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坚是北宋著名文学家,其书法独树一帜,为“宋四家”之一。对黄庭坚的评定,与他亦师亦友的苏轼最具可信力。苏轼在《跋鲁直为王晋卿小书尔雅》中写道:“鲁直以平等观作欹侧字,以真实相出游戏法,以磊落人书细碎事,可谓三反。”这句话真切地赞扬了黄庭坚的人品和书品:平等观,是佛家语,释学认为宇宙本质皆同一体,一切法、一切众生无有差别;欹侧,倾斜的意思;真实相,佛家语,即本来面目;游戏法,苏轼把书法看作表情达意娱乐身心的一种游戏;磊落,形容人襟怀坦白。
黄庭坚《苦笋赋》
自乌台诗案受牵连,以至宋元祐时期,黄庭坚所作诗文一改讽喻风格,转为“谑浪小碎,皆有趣味”的轻松笔调,表现诗文形式的书法却变得长枪大戟、剑拔弩张。此时,黄庭坚臻于诗文内容与形式对立统一的创作佳境,即:平等与欹侧、真实与游戏、磊落与细碎。三者意本相反,而黄庭坚的才思却足以把彼时彼地的心境物化统一在每幅书法作品中。
字势的斜侧是黄庭坚书法的特色,以势取象,以象达意。细细分析黄庭坚书法,不但横画如万里阵云、一波三折,暗合王羲之曾留给后人之规矩:“若平直相似,状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后齐平,便不是书,但得其点画耳。”(《题《卫夫人〈笔阵图〉后》)。竖画、点画等其它笔画也写得虬曲不正,上下连贯,左右呼应。字与字之间险象环生,态势多变,不平衡的欹斜之中富有平衡,仿佛让读者置身书法的自由王国之内,一饱眼福,流连忘返。正如东汉著名文学家、书法家蔡邕所言:“为书之体,须入其形”(《笔论》)。黄庭坚将书法的点画、构架、章法与客观世界的物象联系起来,契合“夫书肇乎自然”的书法观点。
黄庭坚在《跋秦氏所置法帖》中言:“古之能书者多矣,磨灭不可胜纪,其传者必有大过于人者耳。”他指出,古代众多书作中,只有那些出类拔萃的人,才能流芳千古。这种平等观深受欧阳修的影响。欧阳修在《欧阳文忠公集》中说:“古之人皆能书,独其人之贤者传遂远。 ”二人认为人品正书品好最能传之久远。人品正,而字斜,应是苏轼说他“以平等观作欹斜字”的又一见解。
黄庭坚《山谷文集》中有言:“最忌用意装饰,使不成书。”他反对虚伪和做作,认为作书不可刻意求工,否则会失去自然天趣;字写成后,不可装饰、重描。这是他“真实相”的反映。其书法的“真实相”还在于他认为学习书法仅有技法是不够的,必须有高尚的道德感和强烈的正义感,再加上博大精深、识见高超的学问,唯有这样的人写出的字才值得收藏。如果一个人胸中无道义,即使他写字的笔法和墨法不次于钟繇、王羲之,也不过是一俗人俗品罢了。此外,黄庭坚的“真实相”还表现在他做人自觉自省、自我批评的优良品质:“余学草书三十年,初以周越为师,故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元祐间书,笔意痴钝,用笔多不到。晚入峡,见长年荡桨,乃悟笔法。 ”
黄庭坚人品、书品、文风形成的关键有三:好的家风,好的师友,以及自己好强进取的性格。父亲黄庶进士出身,崇尚杜甫的为人与诗风,其诗作语言凝练,内容朴实。在家庭环境影响下,黄庭坚自幼开始读圣哲书,五六岁就能背诵五经,七岁便敢于在私塾老师面前提问。他在家时,父亲教他学六经,实际上只学了《易经》《书经》《诗经》《周礼》《乐经》;他去上学,先生也同样说教六经,可课程上只有五经。那一经到底是什么?又为什么不学习呢?老师讲明另一经是《春秋》,因编年体性的历史书有一定难度,故一般不去学。黄庭坚故而表示《春秋》已列入六经,他就要学,先生也应教,不然就不是六经了!
黄庭坚事亲颇孝,虽居官位,却为亲人洗涤便器,为二十四孝之一。同时,在他留下的墨迹尺牍中也能看出他“以磊落人出细碎事”的品格。《致天民知命大主薄札》作于1095年,当时,黄庭坚贬谪涪州别驾黔州(今四川彭水)安置。时年50岁,开始寂寞流亡生活,还念念不忘家中事。“天民知命大主薄。霜寒,想八嫂安裕……切切。”全篇字体结构严谨安详,中宫稳重,行文温润,信札内容富含亲情,人人俱到,在问候安乐的长幼亲人中,不漏一人。“咩儿”是后补上的,其“细碎”之极,殷殷之心让人感动。
细碎事无关紧要,但黄庭坚胸怀磊落,能耐心、细心面对诸细碎事,且在这看似微不足道的事中寓其意,教育人。《山预帖》笔法精妙,笔锋无处不及,且时有漾荡之笔飞扬穿插其中,足见其书法功力炉火纯青。黄庭坚把这样生活中貌似细碎小事,升华至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等思想上。婉转含蓄、适可而止的文字内容,真切生动、寓意深长的书札不仅是留给后人学书的典范,更是教人说话做事的样板。
《苦笋赋》是黄庭坚54岁时谪居四川宜宾所作。时人多喜欢研究黄庭坚晚年书法的嬗变,却仅停留在笔画之间的变化,且臆说云云。古人的书札,尤其是宋人写意的书牍信跋,书法是寓意的形式,而行文是写意的内容。若仅在这样形式上想究竟出所以然来,往往会事倍功半,又何谈欣赏其书“韵”呢?
《苦笋赋》细碎的内容:“余酷嗜苦笋,谏者至十人,戏作《苦笋赋》,其辞曰: ……勿为醒者传。”黄庭坚把苦笋喻作忠臣。忠臣似苦笋,忠言逆耳却反遭不公的待遇和诽谤。把桂斑喻为奸臣,虚有其表,却往往仕途顺利,节节攀升。《苦笋赋》的结束语和《道德经第四十一章》开始:“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有异曲同工之妙。回看黄庭坚“磊落人做细碎事”的书信牍札,林林总总,内容颇丰,耐人品读。
仔细临读黄庭坚的墨迹帖,更理解了苏轼对黄庭坚的评价。这评价是肺腑之言,准确,熨帖。苏黄二人皆心地光明,才情横溢,书文道义和正气并存,志趣相投,心曲款通。千百年来,一直是后人做人从艺的榜样。
(作者:李永健,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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