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贾振鑫《山东快书发展史考论》

山东快书，是起源于山东的地方传统曲艺形式，也是华北、东北的主要曲种之一。山东快书以说唱为主，语言节奏性强，不受场地限制，可随时演出，迅速地反映现实生活，具有独特的艺术效果。山东快书最早流行于山东、华北、东北各地，新中国成立后发展遍及全国，是在全国范围内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曲艺形式。

2006年5月，“山东快书”经批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引发了理论界对山东快书的更多关注，对于山东快书的研究也不断取得新的成果。去年底，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聊城大学曲艺艺术研究所所长贾振鑫撰写的新著《山东快书发展史考论》（以下简称《考论》）可谓是新时代曲艺学者细磨深研的艺术学理论新著，开创了中国曲艺曲种史研究的新高度，为曲艺研究尤其是曲种史研究树立了新的典范。

“广”“通”“深”“新”的写作特点

《考论》通过长期田野调查及文献梳理，考证了山东快书源头，梳理了山东快书发展脉络，分析了山东快书发展规律，展示了山东快书主要发展成就，对山东快书的表现形式、艺术本质、艺术特征、文化价值及起源、“武老二”时期的民间发展道路、走向全国创辉煌、艺术流派、再攀高峰的一波三折、新世纪的新发展、创新发展路径等，进行了系统研究。

就其整体写作的独到之处来讲，《考论》具有“广”“通”“深”“新”的写作特点：所谓“广”是指见识学识广博，理论视野广大，论述视角多元。《考论》站在曲艺传承衍变和时代发展的高度，不断发现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美学精神和艺术魅力，回答曲艺兴衰的根本问题。“通”是既指理论通透，运用艺术原理、艺术传播、文化生态理论等解读，又指打通古今，《考论》从明朝万历“刘茂基创始说”一直到当前的山东快书进校园等传承态势一一进行解读。“深”是指研究触角深入，学术功力深厚。《考论》深入乡镇村落舞台后台调研，深入挖掘县志家谱档案等文献资料等，发前人所未见，得前人所未得之论。“新”指运用新方法、寻找到新发现，补充了新资料、提出了新观点，撰写了新篇章、达到了新高度。

治曲种史的重要贡献

中国曲艺是各地曲种所构成的，现存的300多个曲种（按保守计算）是曲艺的生命，而曲种的延续和发展、曲种的式微或衰亡，关系到中国曲艺的未来走向。从治曲艺史的角度看，有曲艺通史（包括通志、断代史）、地方曲艺史（包括曲艺志）和曲种史三种写法，就研究现状来说，曲艺通史著述略强于其他两种；而地方曲艺史因为有大型曲艺志的出版，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是曲种史的研究至今仍十分薄弱。山东快书是流行全国的影响力很大的曲种，虽然历史不长，但民间性很强，历史上少有确切记载的信史资料，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贾振鑫本着弘扬传统文化的使命与担当，迎难而上，不辞辛苦，为山东快书苦心孤诣，秉烛八载，渐明顿悟，冷暖自知，其情缘之深、情怀之大及其上下搜求的探索精神令吾辈钦佩。《考论》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更上一层楼”的踔厉登攀，经过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推陈出新的认真考量和辩证论述之心血结晶，作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秀科研成果，不惟为山东快书研究提振，而且为中国曲艺研究提振。

新见叠出的理论开拓

于笔者留下深刻印象的还属《考论》在理论上的开拓。首先是《考论》对山东快书溯源有新发现，得出新结论。

治曲种史最重要的环节之一，是要搞清楚曲种来源，包括发源地、发祥地、来源形式、萌芽源头及形式、形成时间、代表人物及其所起作用等，对于多种来源比较复杂的曲种要进行田野和文献的双重考察等，而这些恰恰是贾振鑫工作的重点。他采取了多重论证的方法，对于前人研究中存在的多种说法，并不轻易否定，而是一一进行深入调研。比起前人的研究，他扩大的田野作业的范围，像一个执着努力的猎人，搜索着每一位前辈艺人的脚印、山东快书演出过的踪迹；又像一位目光敏锐的侦探，翻阅每一份地方档案，不放过一个疑点，一个一个地落实观察对象的变化轨迹。对于之前快书界提出的“刘茂基创始说”“傅汉章创始说”“赵大桅创始说”“综合创始人说”，他并没有轻易否定哪种说法。“刘茂基创始说”把山东快书的历史提前到了明代，虽然这一说法严重缺乏史料的支撑而不采信，但是仍没有被一棒子打死，他认为此说至少启示我们：“明朝万历年间由《水浒传》而来的民间说唱版本的‘武老二’已经在临清一代传播、萌芽，这也为李长清等‘以临清当地广为流行的好汉武松故事’编撰或记录鼓词版《武松传》找到了一个来源依据。”这样的分析合情合理。对于快书界比较认同的“傅汉章创始说”，他首先首肯前辈学人所做的推进工作，然后对李长清、傅汉章所在地行政村进行了实地调研，查阅李氏、傅氏家谱发现“李善清”与“傅秉章”两个具有高度吻合度的人名，基本可以断定此二人即是“傅汉章创始说”中的“李长清、傅汉章” 。这一新材料的发现无疑是“傅汉章创始说”强有力的佐证。

其次是重视和总结曲艺民间性与平视性特点。贾振鑫是熟悉基层曲艺艺术实践“在场”的学者，在多年对曲艺艺术的考察研究中得出重要的见解：民间性是曲艺的“根”和“魂”。曲艺民间性的生成源自广大人民劳动、生活的民间厚土孕育,是劳动人民表现社会实践内容、思想愿望、情感需求引发的信息交流活动催生的。他提出了民间性呈现的平视性理论，即指曲艺文本及表演创作乃至创新发展的基点保持在和观众平等的视角，不仅曲艺的表现内容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故事，而且曲艺表演要与群众打成一片，甚至曲艺“劝人方”功能的实施，也不是“高台教化”的劝导，而是在努力追求与观众平等化的倾向中得以实施的。据此，《考论》对1957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红皮本《山东快书武松传》进行了批评，认为此版本过于文人化的主观表达，忽略了山东快书的口语化、趣味化、交流性的特点，并因此影响到演出实践的推广、应用，指出今后在整理加工传统书目时要引以为戒。

平视性理论还体现为叙事思维，保持与普通百姓的平视，往往站在百姓视角进行艺术解读。《武松传》的“开脸”，杨星华“红色武老二”的编演，《一车高粱米》等均有运用这一理论视角的分析和评价。与平视性相关的，还有大众性、区域性、可演性等，都可以归入曲艺民间性的理论框架中，曲艺的民间化与文人化之间存在着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从山东快书大师高元钧等人消灭“荤口”论述，以坚持民间性来平衡雅俗对立，避免“雅不可及”和“俗不可耐”，并确立现代曲艺亲民性、艺术性等价值，提高到曲艺可持续性发展的高度来认识。

《考论》既“厚古”又“重今”，除了考证起源诸说之外，还把新中国成立后山东快书的历史发展作为全书的重点亮色，论述了“红色武老二”的创新发展、山东快书经典作品《一车高粱米》的诞生以及“说新唱新”的里程碑意义、高杨于“三派鼎立”以及各自的风格特点和传承脉络，其资料切实完备，论据充分全面，在明确流派艺术为曲种艺术高峰体现的意义上，细腻的分析与精彩的论述使《考论》获得“梁柱”般的支撑。其他如对山东快书“长于歌颂”的优势定位判断，不但要有“劝人方”还要有“逗你玩”，进而丰厚山东快书审美层次的见解，对作品创新的呼唤，对建立山东快书创作、表演、研究队伍的回顾、反思和展望等等， 《考论》不囿于现有说法，敢于突破传统理念，每每提出创见，新意盎然，给人以思索和启迪。

（作者：鲍震培，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天津市曲艺家协会副主席，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著作作者：贾振鑫，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聊城大学音乐与舞蹈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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