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无一 不可有二

——“八大”书法的形式感

　　某次“青歌赛”有一道文化测试题，主持人问歌手“八大”何许人也？得到的答案是“八个人在山上”。对于专业人士来说，这是一个笑话。如果拿到社会上问一般人，估计也会是类似的答案。所以相对专业人士来说，算不上笑话。当文史哲被切割，文学成为粉饰，无病呻吟，历史就是戏说，哲学变成“神秘主义”。中国文化的特点是，合则成功，分则一无是处。如今很多书家只知道写字，成了“写字匠”，出不了大家并不奇怪。就“八大”自身而言，他的一生就是不断“被曲解”的。对于他的签名人们常以“哭之”“笑之”来加以解释，其实未必完全如此，很多时候人云亦云罢了。“八大”诸多的言行表明，他根本不想被别人理解，就像李商隐曾经写了很多“无题”诗，有时诗意晦涩，甚至用典也极为冷僻，不是为了找到知音，并不想“心事有人知”，只是让自己心中的情绪有一种排解。

“八大”手札作品

　　有关“八大”的评价分析实在太多，作品也被翻拣的差不多了。在此拎出两件手札来对比。一件作品字数较多，密密麻麻，一件作品的字数较少，局部很疏朗。对比之后可以看出一些不同的情绪。

　　字数较多的情况下，显得怪诞，大小凌乱，比如“山人”和“老人”的连笔，不讲究变化，有些重复。有些笔画歪斜松弛，甚至于放荡之姿难以形容，并不知道原因，有意无意本身也说不清，甚至可以说毫无理由。如果能找到理由，他就不是“八大”了。当作品的字数较少时，他所取法二王、董其昌等的痕迹自然显露出来，其中的连笔如“未得”“佛生”“未必”“七日”等形成一个个序列，彼此之间又有不同，别见趣味。对比来看，字数多者，繁中有简，不觉累赘；字数少时，简中有繁，不显单调，这才是“八大”书法“简”之要旨所在。

　　有些点画的处理如果出现在一般的书家笔下，很可能会被“痛批”，接近胡来。正因为是“八大”，就网开一面。出现在“八大”的笔下一点不也奇怪，因为他是“八大”！相反，若没有这些特征，就不是“八大”。这样来说，是不是对“八大”的理解已经形成一种模式化？确实有这样的忧虑。学“八大”者往往只能得到一些皮毛，东施效颦，原因就在这里。

　　一般书家与“八大”这样的大书家之间的差别在于，一个专写技法，一个融入性情。“书如其人”如果达到极致，就是“书人合一”。有些人的书法不能就纯粹的技法来分析，必须由人来入手，比如康有为、弘一法师、米芾。“八大”无疑也是其中一位，他写《石鼓文》就是一个特例，从来没有人敢这样写。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八大”的书和人是不能分割的，如果不与个人结合在一起分析，便失去了意义。

　　“书如其人”这一说法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提及，有支持也有反对的，支持者认为应该如此，反对者认为不符合事实，有特例。书品与人品的关系具有不确定性，但找不到几个特例。如果把不确定的情况概括进去，则“人品”应该改成“人性”，人品可以伪装，人性则改不掉，所谓“江山易改，禀性难移”。

“八大”手札作品

　　“八大”书风的突变、巨变，难以想象。“八大”并不是一开始就如此怪异。没有人生下来就知道自己是天才。他早年学过董其昌，也学过黄山谷。董其昌和黄山谷之间的跨度很大，“八大”最终的变化跨度更大，脱尽前人窠臼，面目为之一变。书风的变化和人生的变化是同步的，可以找到印证。

　　有的书家作品以点画为单位，王羲之和米芾等人书法精致到点画的每一个细节，每一笔都非常精妙，法度与性情兼备。“八大”的作品属于“整体型”，单个点画是无法孤立存在的，拆开来就失去了意义，就连其中的连笔也是实的，草法夹杂其间，形成一种跳宕调节的“符号”。而且极个别字形的放荡歪斜夸张，无法总结出其规律。对于“八大”而言，这就是最大的规律，每一件作品都不同，所以无法复制。换句话来说，仅从表象上来入手，只能学到皮毛，学不到精神。

　　“八大”的每件作品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的个性本身也是特立独行的。说到原因，“八大”这个人，就是一个没有哲学理论的哲学家，同时也是一个思想家，写的是自己的心灵。

　　（作者：薛元明，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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