外因素的合力推动下，以其积极捕捉时代脉搏和灵敏感应社会声息，呈现出前所少有的丰繁与活跃。

　　紧随时代步伐，讲好中国故事在文学创作中蔚然成风

　　2016年的文学创作，在多样化的总体态势中平衡运行，持续活跃，文学的传统形态写作与新兴的网络文学，都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进取，数量既在稳定增长，质量也有明显提高，而且两个板块的互动日趋活跃，初步形成了相互借力、协同发展的可喜局面。

　　在文学质量上有着标志性意义的长篇小说，各式各样的题材中，直面当下社会现实的倾向更为突出，各显其长的写法中，切近日常生活的叙事更为彰显。这种不约而同的写作追求，使得2016年的长篇小说，既在内蕴营构上更具现实性，又在形式表现上更有故事性，这种现象也可解读为：作家们在长篇小说的创作中，既高度注重紧贴时代的深层变异，感应生活的脉动，以使作品更接地气、更具生命力，又密切注意切合大众读者的阅读口味，力求为更多的读者所喜闻乐见，以使作品更有人气，更具辐射力。这一切，都清楚地表明，我们的作家，越来越重视以自己的方式讲述精彩的中国故事，当下的长篇小说创作，也越来越在独特的中国故事中回荡着动人的中国旋律。

　　在积淀深厚的乡土题材和相对薄弱的都市题材中， 2016年都有锐意出新的作品，值得人们关注。如乡土题材方面，贾平凹的《极花》 ，以进城务工的女孩胡蝶遭遇拐卖，而她在被公安部门营救出来后却又回到被拐卖的圪梁村的故事，既写了拐卖对于胡蝶人生的无情改写，也写了两性失衡对于乡民人生的无奈扭曲，探悉了造成这一问题的深层的社会性原因。格非的《望春风》 ，以一个少年的视角状写村庄由简朴、内敛到在时代发展中逐渐变化的全过程。村子里的人们彼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又因为这些人际关系而在某种方面达到了微妙的平衡和内部和谐。作品行云流水的叙事、波澜不惊的故事，都在自然而然地展示着中国江南农村特有的民俗风情与内在秩序。付秀莹的长篇小说处女作《陌上》 ，没有连贯性的故事，也没有贯穿性的人物，但散点透视的叙事、多人多事的内蕴，使作品在家长里短与恩爱情仇中，交织着对于乡村传统伦理的依恋与叛离、乡村内在秩序的破除与建立，以及乡村女性的生存智慧与心灵隐秘等诸种意蕴。

　　在都市题材写作上，作家们无论是描写人们有得又有失的都市生活，还是铺陈有喜又有忧的都市故事，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如王华的《花城》 ，由农村青年女性苕花、金钱草带着改变命运的美好意愿进城，而城市不但冷若冰霜，而且固若金汤，使得她们因为身份问题只能蜗居于城市的边缘。让人为之感动的是她们既没有轻易认命，也没有随意放弃，她们虽然在日常生活上步履维艰，却把做人的原则坚守始终，这使她们艰窘的打工生计，既增添了几分额外的艰难，又内含了应有的尊严。温亚军的《她们》 ，写三位女性主人公共同租住一间公寓楼，“北漂”的生活时时处处充满着沉重感，如同雾霾一般铺天盖地挤压着三个女性的青春活力，她们却在以小搏大、以柔克刚的人生努力中，尽力适应着都市的生活，并努力导引自己的生命去除浮虚与迷离，向着本真与平淡回归。

　　报告文学一向扮演着贴近生活、反映时代的排头兵角色，在2016年，铁流、纪红建的《见证——中国新村红色群落传奇》 ，何建明的《爆炸现场》 ，许晨的《第四极——中国“蛟龙号”挑战深海》 ，彭晓玲的《空巢：乡村留守老人生活现状启示录》 ，白描的《秘境——中国玉器市场见闻录》等，分别以现场直击、跟踪采访、田野调查等方式，对重大事件和重要现象进行了近距离的观察与实证性的描述，给人们提供了这个时代“进行时”的最新资讯。本年度，中国作协创研部、中国报告文学学会还共同主办了“2016：中国报告”专项工程，旨在以中短篇报告文学形式，展示中国人民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过程中取得的重大成就和涌现的感人事迹。列入工程的作品中，黄传会的《再访皮村》 、李青松的《鸟道》 、马娜的《小布的风声》 、哲夫的《水土中国》等，或描写科技创新、生态建设，或反映新生代农民工风貌，或表现革命老区焕然一新的巨大变革，发表后都引起较大反响。

　　文化自信、现实主义成为理论批评热词

　　在2016年，文学理论批评联系文学现状和文学创作，就一些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进行了问题讨论与作品评论。话题之丰富、研讨之深入，都显示了理论批评在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指引与鼓舞下的振兴态势。比较集中的话题、构成焦点的问题，有关于“强制阐释”的讨论、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的探讨、文学批评现状的反思、网络文学中“IP”概念的讨论等等。但相较之下，比较重要的还是“文化自信”与“现实主义”两个话题的研讨。

　　自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特别提出“文化自信”后，文学文化界就敏感地认识到这个提法对于文化、文艺的重要意义。一些专家学者就此著文，对这一概念的思想内涵与现实意义，进行了多角度的探讨，发表了不少有益的见解。如陈先达在题为《文化自信中的传统与当代》文章中指出，在当代中国，文化自信是具有时代性的命题。它既是一种文化的自觉与自豪，是反对“西方文化中心论” ，反对由于清中叶后列强入侵、中国落后于西方产生的民族自卑和文化自卑，又是吹响推动中华民族复兴的精神号角。郭凤志在《文化自信的战略意蕴》一文中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战略命题，它破解的是中华民族当前和未来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并具有世界意义。只有在大历史、大格局、大视野中认识文化自信问题，才能从本质上领会其蕴含的战略意义。单霁翔在《通过对话彰显文化自信》文章中认为，我们要有对自己国家和民族文化的自觉，同时对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锋有正确的认识，在世界文化新格局中，形成一个“源于自己而属于世界”的崭新文明体系。白烨在《文化自信与精神自立》的文章中指出，有文化，还得有自信。自信，首先是“自”字。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自信，是从我立足，以我为本，把自我的主体性凸现出来，把民族的主体性确立起来，而不是人云亦云地跟从他人，泾渭不分地盲从西方，使自我迷离倘恍，使主体随波逐流。在这里，需要以自知促进自省，以自省带动自修，以自修获得自尊，以自尊实现自立。由清醒的自我认知、充分的自我肯定，获得强大的精神动力，赢得坚强的精神定力。

　　现实主义是这些年一直都在谈论的话题，但2016年，不仅理论上的探讨持续深入，而且较多地联系创作实际，使这个话题的言说更接地气，更具生气。如王海平的《从情感出发的现实主义》 ，由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论述说起，认为应当看到情感在现实主义中的重要作用。讲话强调爱国主义是文艺创作的主旋律，爱国主义首先就是一种情感;讲话强调追求真善美，坚守道德境界，道德境界也是情感范畴的命题。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触摸到情感现实主义的脉络，即强调从情感角度去观照现实生活，从情感角度把握现实和历史的本质，这是对现实主义传统的重要丰富。蔡家园在《激活现实主义精神》文章中强调道，现实主义是一个具有多重内涵的语词。它不仅是一种美学观念，它还是作家观察世界、体验生活的一种方式，是作家对待人生的一种态度和建构文学世界的一种价值倾向。在今天，人们更多的时候是从创作方法、创作思潮的层面来谈论现实主义，但是不能忽略的是，现实主义在根本上乃是一种文化精神。这种精神，正是现实主义之魂。而周晓风的《现实主义精神与新世纪文学》的文章，联系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创作的发展指出，现实主义虽然只是新世纪文学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但这可能是新世纪文学中最需要也最重要的部分。而且新世纪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并不具有上世纪80年代现实主义文学的思潮背景，而是成为一种喧嚣之后走向深化的文学新常态。新世纪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与西方的、东方的、传统的、现代的多种多样艺术方法和多种多样文学样态共同构成多元共生的文学系统，表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现实主义精神已成为新世纪中国文学的灵魂所在。

　　2016年，张江主持的《人民日报》 “文艺观象”专栏，连续推出《现实主义在当下》 《现实主义的内力与魅力》 《现实主义的品格与境界》等笔谈专版，雷达、吴义勤、程光炜、贺绍俊等学者，叶辛、苗长水、迟子建、叶梅等作家，就现实主义的内涵与要义、创作中的运用与实践等，从不同角度进行探讨。此外，还在《柳青：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光辉典范》 《什么是深入生活——从赵树理的小说说起》 《作家要寻找自己的句子——从陈忠实的创作谈起》等作家专论中，结合这些作家的创作与作品，具体论析了当代文学的现实主义写作典范与基本经验。

（文/白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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