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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中，表现建党历史的作品是其中特别重要的一类。因为这些作品表现的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的起点，表现的是对新中国历史产生根本性影响的重要历史事件。源于此的“星星之火”造就了后来革命的燎原之势以及新中国的成立与发展，其间累积的是百年历史的沧桑巨变。

陆俨少《伟大的起点》 

　　然而，由于1921年建党初期的历史资料及相关图像的稀缺，在美术创作上就表现出了这类题材特有的难度，使得一段时期之内，不少美术家对之望而却步。反观同样有着资料稀缺问题的“长征”题材，作品非但数量多，内容也非常广泛，涵盖了长征题材的方方面面，其中不乏获得全国美展金奖的佳作。原因在于，“长征”题材有着非常具体而丰富的历史内容，如抢夺泸定桥等著名战役及翻雪山、过草地等艰苦历程，其中有许多都是无名英雄。因此，虚构人物及历史氛围并不影响历史真实。所以相较而言，“建党”题材的创作需限定在具体人物和具体场景之上，其难度可想而知。尤其在上世纪50年代初，人们大都只能通过有限的资料和图像去了解历史。不管是在上海，还是在嘉兴，都有关于场景、与会人员、相互关系以及具体细节等问题，如何获得这些具体的内容和图像资料？应该说困难很大。除了原始资料缺少外，还缺少支撑画面的具体细节资料，包括人物的举手投足等应如何设计。将作为革命故事的语言表述转变为具体的形象画面，无疑需要那些具体的与会人员的形象细节，且这一形象又必须定位在1921年。然而在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中有许多并没有1921年照片的情况下，画家的创作如何能得到广泛的认同？实际上这还是一个如何还原真实的问题。在历史的真实“再现”缺少形象依据时，画家创作所还原的“真实”，也就是形象的历史感就非常重要。这或许就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首要问题。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很多美术家都在努力排除万难来面对建党题材，陆续创作了一批优秀美术作品，表现出了几代美术家对于这一题材创作的热情。为此，许多画家深入到上海兴业路76号（原望志路106号）和嘉兴南湖这两个“一大”会址，不断地去写生、收集资料，琢磨题材内容的相关方面。这些创作表现了不同时期的画家对于建党题材的理解和认识，也反映了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这一题材创作的不断深化。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可以看到当代美术创作，特别是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发展与变化。这些作品既可以反映不同历史时期的美术创作特点，又可以看到美术发展过程中的衍变。

　　具体来看，这一题材的创作主要有国画和油画两部分，实际上是从山水（风景）和人物两个不同角度，反映了对于建党题材的美术创作、展览的需求。国画基本上都是在山水画的范围内表现与这一题材关联的建筑、红船以及自然环境，因为时间久远，加上1949年之后新中国建设的日新月异，建党会址周边的自然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许多“新”的建设和改造覆盖了往日的痕迹，所以，这类美术创作如果要还原过去的真实景观及氛围就更加困难。所以，国画家们在自己的理解和认识的基础上，结合传统山水画的笔墨，利用虚实处理，使一些作品很好地把握住了历史和现实之间的关系，并在建筑以及周边环境的处理上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的氛围和意境。当然，其中也有一些是基于历史图像的利用，如上海“一大”会址及周边；还有根据当事人的回忆，如嘉兴南湖红船。这种利用或许跨越了不同的历史时期，但是又在一个整体的地理范围之内。比如像“一大”会址所处的上海城市环境氛围，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包括后来又转移到嘉兴，在创作中必须面对这些特别的不同切入点。因此，作为山水画的表现往往只能选择其一，更多的则需依靠观者基于历史的理解和延伸。作为山水的表现可以非常自然地规避具体而复杂的人物和人物关系，也避开了会议的许多具体内容，表现出国画创作的特点：使建筑与红船像符号一样，或者像山水中的点景一样。这也反映了一代名家钱松喦、陆俨少、朱屺瞻等在这一时期创作上的特点。从中人们可以看到国画家以中国传统的笔墨与现实和历史的契合，他们所表现出来的自己对这一题材或具体景观的认识，不管是以现实为基础，还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去装饰历史的内容，都让人们看到了一栋普通的建筑或一条普通的船所承载的神圣使命。

朱屺瞻《南湖留胜迹》

　　另一方面，在油画作品中，颜文樑所画的南湖红船像他画的其他风景画一样，只不过在色调的处理上能够看出寄予希望的心情。与国画相比，油画的“写生”往往不像国画那样能够更自然地处理景观，所以，当南湖的风景成为一种特定主题的创作，就失去了写生的“自然”。同时期很多油画家在这一题材创作方面的缺席，则是因为创作上面临的挑战与更严密的要求。

颜文樑《南湖》

　　当建党题材的美术创作聚焦于历史中的具体人物和情境之上，就表现为重要的突破。面对各种可能性，画家的创作都是基于自己对历史人物的不同理解，包括形象、具体位置、相互关系，以及人物的正反背侧等，所组合的是过去图像中所没有展现的最初的建党历史。这些作品表现的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的第一次重要会议，它们专注于人物、人物关系以及环境氛围的营造。画面中人物表情的凝重、庄严、坚毅、信心，都昭示了中国共产党革命事业未来的前程。在这个百年历史的过程中，起点中的特定环境通过油画的语言来营造，表现了特殊历史时期的特定氛围，显现了还原历史场景更接近真实的优长。如1977年，陈逸飞、邱瑞敏首先打破禁区，创作了《在党的“一大”会议上》，这是以上海“一大”会场为基础的创作，显现了作为上海画家的责任和机会。该画并没有画出全部的与会代表，只画了6个人，其中正在讲话、站立的毛泽东是画面的焦点。作者巧妙地取其一角表现，既突出了重点，又避开了表现全体与会代表的难度。无疑，这一创作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同时也反映了转折时期美术创作的突破以及浅尝辄止。

陈逸飞 邱瑞敏《在党的“一大”会议上》

　　当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发展到21世纪，浙江画家何红舟、黄发祥于2009年创作的《启航——中共一大会议》，将视点移到了嘉兴的南湖。他们没有继续在开会的层面上表现这一题材，而是打破常规，转移了大家关注会议场景的惯常，把创作视线引向户外，将与会代表登船的场景作为画面的构思立意。在画面所凝聚的那一瞬间，既表现了与会代表从上海赶来的行色匆匆，又有他们回眸相望时对安全的警觉。这之中既有对过去的回顾，也有对未来的憧憬。画面定格的这一瞬间过程中的群像，像纪念雕塑一样，让人们看到了历史与创作、审美与表现。

　　“建党”作为美术创作的一个经典表现题材，其代表性的创作一方面是基于以美术创作还原一个历史过程或历史瞬间，同时，又把它定格在这一瞬间中的具体内容之上。因此，在这样一个特定时空的表现中，这些优秀美术作品为后人还原了一段形象化的历史。显然，画家的创作不是历史学家的考据，也不是历史的文字说明。因此，何红舟、黄发祥的创作让人们看到了在进入新世纪以后对这一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新可能。在新的时代氛围下，画家可以更加理性地对待历史，也可以更加感性地表现历史，所以，才能够基于历史的真实来还原历史。尽管这其中依然有画家对于历史的理解和认知的局限，但人们可以看到在表现一段缺少参照的历史中，艺术家通过自己的“创”和自己的“作”所建构的历史画面，依然能够获得观众对于它的真实性的信任。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画卷中，建党题材作为开篇之作，其创作的演变表现了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发展过程。今天的创作因为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而不同于上个世纪，画家可以更多地从艺术本体语言中处理艺术和历史之间的关系，解决题材与表现之间的问题。何红舟、黄发祥的创作虽然没有“红光亮”，也没有“高大全”，但人们依然可以看到他们所表现的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伟岸。作品所表现出的为后人所敬仰的伟大，还有能够为今天所继承的“红船精神”，让人们看到了图像的意义和价值及其独特的审美魅力。从1949年以来，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其中过去与今天的关系和影响，所表现出的形成经典题材和经典作品的内在逻辑，对于今天的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作者：陈履生，上海美术学院教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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