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底，某媒体在展望2015年度长篇小说创作时，基于诸多小说名家已于2014年底之前推出了自己的长篇新作，提出2015年可能是长篇小说创作“小年”的判断。当时我就对这个判断有所怀疑，而今年长篇小说创作的整体状况也印证了我的怀疑：虽然不能说2015年是长篇小说创作的“大年” ，但也绝不能说是“小年” ，而是“丰年” 。

　　我之所以对2015年是长篇小说创作“小年”的说法心存疑惑，是因为我觉得这家媒体得出这个结论的依据不可靠，即：在我看来，以“50后”为主体的小说名家群体面对变化深刻而又变幻纷纭的现实生活，大多已无力予以文学的把握，他们虽然也不时推出长篇新作，但我们从中看到的，大多是老调重弹，以及这老调重弹中视野的狭隘、灵魂的疲惫，因而了无活力。换个说法就是，在笔者看来，除了极少数满怀热情突入现实并孜孜矻矻追求艺术精进的作家外，以“50后”为主体——包括少数“少年老成”的“60后” ——的所谓小说名家已经淡出或即将淡出小说舞台——有评论家将这一现象归纳为“ ‘50后’的终结” ，而现实感更活跃、审美感更犀利、形式感更自觉的“60后”及一部分“70后”已经成为或即将成为小说舞台的主角，他们必将为文坛带来新气象。

　　2015年，新变化已经悄然发生; 2015年，新气象已经崭露头角。

　　这一变化首先是外在的，即我们上文所说的作家群体的变化。2015年度，迟子建、周大新、韩东、严歌苓等小说名家分别推出了自己的长篇新作《群山之巅》 《曲终人在》 《欢乐而隐秘》 《上海舞男》 ，也得到一些评论家的肯定，甚至是“高度”肯定，但客观地看，这些作品虽然皆有可圈可点之处，但整体而言，绝非成功之作，有的甚至在文体上都不大成熟，因而，自然很难成为2015年度长篇小说创作的主流与中坚。相反，陶纯、何顿、次仁罗布、路内、冉正万、东西、张者、陈应松、王华、钟二毛、周瑄璞等“60后”“70后”作家却纷纷于2015年度推出自己的长篇新作《一座营盘》《黄埔四期》 《祭语风中》 《慈悲》 《天眼》 《篡改的命》 《桃夭》 《还魂记》 《花村》 《完美策划》 《多湾》 。这些作品，无论在文学精神还是审美维度上，大都展现出与以“50后”为主体的小说名家不一样的面相，而且文体意识相对比较自觉，使他们的作品在形式上也体现出一定的丰富性，因而，他们也自然而然地成为2015年度长篇小说创作的主流与中坚。

　　这一变化更是内在的，即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学精神的悄然回归。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自新时期以来，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文坛，无论是作为一种文学思潮，还是作为一种文学方法、文学精神，“现实主义”都被许多作家作为一种“疾病”躲避着——这是所谓纯文学大行其道的主要原因之一。诚如上文所言，这种回避有其背景及原因，并且在小说的形式探索及文学性追求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毋庸讳言，这种回避却也带来一个极大的弊端，即由于现实感严重匮乏，导致我们的文学患上了软骨病!说得严重点，多年来，我们的一些作家都是闭着眼睛写作，其虚无、其游戏，可见一斑。这一现象，近年来已经有所改观，但在2015年度却表现得尤为突出——我们上文所列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宁馨儿，都洋溢着充沛的现实精神，也洋溢着充沛的现实美感，而且，这还只是部分代表作，如果一一列举，这样的作品还有不少，可以开一个长长的书单。

　　这种现实主义精神的悄然回归，意义不可小觑，其影响，也许要在三五年之后才能更深刻地显现出来。可以说，这是我说2015年是长篇小说创作“丰年”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但我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伴随着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回归，我们的长篇小说不仅没有如一些人所担心的那样，出现僵化、单一的局面，反而显现出某种丰富性。这可真是“意外”的收获。

　　这种丰富性首先体现在伴随着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回归而来的现实主义文学方法的回归，即以正面强攻的方式突入现实，消化现实，再现现实。其代表作是陶纯的《一座营盘》和王华的《花村》 。前者以军旅为突破点。由于带着镣铐舞蹈，由于文学观念的僵滞，多年来，军旅文学丧失了把握重大现实题材的能力，要么写写军营的花花草草，要么写写军人的小情小调，大致如此，但《一座营盘》却截然相反，作家以巨大的勇气直面现实，通过活现一只“军老虎”的成长史，把“营盘”内的腐败实相和盘托出，其严重程度，令人震撼，其批判力度，由此可见一斑，但更重要的是作家通过塑造布小朋这位正面军人形象，使我们重新思考文学的意义：在困顿的现实面前，我们是随现实之流而下，做现实的尾巴，还是溯现实之流而上，做现实的引领者?相信这是值得每一位作家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王华的《花村》以女性视角切入现实，通过栀子、百合、映山红等几位花村女性的沉郁生活，反映了联产承包三十多年来农村由希望的田野而空巢的空前巨变。当我们看到随着成年男子大规模外出，村里的少妇长期得不到情感慰藉，以致少年痴子部落和古稀老人张大河都成为她们希冀的对象时，我们禁不住潸然泪下，而围绕着村庄的那条河流，再也不是花河了，而是泪河——泪流成河。我们禁不住追问：当一种社会安排连人的基本情感，甚至基本生理都得不到满足之时，是不是应该予以扬弃?在《一座营盘》和《花村》等小说中，文学的现实感再次得到有力确认。

　　除了正面强攻之外，现实主义的回归还采取了比较多样的方式。在这方面，东西的《篡改的命》和陈应松的《还魂记》可为代表。在《篡改的命》中，作家把汪槐、汪长尺、汪大志一家三代的悲剧命运维系在城乡之间巨大的分隔上，将底层改变命运的希望寄托在进入城市上，这实际上是以乡村和城市为支柱，并在其间悬了一根线，而汪槐、汪长尺、汪大志就成了走在这根悬索上的“魔法师” ，稍有不慎，则跌下深渊——事实上，这一家三代根本就不是什么“魔法师” ，因而跌下深渊是命定的事情。这种写法比较现代，有一定的寓言色彩，但毫无疑问，小说精神是现实的，它折射的不仅是汪长尺等农民的命运，而且是每一位穷苦人的命运，因而，这又是证言。陈应松的《还魂记》与东西的《篡改的命》有异曲同工之妙，通过一位鬼魂还乡之后的所见所闻，再现了乡土中国的颓败。由于小说中较多地采用灵魂叙事，较多地使用楚文化元素，使小说有一定的魔幻色彩，具有向楚文化致敬的一面，但根本上，这部小说还是忧患的产物，是现实的果实。

　　再就是，在现实主义精神烛照下，往事不再如烟，而是焕发出别样的色彩。在这个方面，何顿的《黄埔四期》 、次仁罗布的《祭语风中》可为代表。在《黄埔四期》中，通过对谢乃常、贺百丁等黄埔四期精英的人生的描述，作家再现了抗战史上被遗忘的悲壮一页，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谢乃常、贺百丁等人英雄末路的描写，再现了历史的无情，虽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值得深究，但整体而言，这部一百多万字的小说开阔恢弘，水深流急，因而，令人读之扼腕，思之怃然。次仁罗布的《祭语风中》则通过晋美旺扎一生修行的故事，再现了西藏自解放至开放的几十年的巨变，其间既有无尽苦难，亦有无边慈悲，而其中社会的风云变幻与人心的载浮载沉，更是发人深省，引人慨叹。

　　关于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作家与生活的关系问题，即熟悉生活与再现生活的问题。在这一点上，陈彦的《装台》给出了出色的回答。由于与装台人朝夕相处，由于与他们同气连枝，这些活跃在舞台背后的人，活到了作家心中，活到了小说前台——成为《装台》中当仁不让的主人公。更重要的是，由于作家巧妙地处理了生活与小说之间的关系，使顺子这个人物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因而，使现实主义文学的经典问题也再次浮出水面。需要补充说明的是，陈彦并非“主流”作家，而是一流的编剧。 《装台》在文学界的成功再次提醒我们，有时候，功夫真的可能在诗外。

　　最后，我想说的是，现实主义回归只是开始，相信2016年现实主义一定还是主潮。但这并不是说现实主义的就是好的，而是说只有那些既有热情和能力拥抱现实，又有热情和能力消化现实的作家，才可能创造出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鉴于此，我们有理由期待，2016年以“60后”及“70后”为主体的“新”作家应该有更精彩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