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脊梁——迎庆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全国书法大展、现状与理想——当前书法创作学术批评展、盛世中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书法大展、源流·时代——以王羲之为中心的历代法书与当代书法创作暨绍兴论坛、中国力量——全国扶贫书法大展、“伟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书法大展”、“征程：迎接庆祝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胜利召开书法大展”……近年来，这些引发书坛高度关注、引起社会热烈反响的主题性书法展览，宏观与微观经纬交织、时代与个体相互映照、纪实与精神一脉相承，呈现出人民性、时代性、专业性并重的特点，用书写、镌刻等形式讲好中国故事、表达中国情感、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续写新时代新征程中人民文艺的光荣与梦想。

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叶培贵既是这些书法大展的参与者，也是见证者，他总结道：“从‘艺文兼备’到‘浸入式感受、体验式书写、主题性创作’，文字表述变化很大，标志着五年探索在理论上的重大升华。”他点赞书法界不断探索书法如何承担时代使命的征程，“是文艺新时代新征程的组成部分和生动实践，是扎根历史厚度的回溯，是回应时代热度的践行，更有可能是呼唤未来高度的探索。”

中国文艺网：这十年来，中国书协主办的一系列大型主题性展览在理念上具体发生了哪些令人欣喜的变化？

叶培贵：“艺文兼备”自2014年起成为中国书协评审的方针之一，后来又作为重要策展原则贯彻到中国书协主办的大型展览如“现状与理想——当前书法创作学术批评展”、“源流·时代——以王羲之为中心的历代法书与当代书法创作暨绍兴论坛”等的文辞组织工作中。

前者为参展书家提供的是关于书法理想的历代经典表述，后者提供的是文书并美的历代名作。这两个展览中的指定文辞，非常强烈地内在于书法演进的历史之中。一方面，每一段文辞都与其生成时代存在着深刻的联系；另一方面，所有文辞又综合地构成贯穿历史的线索。所以从策展角度说，实现了将“文辞”及其背后隐含的理想、历史等全面贯穿于展览中这一目标。

2020年“中国力量——全国扶贫书法大展”开始实施自撰文辞新举措。看起来仍是“文辞”问题，但至少有两个显著变化。第一是从“指定”到“新撰”，难度大大提升了。第二是从“传统”到“时代”。形成时代文本，必须打开书斋，面向社会。但基于审慎考虑，这个展览还没有要求参展作者亲自完成“新撰”任务，因此深入生活推进“文”“墨”混融，仍未完全解决。

2021年“伟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书法大展”进一步推动作者深入生活，并将策展理念提炼为“浸入式感受、体验式书写、主题性创作”，取得巨大成功。

2022年“征程：迎接庆祝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胜利召开书法大展”在此基础上推进构建“以事成文”“以文成墨”的主题创作模式，组织300多位书家深入生动的实践、火热的生活，与基层一线普通群众、先进人物一起生活、劳动，感知精神，寻找灵感。

现状与理想——当前书法创作学术批评展

源流·时代——以王羲之为中心的历代法书与当代书法创作暨绍兴论坛

中国文艺网：对于参展书法家来说，要应对展览理念的变化需要作出哪些尝试和改变？

叶培贵：以上面几个展览为例。

对于参展作者而言，由于“现状与理想”与“源流·时代”两个展览指定的文辞都是外加而非源于自我身心的感受、体验与认识，虽然有可能在书写时产生“先得我心”或“于我心有戚戚焉”的共鸣，甚至“内化于心”，但恐怕终究难以真正做到古代经典那样“文墨相辉”，人、文、书三者浑然无间。

“中国力量”展对中青年骨干作者提出了新的要求：书写新撰时代性文本。“新撰”要求必须对文辞传统特别是文体的相关技术规范有所了解，在词、句等方面有所积累，还要有一定的综合文化素养和创造力。“时代性”要求作者必须接触扶贫人员或扶贫点，甚至亲身参与到充满艰难困苦的扶贫工作中去。由此，作者的内心情感、价值观乃至对中国历史、文化、现实的认识也有极大可能被触动。

“伟业”展明确要求作者深入一线，采访相关人物，搜集相关文献，探访相关史迹，在此基础上完成文辞撰写和作品书写。这个要求，真正把作者推到了时代生活场域之中。

“征程”展再次提升了要求：部分作者采用诗赋等传统雅文体撰写时代文本。“雅文”不仅涉及文体规范，还涉及文体形成过程以及大量经典作品中所承载着的民族精神。

因事成文，因文濡墨。由事情而进入时代生活、感受历史脉动，由文辞而契入传统精神、凝聚时代表达，最后汇综到笔墨表现，这样的创作过程，与近几十年来逐渐固化的创作模式形成了很大差异，不仅改变了当下书法的某些状况，也将对书法事业的未来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中国文艺网：新的策展理念及其对书法家的创作要求会对整个书法生态产生哪些影响？

叶培贵：长期以来的书法活动状况可以概括为“书斋-笔墨-展厅”。其典型特点是在书斋里依靠智慧、借助书籍、运用笔墨、驰骋楮素，通过反复临帖、不断创作、持续参加展赛，以及借鉴西方艺术理论特别是形式构成理论来寻求形式突破。对于书斋外的不同生活场域，书家通常只关心有没有指定文辞和尺幅大小这两个问题。这种状况，与生活是艺术源泉的普遍原理，距离未免遥远了一些。

事实上，只要进入生活场域，文辞和风格要求从来都应该是极为重要的。“浸入式感受、体验性书写、主题性创作”，就是要使书法家和书法作品，摆脱这种活动模式的局限，回到生活中去——无论是创作之前还是作品完成之后。

这将使我们把“书斋-笔墨-展厅”的习惯创作模式扩展为“生活-书斋-文辞-笔墨-生活场域”的新模式。“生活”成为创作过程的两端——既激发生命的感悟，也检验作品的意涵。“文辞”成为连接“生活”（乃至民族文化传统）与“笔墨”的中介。隐藏于这个模式之下的，则是生命的忧悲愉怿、可喜可愕与时代生活的共振，以及文辞背后关联着的民族精神和价值体系。这就是孙过庭所说的“取会风骚之意……本乎天地之心”的境界。

伟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书法大展

中国文艺网：您对书法家面对书法创作的新生态新模式有哪些建议？

叶培贵：仅靠参加一两次“浸入式感受、体验性书写、主题性创作”展览唤起的情感震荡，有较大可能会被书法家长期养成的以笔墨效果为中心的考量所取代。换句话说，“浸入式感受”的所得与“主题性创作”的要求，在这有限的几次尝试中，很难有效促成“体验性书写”习惯的真正养成。

对于书法家而言，真正回到生活、契入历史，可以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迈入生活并且有意识地将所见所闻所感转化为文辞和笔墨，使自己经常性地处在“生活-文辞-笔墨”三者融合的艺术化情境之中。二是有意识地坚持以自作诗文参加各种书法活动，迫使自己在创作时首先思考作品将要进入的生活场域是什么特点，及其对作品文辞和风格可能产生何种要求——“主题性创作”是这种要求的一个典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广大文艺工作者只有深入人民群众、了解人民的辛勤劳动、感知人民的喜怒哀乐，才能洞悉生活本质，才能把握时代脉动，才能领悟人民心声，才能使文艺创作具有深沉的力量和隽永的魅力。

近年来，书法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广大书法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从书斋走到广阔的社会生活中，书写了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

当代书法，只有回到生活，并通过文辞契入历史，书法才能获得无穷无尽的源泉，才能保持永不衰竭的活力，才可能真正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承担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抒写的使命，逐步实现从高原向高峰的质变。

（作者：叶培贵，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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