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1世纪的中国美术史论和美术批评界活跃着一位“师爷”前辈——邵大箴。他和他学生、学生的学生,几代同堂出席了从古代到当代、从外国到中国的各种美术展览、研讨会,他还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教学。教学研究之余,他还为美术爱好者撰写了普及性读物以及创作绘画。他不无自豪地对女儿说,你应该跟我学学水墨画。而同为美术理论专家的女儿说:我爸爸的画就是那么随性而越来越有法度地画出来的。
而邵大箴也是今年8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美术学院回信的8位老教授之一。
父亲要我顺其自然
谈起父亲,邵亦杨最深的印象大概就是爸爸让她干什么都要顺其自然:从小我们家一切都很自然,我爸爸总是说女孩就是要像个女孩,女孩自身就是有很多好的特点的。那时候院子里男孩多,我出去和男孩玩,爸爸也很鼓励。同时,我妈妈也是搞艺术理论的,他和爸爸都有自己的事业,所以从小我就没觉得女性会和男性在事业上有什么不一样。我读书也很自然,没有赶功课很晚睡的,也没有过分赖床的。
邵大箴与女儿邵亦杨
“从小什么事都可以和我父母讨论、争论,而且爸爸错了他也会按照我说的对的去做,因此从小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 邵亦杨感叹, “在学习上、思考上,我父母是很宽松的,从来不管我,也不在乎的我的成绩,当然我也没有太差的。与学习、思想不同的是爸爸对于我的生活照顾的很周到,这方面他就是个好爸爸,很亲切。但爸爸对品行方面却很严肃,我印象中,他对我严格要求的就是上学纪律和迟到什么的。”
邵亦杨说:“如果我小时候有什么不满足,那就是我认为美术史论这个专业是最不好的专业,因为我爸爸妈妈都是搞这个专业的,太忙了。那时候条件差,我从小就看他们星期天往往一个人占了桌子,一个人在床上铺开画册等资料各写各的文章,很少有时间带我出去玩。结果等我考大学时,想报考复旦中文系,我爸爸说很少有作家是从中文系毕业的,读中文系大多是当秘书的。我想想觉得自己不想当秘书。我外语好,想考外语系,妈妈说光学外语没有专业。我就考了中国工艺美术学院工美专业和中央美院史论系,两校都录取我了。在选择时,看到爸爸的学生中有很多有才华的人,觉得央美史论这个专业还是有希望的,就这样在不断排除分析后,我选择了我从小认为世界上最不好的专业。当然,这里面也有内在原因,就是这种耳濡目染。”
邵亦杨留学澳大利亚10年学习美术史论,她说她很感谢爸爸的学生们帮她照顾父母。父母的留学故事是邵亦杨同年生活的一部分,也是她留学的一个情节。
留学是他们的青春之歌
高高的白桦树、寂静深邃的伏尔加河……诗画一般的俄罗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无论是歌声还是油画,向苏联学习是当时举国上下的热潮,而到苏联学习则是那时候很多青年的梦想和理想。邵大箴和他夫人奚静之就是那一批圆梦青年。
邵大箴与奚静之的青春岁月(1961年结婚时的留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为解决全国科研、教育、工程技术、工业、文艺等方面的高级人才不足的问题,当年全国派出留学苏联8000人左右,其中而美术类33人,美术史论才6个人。邵大箴说,他对高教部长杨秀峰说的话铭记在心,就是一个留学生的支出,相当于250位农民一年的收入。他觉得唯有发奋学习才能对得起祖国人民的重托。
谈起留苏的学习生活,邵大箴说:“1955年-1960年,我被国家派往苏联列宁格勒列宾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系学习。美术史论系学生每学年的实习是在美术考古队和博物馆进行的,目的是要学生养成从实物、实际出发、不尚空谈的习惯。”
正是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开阔的眼界和严谨的学术训练,构成了邵大箴一生可贵的学术品格。中央美院教授薛永年说:“邵先生从苏联留学回国,给我们讲外国美术史。他说,希腊艺术和罗马艺术不一样,希腊艺术讲理想化,罗马艺术讲个性化。我印象很深。他讲课很有条理,重理性分析,不是那种声情并茂的。”邵先生的讲课风格竟然也得到了女儿童年的好评,邵亦杨说:我从小就喜欢听爸爸给我讲古希腊、罗马的艺术故事。给孩子讲,邵先生一定会讲更多的故事和作品的形象,这更是得益于他当年对古希腊罗马艺术品实物的考察以及研究和列宾美术学院比邻的众多艺术博物馆。
在苏联留学的五年间,邵大箴等美术史论专业的同学们除文、史、哲的学习科目外,在前三年每周两个上午接受绘画实践的训练,学习素描、速写、水彩、雕塑制作技巧。邵大箴多年来一直坚持着绘画特别是水墨画的创作。他的作品还被选入了入中国美协杭州中国画双年展。
留学生活是紧张、刻苦的,但也是很有乐趣的。邵亦杨记忆很深的是一张妈妈奚静之 在苏联留学时很生气的照片,那是爸爸拍的。因为那时父母约会爸爸经常迟到,而原因很奇特。因为约定时妈妈很仔细,而爸爸有点马虎,经常把约会地点搞不准,这就耽误了时间。
一生践行走自己的路
作为一个长期从事外国美术史研究的学者,邵大箴开始关注和研究作为中国民族艺术的中国画,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他从长期任教的中央美术学院兼任中国美协书记处书记、《美术》杂志主编。 “因为工作的关系,也由于前卫思潮对传统中国画的过激态度,迫使我思考和关注中国画的创作。从这时起,我才真正认识传统中国画的意义与价值,认识到它独特的美学品位,它的哲学意味和诗学品格。”而邵大箴例外地建议邵亦杨跟他学水墨画实际上不仅希望女儿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要具有实践体会,更要对本民族艺术“中国画有更深切的体会和领悟。” 邵大箴说。
2009年,邵大箴编辑出版了学术文集《美术,穿越中西——邵大箴自选集》,在代序中,他旗帜鲜明地提出:我们的美术家,只有忠实于时代、忠实于人民、忠实于自己的人,才有勇气和胆识脚踏实地地、坚定地走自己的路。
邵大箴的学术之路就是他“要走自己的路”的鲜明写照。相比他的专业学术专著《欧洲绘画史》、《西方现代美术思潮》、《艺术格调——邵大箴论艺术》、《古代希腊罗马美术史》和译著《论古代美术》,尽管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影响不小,但他的普及性读物《现代派美术浅议》、《西方现代雕塑十讲》更为社会大众所熟知,1980年,他主持创办的普及性读物《世界美术》,笔者和许多美术爱好者是通过他的书和《世界美术》打开了面向世界的艺术窗口。邵大箴还通过对知名中国旅法艺术大师朱德群工作室的考察,揭示了传统根基与当代美术的关系。朱德群是抽象艺术大师,可就是在他的工作室,邵大箴惊讶地发现,朱德群的学生都在补学传统的造型功夫,朱德群的解释是这批学生造型基本功太差,需要补课。朱德群曾经对一个中国雕塑家说:“一个人基础不厚,底子不深,怎么能变化呢?”
邵大箴已年逾80了,一副和蔼可亲的长者形象。但邵先生是一个有学术锋芒的人。北京师大孙津教授在刚参加工作时,就和邵大箴有过一次会议的接触,孙津介绍自己所从事的美术史史论、语言学等多领域研究,立场往往是多学科之间的。听到站在那么复杂的学科交叉中研究,邵先生就幽了一默道:“那你不是要掉下去了吗?”那以后,邵先生多次约请孙津写稿。多年以后,孙津说,“邵先生是在爱护我、提醒我”。薛永年说:“邵先生是有学术锋芒的,但他会采取一种陈述而不是论辩的方式来表达,他说的东西就能被人接受。”
邵大箴《山水》水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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