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水墨在中国已走过40余年，早已自成体系。其实，水墨概念及其系列新的表现语言、创作样式的产生，最重要的贡献恰恰在于它们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于对传统中国画系统的彻底激活和解放，在于把“水”与“墨”这些古老的元素真正放置在当代艺术的语境和框架内，无论是创作理念、文化内涵，还是具体的形式语言、技法技巧、媒介属性等，都有着前所未有的突破与适应时代的革新。这不仅关乎美术创作与美术史书写的问题，还关系到新的时代背景下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认知、身份认同。

烟花三月（国画） 2019年 何加林（图片选自《中国文化报》）

虽然现如今各种形式的对外展览、交流层出不穷，但对于非专业领域的观众来说，仍然较难对中国画的审美内蕴有更深入的认知和理解，传统中国书画的海外推广任重道远。不可否认的是，普及性决定传播度，倘若不能被更大程度、更大范围地理解、接纳与认可，中国传统文化就很难融入文化全球化的大背景中，实现和世界的对话。

而水墨概念及其系列新的表现语言、创作样式等的产生，却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无论从传统角度看，还是从画种的命名、材质上说，水墨都更具代表性，也更具国际属性。首先它历史悠久，它比中国画这一概念还要早上千年，在唐代就已有水墨的叫法。其次不管是油画、版画、水彩画，包括雕塑等，都以材质或技法来命名，这种命名方式也基本是国际惯例，那么称之为水墨又何尝不可？所以笔者认为，水墨概念的复出，不仅正本清源，而且正当其时，不仅更容易被外界理解和接受，而且更有利于相互间的平行交流与深度对话。当然，这绝非某些人所说的西学思维或者西方中心主义，更非崇洋媚外的表现。笔者注意到越来越多的当代水墨画家迫切希望利用水墨这一本土的重要文化资源、表现手段，在一个敞开了的全球文化空间里建立一个既中国又现代的新的传统、新的视觉语言体系，建立一个能够真正对接全球化文化语境的新范式、新文本，而这也确是时代所需。

所以，应该允许和鼓励水墨的多样化存在，肯定这一领域艺术家做出的诸多探索与努力。实事求是地讲，他们的很多创作和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国画现代化、艺术当代化的转型和升级，为文化自信、文化输出提供了更多与国际交流、对话的可能。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不能总盯着那些拙劣的、不入流的水墨创作，就以偏概全、乱加指责，而是要仰望塔尖，塔尖上的那些艺术家及其创作才真正具有代表性，真正代表这个时代的学术高度与审美水平，像吴冠中、朱振庚、阎秉会的抽象水墨作品；周韶华、刘国松、谷文达的现代水墨作品；张羽、刘子建、邵戈的实验水墨作品，梁铨、蔡广斌、王天德的观念水墨作品，田黎明、李孝萱、刘庆和的都市水墨作品等，都在国内外专业领域享有盛誉。

总之，当代水墨的出现是时代发展的必然，是水墨介入当代社会、当下生活的新尝试，也是以现实社会问题与当代人的精神诉求等为主要表现对象的新的价值取向与创作样式。相比传统绘画，其观念更开放、审美更多元、题材更丰富、形式更自由、手法更灵活，传播和影响也更广泛。即便一些时候可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起码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警示、一个反面教材，告诉我们在艺术融入时代创新发展的潮流与进程中，究竟哪条路可行，哪条路不通，而这正是当代水墨探索和实践最难能可贵之处。

因此，对待当代水墨创作，不应带有偏见、抵触，相反，要给予足够的理解和支持，要将其放置在时代融合发展的大背景、大趋势下考量。同时，也不应仅仅关注所谓的技法技巧层面，而是要对其形式和语言、内涵与外延等作一个更为全面、深度的认知和解读。也就是说，对水墨新维度、新样态的出现，务必要有新思维、新视角，以及新的判断与品评机制与之匹配、呼应，绝不能以传统这把标尺来丈量和裁决。

（作者：王进玉，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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