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感到手边有画不完的画，心中有唱不完的歌。

  ——朱理存（1940年—2020年）

踏歌图（中国画） 朱理存

不久前在北京举办的“至理存真——朱理存中国画艺术作品展”，以回顾展的方式追悼这位离开我们已经两年多的杰出艺术家。展览上，我看到了很多之前从未展出过的作品，从而对朱理存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和认识，感受到她的纯真与善良，她那扎扎实实、默默努力创作的精神让人感动。

经典作品的经典性总能给当下的艺术创作带来某种启示。朱理存在20世纪80年代初创作的《踏歌图》《姑娘们的节日》和《草原上的姑娘》等一批工笔画作品，回归生活的自然与真实，带着女性特有的敏感、温婉和细腻捕捉着少数民族生活的时代表情。

《踏歌图》表现了一群藏族姑娘因节日把盏而在归途中微醺欢歌的场景，真实地呈现了姑娘们因欢而饮的陶醉模样；《姑娘们的节日》捕捉了一群参加火把节的姑娘相聚于伞下耳语的情景，这一节日活动被赋予了少女交流私话的生活情调；《草原上的姑娘》描绘了赶往那达慕大会途中的蒙古族姑娘们，青春洋溢在她们牵马前行的神态与表情里。这些作品从现实情境，尤其是女性生活的视角发掘少数民族生活本原的欢快与喜悦，揭示了画家对少数民族生活的真切体验。朱理存将自己的情感完全融入少数民族女性生活中，并与她们感同身受。这种对于少数民族精神生活的描绘是平淡而隽永的，比简单从外围视角观看民族风情更细微、更深刻，也更符合对生活本真意义的理解。

朱理存在20世纪80年代迎来了自己艺术创作的高峰期，其艺术的创造性还体现于她在不知不觉中将“形式美”的审美觉醒融入工笔人物画创作。再观聚焦彝族姑娘欢聚场面的作品《姑娘们的节日》，画面以几顶油布伞构建起聚集的空间，又因伞的不同形态形成松紧与虚实的节奏，由此丰富了画面在写实之中的形式趣味。《草原上的姑娘》画了四个人物，其构图在古今中外的绘画中较为少见，因不论“三加一”还是“二加二”的人物组合都难成佳构，但朱理存却能在这种组合中实现形式上的突破。她把“一加三”的人物与她们所牵的“三加一”的骏马进行交错叠合，从而破解构图困局，展现出新颖而繁复的形式美感。对人物体块的简化是朱理存工笔人物画的一大特点。与潘絜兹、蒋采萍等画家的工笔人物画相比，朱理存的工笔人物画更追求形简意丰，将简约的体块与繁复的服饰进行组合，从而构成某种形式意味。如《赶场天》中背着幼儿的母亲，其体态就被归纳为简约的几何形体；《土地》中三位耕种者的形象也力图简化外形，以较为整体的线面结构形成形体内部的形式创造。

草原上的姑娘（中国画） 朱理存

当代工笔画的繁荣发展离不开朱理存这代画家的艺术语言探索。朱理存的工笔人物画并不像当下许多工笔人物画那样一味追求细腻、时尚和精致，也不像一些工笔画家对少数民族题材的兴趣大多是建立在对少数民族服饰的装饰性的表现上。她追求的是在造型的简化中形成丰约的形线意味，使作品更具艺术的写意与简朴。其创作往往在晕染之中予以自由的勾线，让色面与线条相互咬合。即便是表现华丽的民族服饰，也不会为追求质感而使用高贵的色料填涂，而是以和在造型中使用的相同线面勾写点染。实际上，相对于繁琐的装饰，她更加注重体面造型的处理。如《土地》《顾》和《赶场天》等作品都以浅淡的天空为背景，人物成为画面主体。完全用勾线去造型必然显得单薄，这便形成了她不完全以勾线造型，而是通过块面积色与晕染来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语言。她对晕染体面的探索超过了对传统勾晕的沿用。朱理存的工笔画在艺术语言上还有一些重大突破，譬如上述这些作品都有较大面积的天空描绘，天色与云彩的处理成为难点。勾染是工笔画的基础语言，但在这些作品中，画家并没有完全用线去勾画云彩的层次与变幻，而是在凸显天空奇幻色彩的同时，既降低色彩的纯度又通过微小笔触来制造某种涩滞的肌理，形成独特的工笔画色彩特征。

朱理存的工笔画，总能够让人感受到那代人在理想主义本色中自然融入的浪漫色调，这便是其作品虽来自生活却又超越现实，并以某种纯真性统摄画面形成美好世界的缘由。这种纯真是在遭受苦难与磨砺之后对真诚与朴素的追求，这也便是画展以“至理存真”为题对其艺术人生进行深刻揭示的缘由，而她的名字早已嵌入自己的艺术生命之中。

（作者：尚辉，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美术》杂志社社长兼主编，中国美协美术理论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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