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目：中国文联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新时代文艺的使命主题征稿专栏

开栏语：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进一步明确文艺的方向、目标、责任与使命，中国文联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新时代文艺的使命”为主题，自7月中旬至10月底面向社会各界开展征稿活动(点击查看)，得到热情响应和踊跃参与，显示了广大文艺工作者自觉把习近平文化思想转化为推动新时代新征程文艺文联工作的担当作为。现优选来稿文章在本专栏刊发，以飨读者。

文明的连续性与文学批评的历史传统

傅道彬

习近平总书记以“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高度概括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其中的“连续性”正是中华文明的首要特征。

连续性是中华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特征。考古学家张光直在比较中西文明的早期形态时认为：“中国的形态叫作‘连续性’，西方的叫作‘破裂性’的形态。”以夏商周三代为代表的上古文明虽然也有王朝的频繁更替，但在总体上则表现出在批判中继承、在否定中发展的文化倾向，这不同于西方经常性的断裂、打碎、重建的特征。史学家侯外庐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划分，认为中国古代社会形态属于亚细亚文明，其思想和文明走的是“维新”道路，而以古希腊文明为代表的西方古典文明则属于突变式的“革命”路径。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在孔子这里，周代文化灿烂辉煌并不是与前代全然断裂的结果，而是从夏商两代借鉴继承而来，后代文明并不是对前代文明的直接颠覆和彻底否定。以社树的祭祀为例，《论语》有“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的记载，三代祭祀的树木有所变化，但是祭拜社树的礼乐风俗是不变的、持续的。

(来源：影像中国网 彭善安摄)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与创新性是紧密联系的。“连续”不是故步自封，不是因循守旧的一味守成，而是在复杂历史条件下的与时偕行，时时更新。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体现为在文化的守正而不守旧、尊古而不复古的进取精神，不断强化文明的创新精神，惟其如此，才能保持文明的连续性、进步性。相反，那种自我陶醉的高度自恋的文化心态，必然失去创新的活力，迟早会在文明的发展进程中被淘汰。文明连续性的另一个意义是文明的包容，是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承认、相互融合，而不是异质文明之间的简单对抗，甚至暴力冲突。在与不同文明相遇的历史背景中，中华文明始终表现出高度的包容精神与和平心态，既有海纳百川、美美与共的外在气度，又有稳定内敛、友善和睦的内在气质。将不同民族的不同文化熔铸一炉，这是中华文化统一性的基础条件，也是中华文化连续性和统一性的根本原因。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特征不是简单的线性历史链条，而是思想性、精神性的多样统一，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征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具有时空融合的鲜明特色。

思想的连续性是文明连续性的前提。共同的精神信仰的建立，使得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有了坚实的历史土壤。中国古典时代虽然没有生成严格意义的宗教，却形成了反映中国人共同信仰与价值的文化经典。以“六经”为代表的文化经典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思想基础和文化记忆。“六经”是世界文化“轴心时代”的成果，但其产生却有着比“轴心时代”更长、更久远的历史。以“轴心时代”为坐标，经典时代经历了前经典时代、经典时代和经典阐释时代三个时期。前经典时代是文化经典的孕育期，而公元前800年至200年的“轴心时代”则是经典文化的创立期。与整个“轴心时代”的其他文明一样，公元前6世纪到3世纪，中国的哲学与文学也进入突破期，雅思贝斯在讲到“轴心时代”（Axial Age）的时候，还强调了这其中有一个“轴心突破”期（Axial break - through），“轴心突破”是中国文化经典（主要是“六经”）全面建立和成熟的时期，经过长时间的酝酿积累，这一时期的文化实现了质的飞跃和跨越。而“轴心时代”以后的整个古代社会则是经典的阐释期，对经典的解读、争论成为中国学术传统的主要内容。经典的孕育、产生、发展是不断解释的过程，这一过程显示了中华文化的内在精神流动，也显示了中华文化思想发展从未断绝的历史事实。

文学的连续性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的重要表现。中国文学的连续性表现为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两个基本方面。第一，从《诗经》《左传》《庄子》《史记》《红楼梦》等文学经典，到孔子、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等伟大作家，他们的文学创作深刻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延续着中华文化独特的人格风范和审美精神。第二，以《乐记》《文心雕龙》《原诗》《人间词话》等为代表的古典文艺理论著作，反映着中国文学的基本理论主张和思想追求，形成了文艺上具有中国风格的独特理论话语和艺术主张。

一切批评都应当是从传统出发的，即使是突破传统，也应从了解传统开始。“宗经”是中国古典文学理论的基本主张，从经典出发的理论主张决定了中国文学基本精神的延续。所谓“宗经”就是坚守传统，坚持守正。刘勰《文心雕龙》专设《征圣》《宗经》二章，强调的就是文学从传统出发的守正原则。尽管《文心雕龙》的宗经立场，是由经学与经典引发的，而其本质上，还是对文学上的人文主义精神和现实主义传统的宗法与坚持。

新时代的文学批评应当从中国文学创作和理论的历史传统出发，在百年未有之变革的历史语境中实现中国文学精神的延续。首先，从文学传统出发，意味着坚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新时代的中国式文学批评话语体系建设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艺理论结合起来，与中国文学的创作实践结合起来。其次，从文学传统出发，意味着坚守中华文化的本位立场。在社会激烈变化时代发生转折的历史时刻，坚守中华文化的本位立场，赓续中华文化的精神血脉，更应成为文学批评的理论基石。从中华民族的立场出发，“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一直是中国式学术坚守的基本理念。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本位立场，就是坚守中华文化的品格与精神，保持对优秀传统文化应有的敬意。“苟利社稷，死生以之”的爱国主义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意志，“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大理想，都成为中国式文学理论话语的根脉和底气。最后，从文学传统出发，就是守文学创作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精神。“以民为本”是中国传统政治的基本主张，而“以民为本”则具体体现在世俗世界对人的尊重和人性的温度。孔子的仁爱精神，表现为他“克己复礼为仁”的思想主张，也体现为危急时刻“伤人乎，不问马”的情感流露；陶渊明的田园诗是优美的，但这种优美更体现为对僮仆“亦人之子也”的人格尊重；杜甫诗歌中有“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宏大志愿，更有《又呈吴郎》中对“无食无儿一妇人”“堂前扑枣”行为的深刻理解，文学的人民性体现为文学的人性温度。“文艺的人民话语”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文艺思想的重要问题。建构“人民话语”的理论核心是文艺为人民书写，始终保持与人民大众的情感联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而不仅仅是沉浸在艺术家个人的情感抒发和心理表现。就中国式的文学理论批评话语而言，一方面要以人民的忧乐为忧乐，以人民的好恶为好恶，就是要将文艺创作中蕴含的百姓生活、民众感情充分阐释出来，理解大众的审美趣味和人生品格；另一方面也应该认识到，人民群众不仅是文艺的欣赏者、接受者，人民群众本身也是文艺创作的主体力量。

*来源：《中国艺术报》2023年12月1日第3版

（作者：傅道彬，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黑龙江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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