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加强现实题材创作”已被写进十九大报告，由此可见现实题材创作在新时代文艺创作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同时也是对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文艺创作的新要求与新期待。

　　从目前美术创作实际状况看，现实题材创作渐已成为主流军，这是值得肯定的，也充分反映出大家对现实的关注。但笔者发现，即便如此，仍有很多人对现实题材创作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解和误判，包括一些专家、学者，他们也往往会以偏执的视角，用狭义上的西方现实主义美术创作观来直接指导和衡量当下的现实题材创作，将现实主义创作简单等同于现实题材创作，把现实题材美术创作混淆为写实主义绘画，或仅仅理解成用写实的方法进行的美术创作。

　　但笔者认为，现实题材创作与现实主义创作之间既有内在联系又有明显区别，不能混为一谈。换句话说，现实题材创作不完全等同于现实主义创作，我们务必要从广义层面来认识和理解。就创作本身而言，它应该是包含了现实主义绘画在内的更为宏大的创作观，也是更加符合时代需要与艺术发展规律的创作观，甚至说一切有利于关注现实生活、反映时代精神、引导和鼓舞人们向上向善向美的健康积极的文艺观、创作观都理应为现实题材创作所包容、吸收和运用。一定不能简单地将西方现实主义或写实主义绘画的相关概念和创作方法照搬、复制到现实题材创作上，而不加变通与转化。应该有新的思考和创新，甚至要积极开拓、铺就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实题材创作之路，否则我们的现实题材美术创作很可能会变成是西方现实主义或写实主义绘画的一味模仿与直接翻版。

　　首先从各自发展的历史背景及过程看。我国现实题材美术创作自美术起源开始就已经出现，无论新石器时期的岩画地画，还是陶器雕塑，无论先秦石刻，还是战国帛画，都有记录和反映当时人们生活状态、思想情感的痕迹。而从画史确切的记录上看，无论《韩熙载夜宴图》《簪花仕女图》，还是《捣练图》《货郎图》等，其表现内容也均来自当时真实的生活场景。就是说，现实题材创作在我国由来已久，发展历史源远流长。而现实主义美术则是舶来概念，其最早在17世纪荷兰画派有了萌芽，真正形成流派是在19世纪的法国，代表画家及作品有库尔贝的《碎石工》、米勒的《牧羊少女》等。真正传入中国则是五四运动以后，与当时学习西方的历史情境有关。虽然迄今为止在我国也有百余年的现实主义美术创作传统，但相比数千年来的现实题材美术创作仍显短暂。所以无论从绘画实践的起始时间，还是发展的历程来讲，两者都存在差别，不能盲目划上等号。

居斯塔夫·库尔贝《碎石工》（图片来源：“中华艺术宫”微信公号）

　　其次从各自创作的基本原则和主要特征看。总的来说，我国现实题材美术创作一直都十分强调绘画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并反作用于生活，即绘画的社会功能，或叫审美功能，其中既包括审美认识功能、审美教育功能，又有审美娱乐功能、审美调剂功能等。创作手法也是丰富多样，既有工笔又有写意，既有具象符号又有抽象元素。大体说来，即注重以形写神，形神兼备。而现实主义美术创作的基本原则是强调艺术反映现实生活，关注现实人生和自然，认为艺术是对现实的一种审美认识、再现和反思。在表现语言上则通常采用写实手法，注重细节的刻画。就是说，现实主义美术创作包含内容的真实与技法的写实两大要素，缺一不可，而与我国现实题材创作的多样性稍有差异。

　　因此通过粗略对比可看出，它们之间既有相同或相近的地方，又有不同之处。但尽管如此也并不妨碍彼此融合与发展，特别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现实题材与现实主义美术创作一直都是美术创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且诞生了一大批经典作品，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董希文的《开国大典》、罗工柳的《地道战》、詹建俊的《狼牙山五壮士》、艾中信的《红军过雪山》等，为新中国重大美术题材创作开辟了道路，树立了典范。而自改革开放以来，现实题材与现实主义美术创作之间不仅有了更为紧密的结合，而且有了新的变化和演绎，如“伤痕美术”代表作品高小华的《为什么》、程丛林的《1978年夏夜》、罗中立的《父亲》等，“乡土主义绘画”代表作品周春芽的《藏族新一代》、尚扬的《黄河船夫》、陈丹青的《西藏组画》等，都是现实题材与现实主义美术创作融合化一的典范；再如靳尚谊的《塔吉克新娘》、刘小东的《三峡大移民》等，则是吸纳了其它艺术形态的营养并赋予其东方特有审美而进行探索的优秀案例。此外，近年来如“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等项目的启动，也出现了诸多出色的现实题材美术作品，像赵振华的《抗击非典》、唐勇力的《新中国诞生》、于小冬的《茶马古道》、任惠中的《文景之治》、李象群的《元四家》等，它们将西方现实主义美术创作的手法样式同我国传统现实题材美术创作的特有表达加以进一步融合、探索与发挥，为我们今后类似主题的创作提供了新的宝贵经验。

董希文《开国大典》（图片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官网）

　　尤其随着社会日益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生活方式、信息来源，还是眼界视野、价值观念等，都更需要现实题材创作予以记录和表现，以此来聚焦社会民生，把握时代脉搏，弘扬中国精神。当然也更要求我们正确处理好现实题材与现实主义创作之间的微妙关系，以进一步建构和完善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现实题材美术创作与评价体系。

　　总之，无论对现实题材，还是现实主义创作，我们的认识都不能狭隘，不能局限于一种所谓“题材论”“形式论”“方法论”等的理解，或将其公式化、概念化、套路化，而要以负责任的态度来吸收、掌握并挖掘和丰富现实主义更深层次的美学思想、现实精神，尽可能予以多样化、创新性的弘扬与表达，尤其在新时代这一新的历史语境下，更需要我们不断用发展的、时代的眼光来对待现实主义创作，来赋予其新的主旨内涵、美学意义，以及新的创作语言、表现样式，来完成其“现代性”向“当代性”“未来性”的自觉转换，并将其灵活运用到现实题材的大创作中去，真正创造出“立得住、传得开、留得下”的精品力作。

　　（作者：王进玉，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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