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闻恩师刘锡诚先生去世，回忆起他老人家对我的帮助和支持，不禁泪流满面。老师身体一向健康，精神矍铄，时常关心民间文化界的发展和学人们的动态。在八十九年的生命历程中，在从事民间文艺研究的七十年间，他用诚恳的态度、勤奋的付出、遍布大江南北田野的脚印，为抢救、保护我国民间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如今，只能以文字的方式进行纪念和缅怀，愿老师千古。

刘锡诚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文学评论家，民间文学理论家，民间文化事业的守护者、推动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家。他曾形容自己：“我一生就像是一个永远在劳作的农民，靠毅力、勤奋支撑着我的理想，靠汗水浇灌着我的土地。”他的土地就是我国社会科学的大花园，他以笔为犁，收获的是创作和研究的果实。锲而不舍地耕种，支撑他的是老一辈知识分子深沉的家国情怀，是像信念般的无私奉献精神，是党的文化干部的忠诚担当。

刘锡诚（图片选自《文艺报》版面配图）

热爱文学：在文字工作中圆梦

刘锡诚先生一生的事业版图缘起于他对文学的热爱。也许是年幼时在村庄耳濡目染的口传文学镌刻进了他的基因，年少时他对文学的喜爱愈发浓烈，大学时期他在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度过了与文学相伴的四年，走入社会后他的工作始终围绕着文学或完全或交叉地展开。他曾在文章中自白道：“在学术上，我是个两栖或多栖人物。有两个头衔值得自豪或骄傲：文学评论家和民间文学研究者。”这两个他看重的与文学相关的身份，与他曾经的工作经历密不可分，是他在与工作的相互成就中，用勤劳的双手创造的。

岁月是一本书，记录了成长和奋斗，满载着回忆与温情。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刘先生曾在《文艺报》工作五年，任编辑部副主任、主任。文学工作纯粹、热烈，《文艺报》的工作氛围充满生机和活力，为他提供了宽广的发展舞台。时任《文艺报》主编的冯牧、孔罗荪和许多同事都是文学界的知名人士，大家专业相近、追求一致，文学又是刘先生一直钟情和熟悉的领域，他是真心喜欢这份工作。他在工作中得心应手、干劲儿十足，参与并推进了中国文学界革故鼎新、迈向新时期的艰辛旅程，为我国的文学事业倾注了许多心血。为了更好地促进我国文学创作、生产优秀作品，他在出色地完成编辑工作后，积极、用心撰写评论文章，推出了许多权威的文学批评作品，成了全国知名的文学评论家。

深耕民间：与民间文化的不解之缘

刘锡诚先生出身于山东的贫困农家，齐鲁大地的风土人情调配了他质朴、正直、坚韧的本色。直到耄耋，他仍常回忆起故乡，他对家乡的深深依恋、对土地淳厚的热爱、对农耕文明的透彻认识，促使他以民间文化为原点，用自己的一生为标尺,去丈量我国民间文化的深厚和广博。刘先生的人生道路坎坷，但他不惧困难和挑战，凭借不屈不挠的性格，取得了多样的成就。他最显著的身份是民间文化学者，他以丰富的人生经历为养分，以宏阔的学术眼光为翅膀，贯通学术研究的多个领域，最终融汇成自己独到的见解，成为一代名家。

在刘锡诚先生的一生中，他与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现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渊源颇深，他两度到民研会工作的经历，缔结了他与民间文化难舍难分的缘分。1957年，大学时就爱好民间文学的刘锡诚，经由老师曹靖华教授推荐，从北京大学俄语系毕业后进入民研会工作，他的职责是编辑、研究、翻译民间文学。而后的十年中，他进行了大量的民间文学搜集、采录、编辑、研究和组织工作。受“新民歌运动”的号召，他在新中国第一次民间文学采风中，深入全国各地开展调查，最远到达了西藏门巴族聚集地。他采集到了许多丰富的、鲜活的旧民歌，这些宝藏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不再传唱。在这个阶段中，青年刘锡诚成为参与民间文学抢救、保护第一线的研究者，收获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和田野调查经验，不仅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民间文学调查成果，也令他对民间文学的理解更加深刻和全面。

20世纪80年代初，刘锡诚先生重回民研会担任领导职务。他发挥大刀阔斧、沉稳细致的工作风格，以长远的眼光和正确的决策，带领民研会拓展工作维度，推升理论高度。例如，1984年他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提出工作方针，“全面开展搜集和抢救工作，有步骤地加强理论研究，尽快提高学术水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间文艺学，全面开创社会主义民间文学事业的新局面”。他的主张在今天看来仍不过时。中年刘锡诚精神振奋、一马当先，在他的主持下，民研会促进学科建设、培养专业人才、加强媒体传播、推动国际交流，在学界和社会上全面活跃起来，为民间文化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

这期间的重要工作，是有着“世纪经典”和“文化长城”之称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实施。在他的推动和领导下，“三套集成”出版工程正式启动，有组织、自下而上的普查和编纂，开启了民间文学事业的新篇章。借由“三套集成”的出版，新中国实现了第一次包括56个民族在内的全国各省区市的民间文学普查，其记录下的海量成果至今仍发挥着巨大作用。起初，“三套集成”工作的启动并非一帆风顺，甚至一度停滞。刘锡诚先生明白这项重大文化项目在新中国文化史上的开创意义，经过他多方协调、积极推进，逐渐扶持“三套集成”实施工作走上了正轨。他不仅抓宏观，还细致、周全、科学部署，提议在“省卷本”的基础上落实“县卷本”，产生了最终数千种县卷本成果。他对普查、采录、编撰工作的原则和工作方法有自己的思考和定位，他起草的《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工作手册》，使繁复的调查、出版工作做到了有据可依。

鸟之两翼：民间文学研究和文学评论

刘锡诚先生一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有学者评价：“在中国民间文艺学界，刘先生的著述是最多的。”鲜为人知的是，他在老年时才正式专职研究。作为一种态度，刘先生给自己起了“边缘人”的笔名，他没有经费、没有助手，自立自强、潜心笃志。他的研究具有先导优势，他亲历了新中国成立后民间文艺学的发展，见证了学科成长的过程。他多年间深入全国，赴偏远地区采集、积累了大量田野调查成果。作为业界巨擘，他站位高远，学术视野开阔，能够快速吸收西方理论优势为己所用，且研究眼光具有前瞻性：20世纪90年代，在我国原始艺术研究薄弱的基础上，刘先生敢为人先，把我国各少数民族的原始艺术和我国考古挖掘出土的原始艺术结合研究，梳理成新石器时代陶器、原始绘画、原始诗歌等多项不同门类，形成了立得住的本土化原始艺术的综合研究。钟敬文先生评价他：“系统地研究中国原始艺术，锡诚算是第一个。”

《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是刘先生的代表作，完成这本书的第一版时，他已年至古稀。他治学严谨、精益求精，对内容不断填充、修订后，这部110万字的皇皇巨著，树立起民间文学当代研究的里程碑，引起了学界和社会的巨大反响。《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的出现是首创性的，它填补了我国民间文学领域没有专门的学术史著作的空白。这部庞大的学术史代表了刘先生一贯重视史料的取向——善于收集、发掘史料。在这部书中，他呈现了许多第一手的珍贵史实。他在庞杂的史料中爬梳，将中国民间文学的百年历程细致地梳理和辨析，全面展示了我国现代民间文艺学发展的历史概貌。他用文字构建了我国独立的百年民间文艺学学术史体系，对民间文学学科乃至民间文化领域发展起到了长远的促进作用。

除了精通民间文学研究，刘锡诚先生也是现代文学研究的行家里手。他说：“我的民间文学观，理所当然地以文学的观点研究和处理民间文学，这是我的基本立场。”刘先生文学素养高，文字能力强，且颇具文采，善写散文。他历经多个专业媒体担任记者、编辑。在《文艺报》工作时，他利用业余时间，勤于思考，不断挖掘作品更多的社会意义，经过快速反应、积极创作，发表了许多优秀的文学批评作品，出版了《小说创作漫评》《小说与现实》等多部文学评论集，在20世纪80年代文坛留下了自己的足迹。作为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他的行文快且准，观点理性、深刻、有见地。他将自己的评论理念定义为“求深、求真、求新”，对好作品力排众议，对好作者积极鼓励，发掘了一大批具有现实主义价值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

学者担当：投身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过多年的摸索和推进，于2003年颁布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自此，我国非遗保护的大幕正式拉开。在政府的组织下，一批相关学科的著名专家学者组成了国家非遗保护工作的智囊团，为我国顺利推进非遗保护事业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保障。刘锡诚先生受邀担任民间文学组的召集人，他义不容辞地接受了。这位古稀老人从书斋中走出来，到非遗保护工作需要的地方，为我国非遗保护事业勤恳地奉献，直至他年老体衰。

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驾护航”，是刘先生人生中最后一项事业。他发挥着学者的担当精神，秉持几十年的学术累积，身体力行地完成了国家的嘱托、时代的使命。他承担的任务具体而务实：评审、论证各级非遗项目；去全国各地指导基层非遗保护工作方法；开展培训讲座，宣传非遗在民族、文化上的价值和开展保护工作的意义；积极撰写理论文章，出版学术著作，为民间文学类非遗保护答疑解惑。在他的老年阶段，他将毕生的学术心得、研究经验献给了我国非遗保护的伟大事业，促进了民间文学类非遗保护工作科学、有序地推进，提升了我国非遗学术理论水平。

非遗保护看似是外来概念，其实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我国在近几十年中关注到了保护本土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刘锡诚先生的人生历程正是践行我国民族民间文化、传统文化保护、发展理念的动态过程。1999年，刘先生在国际研讨会上做了题为《社会经济发展与民间文化保护》的报告后，有多家媒体刊载，他认为“保护民间文化已成为大家关心的热门问题”。2002年，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实施“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作为我国自主开展非遗保护的另一条战线，刘先生全然投入到这项工作中去。他起草、编辑了《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普查工作手册》，为工作方式、方法定下了调子，发挥了指导规范、统一步调的作用，更为后续我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接轨夯实了基础。显然，刘先生不仅是第一批参与我国非遗保护工作的学者，更是一直坚守在我国自主保护本土优秀传统文化战线上的专家。

刘锡诚先生在学界颇具影响力和号召力，他以提携后学、培养新人为己任，是学人们信赖的老领导和前辈。他与北大同学马昌仪女士伉俪情深，又处在同一领域，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自然成为学人们的偶像。他们在安定门外的居所，承载了很多后辈学者的“文化记忆”。在这里，大家得到了两位老师耐心的指导和帮助。这种帮助是真挚的、无微不至的。在工作和学术研究上，他帮助年轻人开展课题、指导文章、拓展机会；他也时常关心大家的生活，大家的困难他都记在心上。

将一个人一生的功绩浓缩成一篇文章很难，刘先生高尚的品行和诸多学术建树将留在人们的心中，成为无法消逝的诗篇。纵观他的人生，可谓是风雨兼程。他经历过挫折，也承受过命运的玩笑。但他自强不息，每份工作都做出了成绩。一步一个脚印，沉稳矫健前行。最终，他回到了民间文化研究的怀抱，或者说，他从没离开过民间文化，他像是把民间文化看成了广袤大地的果实，将其视之为珍宝，一个个挖掘、采集、保存起来，保护、流传下去。

“整体研究”民间文艺学，是刘锡诚先生著名的学术观点。他指的“整体”是对事物的外在特征和内在本质结合研究。在此，我借助他对“整体”观的认识写下结语——

刘锡诚先生的一生浓缩着时代色彩，他用热爱融合了他身上诸多特征：出身农家、北大毕业，学习俄罗斯语言文学，心系接地气的民间文学，担任过官员、专职研究者，文人的身份、好汉的性情，将这些和谐统一起来，他成了他自己。他不受门派的约束，没有条条框框的限制，执着又倔强，朴实又纯真，他认准的土地，就会深耕下去。他初出茅庐时，有人评价他：你还要另打出个旗帜来！

他确实另打了旗帜出来，他最终成了旗帜。

（作者：刘勍，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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