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对自身文明记忆的存储方式迄今主要有三种：图像、文字和声音。图像最古，在科技支持和生活节奏影响下，而今它也最新、最快，甚至如今的时代被共识为一个读图时代。今天，具象的图像，在社交媒体传播效应放大下，其叙事能力和效率已远远超过了抽象的文字。俗语所谓“一图胜千言”，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事实。然而，另一个事实是，图像的表层内容，可能尽人皆知，但其逻辑内涵和深层隐喻，还是需要用文字来解读。这是文字与图像之间的关系悖论。

　　一块写着“请支持弱势群体”的牌子，一本弗兰克-麦考写的《安琪拉的灰烬》的书，隐喻地诉说着他如同小说中的主人公一样也是贫民窟长大的孩子，或许也想和主人公一样成为敢于面对贫穷、挫折和苦难，以乐观进取的精神与命运抗争的青年。但眼前这个连脸面都不敢露出的他，至少目前还没有小说主人公那样的信念和勇气。乞讨是讨不出体面的，也不是勇敢者的行为。刘瑞新  摄

　　刘瑞新的《边缘生存》系列摄影作品，图像本身首先事涉异国人群的生存状态。这些普通人身处底层的生命状态和生存境遇，让一颗有着悲悯之心的中国摄影师的心灵，触碰到了人类生存的底部世界和基层组织。能够看到生活的褶皱里隐藏着的丰富的肌理和质地，是一个摄影师的幸运和敏感，能够把它们用镜头语言准确表现出来，把对它们的理解和情感充分表达出来，这是一个摄影师的能力。

　　《边缘生存》拍摄初衷在于记录特定环境下特定人群的生存状态，因此，除了对人物的表情、姿态、动作的细腻刻画之外，更注重对环境因素的摄取，注重人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因素。镜头框取的一方矩形舞台之上，一触即发的戏剧性瞬间的准确捕捉，显示出摄影师的影像把控能力；平视的角度，足够的距离，又显示出摄影师对拍摄对象足够的尊重。非诚勿扰，诚也勿扰，以“隐身术”将相机置于最隐蔽处，让镜头做类似肉眼的观察，保持人物在自然状态下的瞬间情状，场景和人物融为一体，二者不互相争夺抢人眼球。

　　自我看到她的那一刻，她那直勾勾的目光就从未偏离过她目视着的前方。目光所向的街道两旁的咖啡馆和酒吧并无异常。她急促的脚步驱使她微胖的身体前倾着向前飘移，在她进入我的快门距离的一瞬，她那充满血丝突出眼框满是愤恨的双眸告诉我，她会带着心中的痛一直这样走向没有归宿的远方。刘瑞新  摄

　　任何人身处异国，不可避免地会面临文化的差异和冲突，不由自主就会进行各方面的比较，尤其是在东西方本土文化差异巨大的情况下。“我是异于他们的外国人”这一意识应该是最强烈的；在自我身份认同的同时，也会不由自主地对对方进行身份定位，而这反过来也是自我身份认同和建构的途径和方法之一。或者，对于一个通过镜头来看世界的摄影师来说，通过向内向外、观己观人的“观看”来进行的自我与他人的身份定位，根本就是同时进行、同时生成的。

　　一个个本来日常的街头景象，被一个中国摄影师“咔嚓”框入之后，作为符号的意义就突显了出来，这是摄影师用镜头给出的对方的群体身份定位。

　　这对年轻夫妇在温哥华闹市区以卖艺为生多年，晚间就支起帐蓬住在道旁。每年来温哥华我都会在这里见到他（她）们。他们的梦想是有间属于自己的小房子。几年过去了，看来他们还在继续努力地实现着他们的梦想。刘瑞新 摄

　　这样一个身份定位包含着视觉文化的生成机制。人是生而赤裸的。肉身，肉身之外的服饰，以及承载他们的环境，以画面影像的形式诉诸于视觉，配以观察者观看者们社会经验的标准配方，经过思维的搅拌混合，输出给我们一个形而上的信号——身份。今天的制服和古代的甲胄，只是身份表征的极端例子而已。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有的身份证件所承载的信息，只是身份的一个最基本的记号而已。

　　“身份”问题的确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警觉，因为它已经人人、时时、处处不可避免地遇到，有时甚至成为小到个人、大到世界的一个困扰。身份问题不是独立存在的，是在“关系”中存在的，是在与他人的异同中彰显的，世界上只要有两个人，就构成“身份关系”。从小到两人独处、或一人走在街区群体中这样的日常生活小范围，到涉及犹太人身份问题的“二战”等这样的历史大范围，复杂微妙的身份关系，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影响着人们的言谈举止，也影响着国际关系和世界的面貌和状态。因此，美国人简·罗伯森和迈克·丹尼尔所著《当代艺术的主题：1980年以后的视觉艺术》一书，将“身份”总结为当代世界视觉艺术的七大主题之一，而且位列首位，居于身体、时间、场所、语言、科学和精神性等主题之先，是非常符合艺术事实和社会现实的。

　　他叫Kang mu，是靠政府救济的独居老人。圣诞当天，他拖着氧气瓶带着吸氧管，去领取政府发放的圣诞食品。“每年圣诞我都打扮成这样，因为圣诞老人会给我带来好运”。他的乐观让我感动，他的处境让我担忧。刘瑞新 摄

　　在诸多复杂的身份关系中，“我”与“他者”的关系是最重要、最突出的关系；如果再加上环境一维，便立刻现出更为复杂的隐喻意义。在《边缘生存》这样的作品中，“我”隐身于镜头此端，“他者”被显像于镜头彼端；“我”作为过客，对于镜头彼端显现的环境来说只是一个偶然植入的“异体”，而镜头中的人物是寄生、依赖于此环境的“他者”。这样的拍摄行为，就在一个共处的环境中，通过镜头的分隔，将“我”与“他者”做了心理上的区隔。

　　诚然，镜头是玻璃的、是冰冷的“隔离物”，但镜头两端的目光是可以有温度的，因而镜头也可以视作处于其两端的目光用来进行“连接”的隐喻。这样的拍摄我们也未尝不可理解为是摄影师试图通过镜头理解“他者”、理解“我”、理解二者之间的界限与连接的积极尝试。

　　全球化语境下，跨文化的身份流动越来越频繁和规模化，使得身份问题更加突显。摄影师在表层的悲悯式记录之外，在有意无意地进行了两方的身份认同和自我身份建构之后，在充分认识了“我”与“他者”之间“永远互为他者”的本质之后，仍然试图通过镜头寻找双方之间彼此温暖互相沟通的可能和机制，这是一种勇气，也是一种理想，尽管它可能永远无法实现。

　　（作者：汪素芳，笔名汪素，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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