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在文艺中应当有着怎样的位置？诚然，孟子就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魏晋风度”中可见出“人的觉醒”内涵，“诗圣”杜甫发出过“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呼声，“五四”时期标举“人的文学”主张，但总的看，人民在文艺中的社会主体地位的确立，还是应当以毛泽东同志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为正式标志，从那时起，人民文艺进入了属于自己的时代即人民文艺时代。伴随现代中国革命历程和社会主义发展，人民文艺迄今已经历了80年丰富多样的发展演变，呈现出多彩多姿的风貌。在新时代，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不断开创人民文艺发展新局面。

（图片来源：《中国文化报》）

通向主体和源泉的人民文艺

由《讲话》开启的人民文艺时代的最初形态，带有通向社会主体和源泉的人民文艺的特点。这种人民文艺着力表现以工农兵为主干的人民从过去被压迫被抑制的社会客体向着当家作主人的社会主体的生成历程，并且以他们为拟想的接受主体。“无论高级的或初级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毛泽东同志通过对于文艺为什么人这一首要问题的严肃追问，要求文艺界把思想统一到“文艺为人民服务”的轨道上，切实让文艺服务于以工农兵大众为主干的人民。同时，他还要求文艺以人民生活为“唯一源泉”：“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为了真正体现人民是社会主体的目标和人民生活是文艺源泉的要求，文艺家需要运用“典型化”等艺术手段，“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文艺的任务在于通过直接描绘人民的觉醒和团结奋斗生活，促使人民从文艺作品的接受中“惊醒”和“感奋”起来，积极投身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集体实践中。歌剧《白毛女》通过喜儿和大春的故事，叙述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新旧社会变迁史，激发起现实生活中更多喜儿和大春式受苦人民起来为属于自己的新社会而奋斗。被称为“三红一创青山保林”的文学作品（即《红日》《红旗谱》《红岩》《创业史》《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无一不是以觉醒的人民或为人民而斗争的人们为主体，记录下他们挣脱从属地位而向着社会主体生成的艰难而坚决的历程。《创业史》里农民青年梁生宝在区委书记王佐民引导下觉悟起来，积极争取梁三老汉等中间人物的觉醒和转变，形成集体奔合作化的强大主体力量。这种通向社会主体和生活源泉的人民文艺，重在通过描绘人民的被压迫生活和奋起反抗斗争，发挥文艺在社会动员上的突出功能。

拓宽和丰富中的人民文艺

进入改革开放时代，随着文艺方向拓展为“二为”即文艺为人民服务和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人民文艺出现新变化，这集中表现为人民范畴内涵的拓宽和文艺创作方式的丰富或多样化拓展。在人民范畴的内涵上，引人瞩目地纳入知识分子这一特殊群体。“我国广大的知识分子，包括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们同工农兵群众一道共同组合成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邓小平同志《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以下简称《祝词》）中指出：“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同时，文艺创作方式日益丰富或形成多样化拓展，开拓出更加广阔而又丰富多样的人民文艺创作路径。“围绕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共同目标，文艺的路子要越走越宽，在正确的创作思想的指导下，文艺题材和表现手法要日益丰富多彩，敢于创新。”文艺家们响应这一号召，发挥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体作用，大力探索文艺创新的多样化路径，既确保“主旋律”文艺的主导地位，又鼓励文艺的“多样化”，使得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古典意象及感兴等多种文艺创作原则或方法竞相绽放，出现了“伤痕文艺”“改革文艺”“反思文艺”“寻根文艺”“朦胧诗”“后朦胧诗”“前卫艺术”“新音乐”“第四代电影”“第五代电影”“实验戏剧”等文艺思潮或流派相互激荡的景致，共同将人民文艺推向丰富多彩的繁荣局面。

以人民为“最高”的人民文艺

在新时代，人民文艺在以人民为“中心”以及“最高位置”和“最高标准”的要求中进一步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在《讲话》和《祝词》有关人民文艺的论述基础上，对人民文艺作了新的全面论述，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全面理解人民在历史中的社会主体地位及其在文艺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由这一个“中心”点出发，要求“坚守人民立场，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进而提出两个“最高”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艺术的最高标准，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这里将一个“中心”即“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具体落实到两个“最高”要求上，其第一个“最高”要求是指人民在文艺家心中应当占有最高位置，其第二个“最高”要求是指把人民是否满意作为衡量艺术作品价值的最高标准。

从人民文艺的角度看，这两个“最高”要求意味着，文艺工作者不仅在文艺创作源泉和素材，在文艺作品的形式和内容上，而且同时在文艺作品的接受趣味和评价标准上，都一律以人民为最高的源泉、对象、目标、标准和裁判等，简言之，文艺的一切都以人民为最高。正是依据这两个属于人民的“最高”要求，真正的文艺家应当“不仅要让人民成为作品的主角，而且要把自己的思想倾向和情感同人民融为一体，把心、情、思沉到人民之中，同人民一道感受时代的脉搏、生命的光彩，为时代和人民放歌”。显然，这两个“最高”要求与《讲话》发表以来至今的所有相关要求相比，一方面其精神一脉相承、息息相通，但另一方面其尺度又更高、更严和更全面，代表着对于人民文艺时代的新要求。

我们看到，近年来一大批新创作的文艺作品，在体现这两个“最高”要求、创造新时代需要的新的人民文艺方面，确实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小说和电视剧《装台》讲述西安城中村平民刁顺子和伙伴们长期默默坚持“装台”的故事，小说和电视剧《人世间》聚焦于东北大城市平民社区工人周志刚家族半个世纪的平凡生活往事，电视剧《山海情》回顾宁夏六盘山麓贫困区人民在福建友好帮扶下整体搬迁到平原的过程，电影《我和我的家乡》把镜头对准回馈家乡脱贫事业的普通人，电影《我不是药神》和《奇迹·笨小孩》分别叙述发生在上海和深圳普通人中的生活奇迹，这些作品假如没有努力把人民放在心中的“最高位置”以及以人民趣味为“最高标准”，是不可能受到观众的如此真诚的欢迎和倾心喜爱并取得突出的美学成绩的。

《装台》剧照

《讲话》发表以来的80年，是人民文艺繁荣发展的80年，尽管其间曲折还需认真总结。人民文艺在《讲话》中诞生并开拓出通向社会主体和生活源泉的文艺道路，随后在改革开放时代拓宽人民内涵和拓展出多样化文艺路径，而在新时代则在两个“最高”要求中展现出新的发展生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不断开创人民文艺发展新局面。

（作者：王一川，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教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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