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本页标题下方的“来源：《文艺报》”，查看报纸报道，链接为：http://wyb.chinawriter.com.cn/content/202101/20/content58347.html）

　　摄影艺术经过180余年的发展，已经在“摄影式观看”和诸多本体探索上积淀了深厚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纵观摄影发展史上的各个时期，“观看”的侧重对象和“注目”的内容都有所不同，也正因此差异，不同时期摄影艺术的发展就会有时体现为外延的拓展，有时体现为本体的回归，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一直以来，正是对“当时”重要事件的强烈关注和记录的渴望，促使着人类不断推进摄影技术的变革，从而实现某种与时代题材和内容相契合的新摄影类型的出现；而摄影新类型的出现，反过来又会加深摄影艺术对时代内容的进一步挖掘和积淀。就其发展规律而言，每当人类面对战争、自然灾害频仍的年份，“图片”则常常偏向于体现对“摄影”本体的回归并凸显影像纪录的价值。回顾2020中国的庚子年，人类的“大疫”之年，就是这样。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麻醉科护师吴映霖。 李舸 摄

　　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冠肺炎疫情是百年来全球发生的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遭遇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在过去的一年里，全国各族人民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艰苦卓绝的伟大斗争。医疗卫生、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学校企业、水陆交通和党政机关及部队等各行各业、各条战线的干部群众都投入到这场阻击战中，抢时间、争速度，夜以继日，英勇奋战。而这一切，也都成为了这一年全国摄影人面对这场疫情尽皆关注的“对象”。摄影界积极响应习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落实中宣部、中央文明办的相关部署，积极投入到纪录这场伟大战“疫”斗争的工作中，拍摄了大批优秀作品，以“影像”的方式增强并凝聚人民群众的精神力量。

　　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曾深情地表示，抗疫一线的广大医务人员承受着身体和心理的极限压力，很多人脸颊被口罩勒出血痕甚至溃烂，很多人双手因汗水长时间浸泡发白。广大医务人员是最美的天使，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在武汉疫情发生之后，国内十余家央级媒体记者分批奔赴一线，以影像多角度记录中国人民抗击疫情的过程。中国摄影家协会受命派出以中国摄协主席李舸率领的摄影小分队奔赴武汉。在66天的时间里，为全国各地驰援武汉的4.2万名医护人员拍摄肖像及各种生活情态，拍摄各条生活保障战线上工作人员的奋战场面。与此同时，国家卫生健康系统宣传部门也组织了系统内全国范围的拍摄纪录工作。湖北省摄协和武汉市的摄影人也组织起来，发挥近距离的优势，在较长时段多方位地拍摄了大量现场性极强的作品。以上这些摄影人的努力，都体现了特殊时期摄影人的担当精神。此外，疫情期间大众参与日常影像记录的广度和深度也进一步延伸了。最直接、最生动、现场性最强的影像常常诞生于“在场”的业余摄影爱好者。钟南山在首次奔赴武汉的火车上忧心忡忡的照片，不少医务人员在现场拍摄的解下口罩、露出自己变色而带脱皮印痕的脸的照片等，都感动了很多人；疫情期间，网络上最早传出的影像纪录片就是一位身在武汉的年轻人拍摄的，后来流传很广的一部视频《方舱日记》也是出自武汉一位患者之手。此外，武汉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甘俊超作为志愿者，在武汉人民医院东院拍摄的上海援鄂医疗队队员刘凯和一位87岁的新冠肺炎患者在楼下一起看夕阳的景象，也曾在网络上广泛传播，成为武汉抗疫影像的代表作之一。

　　从2020年下半年开始，各行业、各地区抗击疫情的摄影展同时举办，全国性摄影组织也举办了相应展览，中国摄协、中国艺术摄影学会、中国新闻摄影学会、中国女摄影家协会等，都第一时间征集会员作品进行集中展示，抗“疫”影展不断增多。其中比较大型的展览有12月20日在河南省三门峡市举办的中国摄影艺术节上的《见证·造像——抗击疫情影像展览》、9月27日于北京国际摄影周期间举办的“共渡——公元2020抗疫影像展”、《褶子——疫情中的自拍像》摄影展等。这些展览作品里，中国部分令人印象突出的，有关于钟南山等人的环境肖像，雷神山、火神山医院的修建，最美逆行者离开驻地的感人瞬间，一线医护人员的坚守、与病人的交流，此外还有天安门广场降半旗哀悼同胞、过关检疫中的排队与等待，百姓日常生活中的特殊状态等；外国作品中有不少反映人们居家隔离中突发奇想式的行动。应该说，这些作品中摄影艺术所具有的技术性、客观性、现场性、瞬间性、机遇性和选择性等本体属性都得到了充分发挥。

　　2020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目标实现之年、决战脱贫攻坚收官之年。疫情的发生增加了全国范围的脱贫攻坚战难度，但并没有阻止中国人民脱贫攻坚的脚步。贫困地区的党政干部驻村包户，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直接帮扶，各行各业对口衔接，全国人民齐心动员，而全国各地的摄影组织，一方面纪录抗击疫情过程，一方面也深入脱贫攻坚战一线跟踪拍摄，有的以贫困户为拍摄对象，有的以扶贫干部为拍摄线索，有的以新村建设为拍摄内容展开观察和记录。一些地域的摄影人把家乡的老照片与新影像进行同机位、同框比较，效果强烈。比如，由中国文联和中国摄协、中国民协于2017年共同发起至2020年底结束的“影像见证新时代·聚焦扶贫决胜期2018—2020大型影像跨界驻点调研创作工程”项目，各艺术门类艺术家跨界参与，呈现手段多样化。“聚焦希望的田野”全国脱贫攻坚摄影大展项目，主要运用新旧对比的方法，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反映脱贫攻坚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各省市摄影家协会、各摄影专业媒体也相应开设征稿、展览和主题栏目，对脱贫攻坚的举国行动进行追踪报道和呈现。

2020年3月25日，入境人员在新国展转运集散地在等待办理登记手续。 郝羿 摄

　　二

　　新时代，摄影业已实现了日常化、大众化，全国、全世界每日生产的影像数据难以计数，其中有关本次新冠疫情的相关影像，关于脱贫攻坚的影像也属“海量”。影像的积蓄与铺展，已成为人类认知与物理现实之间的一道玻璃墙，而数码影像也成为了奠定人类记录历史的新的电子文献之路的重要基石。未来的人们回顾历史之时，将借助这一玻璃墙和无比浩瀚的电子化素材作出新的梳理、总结和提炼。非常时期，有意识地运用影像建构集体记忆、民族记忆和国家记忆，这是历史的责任与使命。

　　然而，将社会纪实影像加以梳理所涉及的学术话题会很多，总体来看，包含影像与时间的关系问题、社会纪实摄影的价值和当代延续问题以及影像与历史的相互嵌入和视域融合、影像生成中的意识和无意识、指涉现实与虚拟现实、摄影中的集体意识与个体意识、影像与记忆建构、影像与文本、影像与传播等种种问题。这些讨论和研究，对推进摄影艺术的学术积累大有裨益。

　　关于影像与时间的关系，在2018年中国改革开放40年进行影像梳理时，就已引起不少业界学者关注。之后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到来，又进一步加深了这种讨论。影像与时间、记忆的关系，同样也是三年来摄影业界策展人和参与展览出版的纪实摄影家思考的中心点。许多出生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中国人，面对众多摄影家在今天拿出的系统化记录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不同年代中国人的生活照片而倍感温暖。那些面对现实生活坚持拍摄了四五十年的摄影师，用他们的影像作为“时间的遗迹”“与“曾在”的证明，成为各个年代人们共同记忆的影像“引语”。在大量相似题材的影像中，一批配有全面而准确的文字说明的影像成为这一话语体系中具有支撑性的力量。

　　面对来自不同“方位”的摄影家所拍之影像，对摄影者个人叙事风格的比较也是摆在摄影评论家、图片编辑和策展人面前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影像是散碎的生活切片，同时也散发着拍摄者主观思想的光芒。摄影对时间的“定格”常常难以系统化地说明具体事物的发生、发展过程，却铭刻着时间的划痕并积淀着生活的底色。在瞬间的 “光刻”和影像绵延铺展的双重钩织下，“共同的经历”也让观看者能更深地体悟穿透时空的影像中所透现出的中华民族砥砺前行的力量与生命存在的质感。来自现实的纪实影像具有对社会历史的“说明性”，它连接着物质存在也连接着主观认知；一方面有面对历史“言说”的成分，一方面又受制于电子的物理运动或胶片的化学变化。从摄影的本体属性来看，一个“视点”下的空间透视关系和具有整体感的主体选择是生成影像空间维度张力的两种决定因素；有意识的画面营造与无意识的客观信息流露，则形成影像美学和历史学的叙事张力；而以瞬间的方式凝固永恒，则是影像与生俱来的在时间维度上的第三种张力。

　　一般而言，所谓“历史”实质上包括关于历史的话语体系、文本与影像；而其“意义”则来自于话语所指涉的现实。无论“历史”多么“完备”，它与现实之间总会有“缝隙”和不能“接续”之处。艺术令这些缝隙和不能接续之处的感觉、体验等，以情感与形式一体化的方式加以补充表述和呈现。随着影像技术的发展，历史文献将会越来越多地借助影像与影像的说明及编辑来完成，影像与语言文字在双重叙事中的意义“对抗”与“融合”既是值得认真思考的“技术”问题，也是有关摄影的永恒的“艺术”问题。如果将历史看作“框架”和“主干”，那么艺术则常常被认为是“血肉”和“气息”。因此，历史文本与文学、影像等是互为语境的关系。从以往一些惯见的比较单一的影像的宏大叙事到大众摄影进入“平凡”、微观的日常生活并对社会进行“活性的”“流变式”的观察，无疑是社会的巨大进步。那些更接近百姓内心感受的影像化的个人生活史，仿佛古代的笔记小说、稗官野史一样，可以作为“正史”的补充，而出自大众之手的纪实影像的价值也在于此。

2020年10月9日，从城市返回河南省信阳市东岳村里创业的刘芳（左），带着村民直播销售他们的自创旗袍服装品牌和当地特色手工产品。 居杨 摄

　　三

　　自摄影术诞生以来，影像的生产和传播就关乎现实、历史的描述与大众记忆的生成和建构。在当代中国形象的构建中，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书写中，当代影像的生产和传播是其中的重要一环。面对新时代社会的急剧变革，我们不得不面对三个世界：一个是现实世界，一个是文字和话语描述中的世界，还有一个则是由影像等构成的“影子”世界。这三个“平行”的世界既相互作用亦彼此影响。个体的思维逻辑越来越多地被影像叙事所替代，思维深度被观看的速度所消解，置身现场的“自然之光”越来越多地被“屏幕之光”所替代。观看方式在深深改变我们的同时，对于如何重新整理和编辑数不清的纪实性照片，梳理结构，以此来言说新的故事、树立新的形象，无论对于学术探讨还是实践探索而言都具有重要意义。当历史记忆逐步演变为数字化的影像文件包，如何读解影像的“碎片”并从中提炼与微观个体或宏观历史息息相关的多元化、个性化主题，既需要大众视觉素养的普遍提升，也需要影像编辑学和传播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当下的网络传播与手机等新媒体客户端，已让人们把越来越多的时间“沉浸”于虚拟世界。随着面对面、手拉手的交流越来越少，记录类的影像越来越成为提供“现实感”的来源与“依靠”。一张照片，就像楔进现实的一枚钉子，将“现实”钉牢，以帮助观看者抵御时光流变的逝去之感。影像用光的尖刺，刺入迅速遁入黑暗的“曾在”，又仿佛一条绳索，让我们系留住难以挽回的时空存在。以技术性连接着操控与被操控，以现场性连接着物理现实的摄影艺术，其随机性连接着主观与客观的相遇，其选择性连接着人的精神活动，而最终所有这些摄影本体属性的凝聚，则如一枚钉子、一条绳索，抑或一道光，实现了对现实的“点亮”。从这个意义上说，2020年的现实所提供的时代背景下，影像本身已成为了最具时代性和真实感的“面孔”。回顾2020年，那一张张抗疫一线医务人员的面庞与一个个脱贫攻坚现场驻村干部的身影，才是信息汪洋中昭示真实的摆渡舟和时光的激流迅变中或可“触摸”的“物化石”。

　　就当下的摄影艺术而言，面对新时代的需要，我们在科技所拓展的新范畴里，在物性与艺术性之间，摄影艺术还需再做创新探索，在社会思想和传播方式的激变中找到视觉纪录与创新表达的更好方式。对于摄影而言，所有的创新都需在光明与黑暗、时间与空间、速度与深度、线索与方位、有与无、实与虚、在与不在、个人与群体、意识与存在中展开；此外，还有人与机器、约束与自由，灾难与生命的对抗等等。也许，我们永远都不能触摸到极致，但每一个执著坚持的摄影人终将带着各自的偏好，在这些矛盾关系中提炼出独属于自己的观看与叙事方式，在逃逸、奋争与挣脱的过程中实现影像艺术化、视觉化的升华与呈现。

2020年7月26日，在位于南海北部海域的勘探三号钻井平台上，钻井工人在摆放钻杆。 蒲晓旭 摄

　　面对新时代的需要，中国摄影人在满足时代与人民群众需要的同时，还要在增强摄影艺术的精神力量方面多下功夫。比如一方面可以多方位、多角度、立体化地挖掘和展示祖国山河之美、历史之厚与人民之善，以增加文化自信；一方面可以利用摄影艺术的客观性、现场性，深入反映和呈现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进程和根本需要，在宏观道路和微观情感的结合点上找到影像切入的视角与文化母题，为人类文化的多样化共存和文明互鉴提供更多的影像文献资源。

　　（作者：李树峰，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延伸阅读：

　　中国文艺评论网·李树峰专页

　　加强文艺批评的五个维度（李树峰）

　　用镜头“大写”出牡丹花的质感和旋律（李树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