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作了关于文艺问题的重要讲话。于今，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举行和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已整满八十周年。

八十春秋风云激荡，《讲话》精神永放光芒。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深刻总结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实践经验，明确地作出我们的文艺“是为着人民大众”的核心论断，为中国革命文艺确立了正确的方向，指明了前进的道路，并论述了实现这一目标与任务的具体途径，解决了中国革命文艺工作的根本问题，为文艺的更大繁荣和健康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新民主主义时期到社会主义时期，文艺事业作为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作为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能够在“高扬人民性的文艺发展道路”上不断取得一系列重要成就，不断赢得历史性的巨大进步，依靠的正是党的领导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引。在毛泽东的《讲话》发表八十周年之际，回顾在《讲话》精神指引下中国当代文艺事业波澜壮阔的历史演进，重温《讲话》在不同时期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和精神滋养，有助于我们加深认识《讲话》的深刻意义与巨大影响，也有益于我们在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与发展上获取新的启迪和新的动力。

（图片来源：影像中国，摄影：吴炳岩）

一、“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有着整风运动的背景和特殊的文化与文艺环境。上世纪40年代初，延安文艺界不断发展壮大，但也有很多现象和很多问题需要解决，那个时候，来到延安的文艺界人士，有陕甘宁边区来的，有从别的解放区来的，有从国统区来的，也有从国外留学回来的。这些来自不同地域的人士到了延安之后，在对于一般文艺怎么看、革命文艺怎么看，对于文艺的性质与功能怎么看等许多方面，有着不同的看法，这些不同的看法反映在文学工作和文学活动中就会出现分歧、产生矛盾、发生争论、影响团结。所以，从1941年底到1942年初，毛泽东一直也在做有关文艺的调研工作，包括找人谈话、给人写信、了解情况等等。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既针对当时延安文艺界的思想状况，着重论述了抗战时期文艺工作的性质与任务，又超越当时的具体论争，从文艺与人民的根本问题上，论述了革命文艺应有的方向与道路，为我们党系统地制定了党的文艺工作的方针政策。

在这一重要讲话中，他首先指出：“什么是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呢？我以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为此，围绕着“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的两个重要问题，毛泽东由列宁的“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观点出发，提出要在这样的基点上明确我们的文艺方向与服务对象，即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大众”，“为人民大众”。他对“人民大众”的概念作出了如下阐释：“最广大的人民大众”，即“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在此后的论述中，“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全称提法常与“工农兵群众”的简称概念交叉使用。在这样的基础上，他向文艺工作者提出在“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过程中转移“立足点”的问题，并充分认识“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要求“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 。同时，要正确把握提高与普及的关系，既要认识到“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 ，又要更加重视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

作为我们党的领袖关于文艺问题基本看法的第一个系统的论述，《讲话》厘清了对文艺的看法与把握上的一些基本问题，提出了我们党对文艺工作的基本认识，在当时的延安及各个解放区乃至国统区产生了极大的功效，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它不仅澄清了人们对文艺的思想，确立了革命文艺的基本方向，对于促进延安文艺运动的大众化，包括后来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文艺发展，都起了不可估量的指导作用与引领效用。还有一个有助于理解《讲话》精神的事情是，据胡乔木回忆，《讲话》正式发表传到国统区之后，郭沫若看了以后说道：“这个讲话很好，好就好在有经有权。”毛泽东听到后很欣赏这个说法，认为得到了知音。胡乔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的回忆文章里，就“经”“权”之说作了简要的论析之后，明确地指出：“《讲话》主要有这样两个基本点，一个是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一个是文艺与人民的关系。在这两个基本点上，《讲话》的原则是不可动摇的。”所以不可动摇，是因为它深刻总结了文学艺术发生与发展的客观规律，反映了共产党人对于文学艺术本质与作用的科学认识与深刻把握。

二、“人民需要你们”

全国解放前夕，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举行，这是文艺队伍的大会师，文艺各界大团结的空前盛会。毛泽东到会讲话，郭沫若、茅盾、周扬分别作了报告。大会通过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联合会章程；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这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正处于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史的结束和社会主义时期历史的开始，也标志着中国现代文艺阶段的终结、中国当代文艺的开启。在毛泽东即席发表的《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讲话》里，他向与会代表表示了热烈的欢迎：“你们开的这样的大会是很好的大会，是革命需要的大会”“因为你们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人，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者的组织者”“因为人民需要你们，我们就有理由欢迎你们” 。这里，频频出现的“人民”的概念，“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者”的全新提法，既给新中国的文学艺术明确了方向、确定了道路，也给新中国的文艺工作者提出了要求、寄予了期望。正如周扬在《新的人民的文艺——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关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报告》中所指出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文艺的方向。”而这个方向，就是努力履行“为人民服务”的使命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成长进步的人民文艺。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初期，向着“人民”靠近，既是党和国家向文艺工作者提出的殷切希望，也是广大文艺工作者的自觉要求。当时由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主持创办的文艺杂志、文艺刊物和出版机构，纷纷以“人民”名之，如《人民文学》《人民音乐》《人民戏剧》《人民美术》、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音乐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等等，使得人民性和大众化成为新中国文艺工作的主体潮流。在由外到内、从上到下的推动与努力下，“十七年时期”的文艺创作出现了一个时期的极大繁荣。从文学领域来看，这一时期的长篇小说创作，以“三红一创”（《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和“保青山林”（《保卫延安》《青春之歌》《山乡巨变》《林海雪原》）为代表，在革命历史题材和现实农村题材两个方面，形成了双峰并峙的突出成就。以柳青、赵树理、周立波等为代表，不少作家艺术家把创作之根深深扎进生活深处，在创作中与人民一同前进。这些经典性的作品和代表性的作家艺术家，都是我们的文学艺术在向着“人民”需要的方向不断努力进取的生动例证。

十七年时期，尤其是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之后，我们党在对于国情的认识与判断上出现问题偏差，正如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评价的，“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这使得这一时期的文艺工作出现时紧时松的现象，文艺的发展也充满了时起时伏的状态。但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提出和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及在60年代初期，以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和《人民日报》社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为代表的纠偏努力，使得文艺创作在面对社会现实和服务人民大众方面，都较之前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后来，“为人民大众”的总体性提法不再强调，而逐渐由“为工农兵服务”取而代之。再到“文革”前后，“为工农兵服务”又进而演化成“为政治服务”。而出现这种现象，说到底是偏离了“为人民大众”的这一正确路向的结果。这也充分证明，在文艺的方向问题上，“人民”这一根本目标与基本坐标，须臾不可偏离，必须始终不渝地予以坚守。

三、“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走出十年浩劫不久，百废待兴，百业待举，但在党中央的直接关怀下，中国文联及各协会，中国作协及下属报刊迅速恢复工作，逐步走上正轨。更有一些思想敏感、艺术敏锐的作家艺术家直面现实、直抒胸臆，如《伤痕》《班主任》等小说、《于无声处》《丹心谱》等话剧，直抒人们的所思所想所愿，在创作中领风气之先，给人民带来思想启迪与艺术震撼的同时，也带来文艺春天即将来临的可喜信息。但这一时期，乍暖还寒，人们也还心有余悸，在文艺创作与理论批评上，也伴随着探索与突破，频现各种争议。1979年，延搁多年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举行，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向大会致祝词。他在肯定文艺工作的显著成就，赞许文艺工作者的突出贡献的同时，着重就文艺的方向与路线、方针与政策进行了精要的论述。他指出：“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自觉地在人民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作的《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正式提出： “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在邓小平讲话精神指导下，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社论，明确提出，我们的文艺工作总的口号是：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些旗帜鲜明又秉要执本的观点阐述，以及“二为”方向的正式确立，既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基本精神的充分肯定，也是对“为人民”的文艺路线的坚定回归。由此，广大文艺工作者更加心明眼亮，也充分调动起文艺创造的旺盛活力，由此开始的新时期文学与文艺，走向了各类创作争奇斗艳、文艺探讨空前活跃的繁盛格局。

文艺创作的丰繁与理论批评的活跃，既会使各类作品层出不穷、各种文艺争鸣纷至沓来，也必然会出现一些问题与倾向并对人们的思想构成困扰，对文艺的发展形成障碍。在这种情况下，解决问题和厘清思想的方式方法，依然是与基本目标校准，向本原“初心”看齐。上世纪80年代初中期，电影界出现的一些倾向和一些作品引起争议，胡耀邦会见全国故事片电影创作会议代表时的讲话中真诚地告诫人们：“今天我们文艺的根本目标，不是要到国际上去如何如何，而是要真正深入到中华民族最广大人民的心灵中去，成为鼓舞亿万中国人民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奋斗的强有力的精神武器。”同时，曲艺领域里关于一些传统节目孰好孰坏引起争议时，陈云在与上海市人民评弹团的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衡量一个节目的好坏，“要从能否教育人民，对大多数人是否有好处来考虑”。信守有益于人民，坚持服务于人民，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于人民文艺路线的执意坚守，使得新时期十年文学，总体上呈现出人民性为内核、现实主义为主潮的崭新局面和繁荣景象。

上世纪90年代起，受经济与文化的市场化、全球化的影响，文艺领域在依流平进的稳步发展中，曾在一个时期呈现出生产商业化、写作个人化等种种新的倾向，引起人们的不适与忧虑，文艺领域的各种杂音也时隐时现。在这期间，先后如期召开的中国文联六大、中国作协五大，中国文联七大、中国作协六大和中国文联八大、中国作协七大，都起到了在不同的时期面对现状研究问题、总结经验努力奋进的重要作用。在这三次大会上，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代表党中央的重要讲话，都以对人民性的文艺路线的高度强调和深刻论述，来解决相关问题，引领文艺现状。江泽民在中国文联六大、中国作协五大及中国文联七大、中国作协六大上的讲话中先后指出：“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进行艺术的创造，在人民的进步中造就艺术的进步。”“充分认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意义，充分认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充分认识人民群众对于文艺发展的基本要求。”胡锦涛在中国文联八大、中国作协七大上的讲话中指出：“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都存在于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之中。人民创造历史的活动，是文艺创作的丰厚土壤和源头活水。”他呼唤文艺工作者“为人民放歌，为人民抒情，为人民呼吁”。这样一些在新历史条件下继承并发展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精髓的重要文艺论述，使广大文艺工作者在不断新变的社会环境与文化氛围中，坚定了方向，保持了清醒，增强了定力，也使得这一时期的文艺活动与事业发展，繁荣而不杂沓，活跃而不逾矩，继续在“为人民”的大道上阔步前行。

四、“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

进入新世纪，当代文艺领域的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是网络文学与网络文艺的强劲崛起和深度融合，使得文坛出现了传统文艺与新兴文艺同行、严肃文艺与通俗文艺并立的新异现象。这确实在总体样态上呈现出前所少有的繁荣。但新的演变包孕了新的问题，新的格局面临新的挑战，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文艺在各种力量的推动下，从内到外都出现了分化和泛化。而且不同的观念各有所本，也相持不下。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关键时候，2011年10月，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在阐述实现奋斗目标必须遵循的重要方针时，特别提出“坚持以人为本，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发挥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坚持文化发展为了人民、文化发展依靠人民、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 。这些有关文化发展战略重要而简明的表述，不仅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理念，而且也精要地阐释了“以人为本”的基本要素。

步入新时代，从社会生活到文化领域，既适逢了新的机遇，又面临了新的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过程中，高度重视文艺事业的地位与作用、文艺创作的繁荣与发展，在2014年10月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此后多次就文艺工作发表重要讲话，把文艺工作摆在了十分突出的重要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无论从文艺问题论述的丰赡性上看，还是从理论思想内涵的深刻性上来看，都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文艺工作的一次极其重要的讲话。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概要阐述党对文艺的新要求与新希望时，既抓住文艺的属性与规律等基本问题，又切近文艺的变异与走向的现状，许多论述都既钩玄提要，又深中肯綮，具有高度的思想引领性与现实针对性，其中尤以对“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要求的深入而充分的论述，具有内在的新意与深意，并形成了有体系性特征的文艺理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谈到文艺的方向问题时，在强调文艺“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时，又就“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属性作了新的解说，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他还进而论述道：“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这种秉要执本又简明扼要的阐释，以“为人民”为旨归，揭示了社会主义文艺的要旨与要义，也使“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在其内在精神上合而为一，统归于“为人民”的终极目标。可以说，这是在文艺的根本方向上，又一次体现新思想的新阐释。

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以及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等有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中，“人民”都是其中最为重要的话题。尤其是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以人民为中心”时，特别强调人民与生活的一致性、同一性。他在指出“人民中有着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沛源泉”后，又明确指出：“生活就是人民，人民就是生活。”他告诫文艺工作者“只有深入人民群众、了解人民的辛勤劳动、感知人民的喜怒哀乐，才能洞悉生活本质，才能把握时代脉动，才能领悟人民心声”。要求文艺工作者“不仅要让人民成为作品的主角，而且要把自己的思想倾向和情感同人民融为一体，把心、情、思沉到人民之中，同人民一道感受时代的脉搏、生命的光彩，为时代和人民放歌。”这既要求文艺工作者在创作的准备与实践中，始终要“以人民为中心”，也要求文艺工作者以此为镜鉴，时时检视自己所熟悉所书写的生活是否就是人民的生活，不断地从根本上去校正自己的创作坐标。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既给文艺工作者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也给文艺工作者指出了着力的途径。进入新时代以来，广大文艺工作者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指引下，凝神聚力、务实笃行，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过程中，紧跟时代步伐、把握社会脉动，创作出了一批又一批品质优良的文艺作品，塑造出了一个又一个光彩夺目的人物形象，并以这样富含生活元气的写作、充满时代锐气的作品，为时代立传，为人民抒情。一个文艺创作活力四射、精品力作纷至沓来的文学新时代，正在向人们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气象与新风采。

从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文艺为人民大众”，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从1980年《人民日报》社论中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再到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的“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在80年来的革命文艺和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进程中，革命领袖和党的领导人关于文艺的“人民”方向、“人民”属性的论述与论断，既有力地指引了不同时期文艺工作的发展与繁荣，又深刻地总结了不同阶段文艺工作的丰富实践与基本经验，它适时调整与逐步演进的本身，就是党对文艺工作的认识与把握、组织与领导，不断切近规律、走向科学的过程。拥有这样的人民性的文艺路线和“以人民为中心”的体系化文艺思想，新时代的中国文艺必将在“高扬人民性的文艺发展道路”上，取得更多更大的成就，续写属于这个时代的精彩华章。

（作者：白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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