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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经典场域 感悟日常书写(薛元明)

2024-08-08 阅读: 来源:《江南时报》 作者:薛元明 收藏

重返经典场域 感悟日常书写

——由孙晓云书写《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所想到

6月12日下午,南京大学中国书法研究院院长续聘暨“大美汉字”通识课启动发布仪式在南京大学仙林校区举行,中国书协主席孙晓云现场签名授书。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汉字+文本”是书法的基石。汉字的产生,具有一定的“神性”,所谓“天为雨粟,鬼为夜哭,龙为潜藏”。因为“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在后世的运用中,汉字具有了“非凡的弹性”,即便在信息时代,也一次又一次见证了其旺盛的生命力。“提笔忘字”和“沉迷手机”是现代社会的两大通病,“阅读+书写”无疑是对症下药。关注这样一个“三百千”系列个案,具有现实意义和价值。

“阅读”和“书写”,都会涉及“书”字。“书”的含义大致有三层:一是文字、字体,二是书写、书法,三是书籍、著作。由文字而延伸至文章、文化、文明和文脉,存在两个指向:一是不能单纯地认为书法只是强调“书写技巧”,其涉及文字书写和个体的文化修养;二是使用汉字的国家和地区,涵盖整个汉文化圈乃至全世界的华人文化圈。只有在此基础上,各种针对性的理解才可以进一步拓展。书家主体是文人,今天称为知识分子,不管如何,本质永远是读书人,有的可能是教书人、写书人,哪怕是抄书人,一定和“书”有缘。

由“书”进而关注对“经典”的理解,“经”就是“作为思想、道德、行为等标准的书”,所谓“典”,“五帝之书也。从册在丌上,尊阁之也”。书法强调取法经典碑帖,文学史乃至艺术史也不例外。目前所选的“三百千”是互为相关的“经典”。明代思想家吕坤曾说:“初入社学,八岁以下者,先读《三字经》以习见闻,读《百家姓》以便日用,读《千字文》以明义理。”

《三字经》是一部以典范人物为榜样,适合蒙童特点的励志故事大全。同样是基于儒家思想编写的启蒙教材,《三字经》和《弟子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保留了宋代以前的儒学思想精华,1990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儿童道德丛书”。《三字经》《千字文》的字句编排含有教诲之意,《百家姓》则没有,为什么仍会被选作蒙学读本呢?姓氏对于中华民族成员来说极其重要。生活中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别忘了自己姓什么!”言下之意,姓氏强调的是归属感、认同感以及清晰、恰当的自我定位。《礼记·乐记》有云:“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作为社会文化制度的产物,姓氏在人伦及社会关系上所执行的礼仪规范,强调以家族为中心,重视血缘区别亲疏,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姓氏历史和文化底蕴,增强对家族和文化的认同感,乃是中国传统的核心价值之一,影响至今。《千字文》堪称浓缩的“百科全书”,涉及天文、地理、自然、社会、伦理、教育和历史人物典故等方面的知识以及为人处世的道理,涵盖家学、国学和文学等要素,知识性与艺术性并举,妙语连珠、朗朗上口,被译成多种文字。

传统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诗歌无处不在,从诗词中领悟生命,从诗词里观照人生。汉语的精练美妙是不言而喻的,讲究对仗、平仄、押韵等音乐性的特点,故而具有音韵美、和谐美。辜鸿铭说,“汉语是一种诗的语言,它具有诗意和韵味”。中国文化是“诗性文化”,“三百千”都具有诗的语言和节奏。唐代王维是一个全才,做到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苏轼说:“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诗之余。”古典文本经过现代装帧,实现了对美的全面展现,涵盖形式之美、内容之美、文字之美、文学之美、书写之美,而且可以进一步了解对仗、节奏和音律之美,集众美于一体。

然而,当下逐丑、审丑的潮流似有抬头之势,需要有所反思和警惕,个人立场常常如此鲜明和偏激,且容易泛滥传播,须从古代典籍中寻找文本形成“共识”,这也是推出“三百千”手写本的意义所在。审美意识决定审美能力,进而才会有审美判断,直至形成个人审美标准,个性的审美一定要有共性的前提。中国式审美的前提和内核是中国哲学,最典型的,书画作品中的留白,不只是纸面上的“空”,而是想象的空间。中国哲学本质是自然哲学和心灵哲学,而中国文化首先是一种审美文化。不仅如此,中国文化着重强调“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虽然会采取随遇而安的态度进行生活,然则一以贯之地注重人的行为问题,主张人的情义重要性,推崇人的直觉,归结到一点,中国人讲哲学,以伦理道德为核心,侧重探讨人的生命问题。

当下是一个面临传统文化复兴的时代,毋庸讳言,需面对传统文化碎片化的现实。文化复兴需要合适的土壤,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建立起一种相对的语境。“三百千”作为一个顺序系列,乃至被塑造成一个“整体”,是极有道理的,也见证了一点非常重要的原则,即书法与人生要尽量同步,由此可以看出中国智慧。由《三字经》可以想到“三,天地人之道也”“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由《百家姓》可以想到“人一能之,己百之”“百炼钢化为绕指柔”;由《千字文》可以想到“千”意味着“大千世界”,“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懂得一千个汉字,基本的阅读就能过关。这三部经典中,有很多内容已经成为习以为常的成语、典故和名句,可以举一反三,让读者明白很多道理。这当中尤为值得称道的是《千字文》,本身就是一部经典“书法文献”,完美地呈现了对汉字的理解、演绎、化用和传承。《千字文》涵盖真草篆隶行等多种书体。后世的书家只要有个人意愿,都可以进行创作,只要作品具有足够的含金量,就可以融入这个系列。从《千字文》便可以看出中国文化的传承,以及书法的传承方式。

经典文本内涵的价值发掘,很大程度上依赖传播的多元化。历代有不计其数的抄经,《道德经》也有很多抄本传世。对于经典的“诠释”和“弘扬”,有很多约定俗成的方法,最典型的就是注疏、批阅、诵读和抄写四类。抄写在印刷术未出现之时,或者是出现了而不发达之际,实则是一种常态。古代书家的文本内容通常有两类:一是原创,涵盖各类诗文,经过思考而有所创造;二是抄写,也可以有所“创造”,是另一种“创造”,最典型就是《千字文》的问世和广泛流行,经久不衰。

抄写看似简单、机械和重复,其实不然。抄写本身就是传播、传承,保持敬畏之心,耳濡目染,文本与书写合二为一,故而可以说,借助抄写,可以重返经典场域,拒绝浮躁,能够让自己安静下来。静能生慧,就是一种修行,对经典表达尊重和敬意,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变化气质,在日常生活中品味智慧,吸收营养,从古人那里寻找心灵的寄托。追求个性,首先要涵养本性、心性,更需要技法和灵性。如前所述,中国文化是诗性文化,只有把握本质,才能陶冶情操、积累智慧、传承美德、健全人格,拥有诗意人生。这也正是不能局限于只关注书法而止步于风格品评的原因,关注书写、关注汉字,常读常新,孙晓云以一己之力,通过抄写来引发更多人关注古代经典,进而形成一定的“文化共振”。借助抄录经典,可以激发文化记忆,更关注汉字乃至中国文化。就好比到国博观展,针对有关甲骨文和青铜器,只想到技法,难免小家子气。南博举办苏轼书画展,倘若仅仅围绕书画说三道四,不过是皮相之论,一定要从书画上升到文化的高度,才能实现“破圈”。“破圈”的本质就是面向整个社会提升和扩大文化影响力,不能限于小小“书法圈”。思维方面首先要破圈,之所以以汉字作为突破口和契机,是因为世界上所有华人都属于汉字文化圈,只有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和努力,书法才具备共同文化记忆的价值和意义。

说到本质,是对“力”的诠释。口头上习惯说“心有余而力不足”,就是个人修为存在欠缺,借助经典的力量,了解汉字的活力、魅力、魔力乃至生命力,实质是给自己注入力量。“美”就是一种力量,马克思说,“美是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在个人成长的过程中,有时太便捷顺利了不行,必须寻找一种“逆向”的方式来磨炼自己,远离浮躁。抄写展现了一种助力,利己利人。培养耐心,耐心就是集中精力,提升专注力。“心安即强大”,本质就是一种“定力”,持之以恒,付诸行动,知行合一,就是“执行力”。汉字的传承和研究,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甚至极为繁难,一个字可以有几百种写法,一个字从古到今的用法,足以写一本专著。人的成长有两种,一种是生理成长,一种是心灵成长。《道德经》云:“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要有一种思想准备,从通识、常识进而具备见识乃至学识。知道每件事的究竟根本,便是常识。见识是指明智地、正确地作出判断及认识的能力,学识产生于才智,也产生于天性与心地。重视汉字教育,可以唤醒文化记忆。抄写可以将理论付诸实践,是创造执行力的过程。

回到孙晓云书写“三百千”经典来看,她的期望就是通过一己之力来实现关注经典的目的,关注汉字,投身书写。作为中国书协主席,在其位、履其职、尽其责,充分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影响力来落实和推动。

近年来,她奉行宣扬传统文化的宗旨,从增强文化自信到具体经典传播工程。不得不说,很多书家在意的是个人出版作品集,增加知名度,也是一种“包装”。这些年来,孙晓云注重宣扬经典,持之以恒,放弃“小我”,成就“大我”,通过多方面努力,一步步地让自己作为一个“书法实践者”的要求实至名归。从最初《书法有法》的出版,便能够领略其呼唤注重经典和传承的心路历程。事非经过不知其难,有的人可能不以为然,或者说,存在不同看法。说实话,我对于其中一些观点并不认同,但艺术观点并非完全统一才是好事,恰恰是需要各持己见,多歧为贵,是十分必要的。但有一条是极为令人信服的,即通过书名所揭示的观点——书法有法——尤其在当下缺少法度、忽视法度甚至漠视法度的氛围下,呼唤重视法度,是极其必要的,也是理性的。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书家普遍太过强调个性,共性强调太少。“法度”于古人是自然而然之事,就当下而言则成了一种苛求。很多人对于汉字,对于书法,已然少了敬畏之心。对于任何观点的理解或解读,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环境和大势背景。与此同时,也要了解,“史观”比“史料”更为重要。一如很多历史学家的著作,有着宏大的体系、细致的论述和严密的推理,如果缺少独特的史观,必定是美中不足。罗贯中《三国演义》比陈寿《三国志》贡献更大之处在于提出了“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史观,令人印象深刻,流传久远,影响广泛,正是这个道理。

抄录经典用以广泛传播的意义,概括成一点,就是促成“华丽蜕变”。今天重返经典,目的并不是为获取某些特定的知识信息,而在于回溯前人的智慧历程。通过阅读经典,可以穿越历史时空,直接面对思想家和思想本身:一方面,经典包含着解决今天所面临问题的思想资源,尤其可以对普遍、共同的问题作出回应和提供启示;另一方面,经典能够激发更深入思考,由此提升自身理解世界的能力,以此为契机,在与历代经典的沟通、互动中,不断走向智慧深处,推进对于人自身乃至社会历史文化的理解。古人云:“凡益之道,与时偕行。”如果有更多的人拒绝提笔忘字,主动亲近经典,感悟日常书写,热爱汉字,敬畏传统,相信会有助于形成良好的风气。


(作者:薛元明,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文化传播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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