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在抗日烽火中，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讲话开宗明义，阐述文艺源于生活、为了人民，强调从生活沃土里开掘创作源泉，从大历史观总结了“五四”以来文艺发展的历史经验，认为“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延安文艺座谈会结束后，毛泽东来到鲁艺，他说：“要把小鲁艺和大鲁艺结合起来……大鲁艺就是社会嘛！社会里有工厂，有农村，有抗日的军队，有机关，有学校，有千千万万的群众，有极丰富的生活。”

在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之际，毛泽东首次系统阐述党的文艺主张。今天，我们应回到原点，尽量走近历史现场，“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恩格斯语），了解来路或前史。文艺与生活的关系，可谓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的根本问题之一。“生活源泉”的理论主张，既批判了康德、黑格尔等把文艺创作归结为文艺家个人“天才”“灵感”“理念”“梦幻”的唯心主义理论观点，也修正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把文艺视为低于生活的“抄本”“摹本的摹本”或“代用品”的机械唯物主义观点，本色探寻艺术发展的根本动力。

《国家宝藏》剧照

今天，我们应回到原点，也应重新出发，用发展的眼光看《讲话》。伴随时代发展，毛泽东提出“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回忆1982年去河北正定县工作前夕、作家王愿坚讲述柳青深入农村生活14年创作《创业史》的故事，认为“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强调：“生活就是人民，人民就是生活。”“艺术的丰盈始终有赖于生活”。这要求文艺工作者必须走进生活深处，体悟生活本质、吃透生活底蕴；提高阅读生活的能力，努力在幽微处发现美善、在阴影中看取光明；努力投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创造，让创作的生活之泉涓涓不息、源远流长。

深入生活，需要加强调查研究。毛泽东1938年《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中指出：“要把中国考察一番，单单采取新闻记者的方法是不行的，因为他们的工作带有‘过路人’的特点。俗话说: ‘走马看花不如驻马看花，驻马看花不如下马看花。’我希望你们都要下马看花。”在深入生活的实践中，涌现出了柳青这样一辈子扎根农村、下沉到底的榜样。电影《柳青》开篇即有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指引，柳青说：“要想写作，就先生活；要想塑造英雄人物，就先塑造自己。 ”而有基层干部抱怨工作难搞，一向温和亲切的柳青罕见地发火：“你遇事就难难难，那创业本来就难嘛！不难要我们干什么？”柳青用一生书写了一段艰苦卓绝的社会主义创业史，并应读者要求，将《稻地风波》改名《创业史》。从柳青到路遥，现实主义创作之花在黄土地同根绽放。路遥的小说《平凡的世界》及同名电视剧表现了改革开放之初城乡交叉地带青年从“斗争哲学”到“发展哲学”的奋斗史和心灵史，通过文学与影视艺术塑造了孙少平、孙少安等典型形象。

深入生活，方能写出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毛泽东在1938年《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报告中提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文风和学风、党风、政风、作风本为一体。贺敬之、丁毅的《白毛女》，孙犁的《荷花淀》，《东方红》《十送红军》等中国新民歌，讴歌火热生活。从炊烟袅袅的乡村到高楼林立的城市，《人世间》《山海情》《大江大河》《父母爱情》《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渴望》等电视剧合奏家国命运交响，体现家国一体的中华价值认同。

深入生活，才能让文艺作品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表演艺术家牛犇、陈道明常到农村工厂部队体验生活数月。作家刘恒向青年导演举例，导演、演员吴京去部队“当兵”体验生活，听到过子弹从耳边飞过，体验过坦克在身边穿行，拿到直升机驾照、坦克驾照等。作家陈彦写出《装台》《主角》等小说，致敬刁顺子等底层劳动者的生命高光，“主角是一路斜坡走陡峭，主角是一生甘苦难嚎啕”。近斯，伴随人文纪录片《文学的日常》第二季温暖播映，我们沿作家日常小径，通向文艺广袤原野。

深入生活，让文艺评论充满正气、朝气和锐气。“山药蛋派”作家赵树理是农民生活的“局内人”，乐于与群众“共事”，写作更觉“得劲”。他著有《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曾在《说说唱唱》《曲艺》《人民文学》等刊物和中国曲艺家协会工作，其文艺评论集《文艺与生活》收录了《多看看——纪念鲁迅逝世五周年》《青年与创作》等五十多篇文艺评论文章。车尔尼雪夫斯基有“美是生活”的美学观。当代美学更要面向大众，面向生活。理论评论应植根生活，拔节而长，揭示文艺价值意蕴，传承中华美学精神。

当此社会转型时代，全球化、区域性、都市化、信息化、市场化、多元化、图像化、碎片化，嬗变速度远超认知。如何展现中华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如何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如何反思、塑造和引领日常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艺术之美如何源于又高于自然之美和生活之美？我们既要谨防“抗日雷剧”如《雷霆战将》《向着炮火前进》的创作误区，也要避免沉溺于私人立场、小我尺度或“段子化”的表象，谨防对社会文化生活的公共功能退化，纵容流量至上、“耽改”之风、畸形审美、违法失德等文娱乱象。艺术要“解乏”并“解惑”，帮助人们理解自身处境和想象可能生活。

“文艺创作不仅要有当代生活的底蕴，而且要有文化传统的血脉。”中国作为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后发国家，需要扎根中华文化沃土。中国文艺发展道路需以中国文化为基础和内蕴，以时代生活为源头和面向。在“生活论转向”的世界哲学思潮中，在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视域下，新世纪的“生活美学”建构蕴含着华夏传统的生命意识、生活观念。始见于《孟子》等典籍的“生活”一词，是并列结构词语，“生”指生命、生机、生动，“活”指活动、活力、鲜活。生生不息、历久弥新。从“生生”到“日用”，《唐宫夜宴》《洛神水赋》《国家宝藏》《只此青绿》等文艺作品守正创新，本然回溯摇曳生姿的中国古典生活，体现创作者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欣赏和审美观照，并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走向未来。美好生活既是客观状态，又是主观建构。生活化既是中国艺术特点，也体现中国文艺现代转型的愿景路径。

（作者：何美，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网络信息处处长，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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