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丽丝（中国电影家协会民族电影委员会副主席、内蒙古文联副主席）

　　回顾百年来电影艺术的辉煌历程，不难发现，中国少数民族电影以它自身非同凡俗的人文色彩和民俗的特征，还有艺术上的创新，占据着中国电影队伍中不可缺的重要地位。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少数民族电影有不少精品，像《五朵金花》 《刘三姐》 《回民支队》 《冰山上的来客》等等，那时候少数民族电影占领了中国电影最大的市场，引领着中国电影最前沿的时尚，人们看了电影会了解到当地的地域环境、风俗情况。

　　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电影表现更趋多样，以多种类型、多种题材满足观众多样需求。我记得那时候要拎着一个拷贝，到各个省市去卖。拍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的压力不是在市场上演完了一部怎么还回钱来的压力，压力在于你的电影怎么能和过去的电影不同，让你的电影像美国的大片或者西方的电影，让你的电影更好看。带着这样的思路我们就开始研究一些更类型化的电影，思考什么样的民族电影可能更具有像美国大片的英雄气，什么样的民族电影能让观众在观影的视觉上有分析和认知，不会像过去看到的电影，教育的意义比较重，于是也就出现了冯小宁拍摄的《红河谷》 ，还有我们拍摄的《东归英雄传》 《成吉思汗》 《悲情布鲁克》 。当时王朔和冯小刚的电影现象属于直面社会的，是带有喜剧形式和嘲讽形态的电影，可是民族电影有民族电影的特性，拍民族电影要立足于对民族区域的了解，如果我们也把民族电影走向喜剧模式的形态，就会觉得心灵和自己的认知不太能接受。

　　理论界和评论界说少数民族电影变成了“一日游” ，没有办法走向市场，我的观点和评论界的观点不太统一。在浮躁的时代，少数民族电影不浮躁，而是更贴近生活，他们特别脚踏实地地拍了一些动感情的真挚的电影，最真切地记录了中华大地上改革发展进程中少数民族区域的真人真事，真实的情感，真实的变迁。这一段的少数民族电影少数民族是该值得骄傲的，他们很平淡，很实际，不像我们那时候想到怎么能把民族的电影改变一下，怎么能让更多的老百姓看到少数民族的电影，他们带着自己个人的观点、个人的评价、个人的感知记录下来，而且数量非常之多。

　　我们需要为今天的人类拍一些他们喜欢看的民族电影，它也要有大片的规律、大片的概念、大明星的引领，我们也就选择了一些能激活电影市场的方式与方法，让民族电影走向商业的平台。政府营造出来一个非常好的市场，中国电影银幕数增加了，国家对本土电影也很崇尚，在此种良好环境下，更需要舆论界和批评界直面中国商业电影，做有效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