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文学的写作伦理可以总结为“自然、自在、自洽”。正典文学写作是在理性启蒙主义的潮流中确立的，其想象力受制于其理性启蒙的总体计划。而网络文学的想象界大爆发则暗含对正典写作伦理的疏离态势。网络作家写作一方面可以吸收和继承正典文学的成绩，自觉学习其文风和风格，另一方面，又总是对正典文学保持差异。

　　同时，这种想象界的大爆发形成了网络文学写作的“匮乏机制”：即网络文学的欲望性写作伦理，正是现实生活的匮乏性在场。《重任》这部穿越小说描述了小列车员成长为铁路高管的过程。现代社会日益复杂，人们容易陷入“预先失败”的沮丧感，这部小说则给人们带来掌控当代生活的“全景知识幻觉”——穿越者的内在含义，不就是弥合人的历史感的掌控力不足的感觉吗？

　　2019年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数据表明，个人收入结构上，超过7成网友月收入不足5000元。无收入及月收入在500元以下的网民群体占比为19.9%，月收入在2001-5000元的网民群体合计占比超过三分之一，为33.4%；月收入在5000元以上的网民群体占比为27.2%。显然，网络消费群体主要是当代中国的“新穷人阶层”。从理论上讲，新穷人阶层的人们，其购买力足以购买基本生活，如米面，却无力购买欲望满足，如豪车大房、苹果手机甚至星巴克的中产幻觉。需要（Need）得以满足，他们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穷人”；但是，体现他们存在感和价值感的愿望（want）却异常匮乏，形成了巨大的社会想象的驱动力，这不正是网络文学写作伦理的社会学基础吗？所以，网络文学除了数字媒介写作、粉丝同人文化和青春文化的崛起之外，还有其更加关键的内在规定性：特定时段社会生活匮乏机制下的写作伦理。

　　经典文学创作者往往会受到前人经典写作者的内在影响，并产生抗拒影响的冲动，这就形成了“影响的焦虑”。网络文学不再背负这种影响的焦虑。

　　正典文学的精品意识可以称之为一种“面向思想史写作”的意识。网络文学的精品意识应该培养一种“面向精神史写作”的意识。特定历史的时段，总是出现有不同形态的“思想”，但是，这些不同的思想，却有可能处于同一种“精神”时段。如40年之前，我们批判和否定“文革”的种种思想，“人性论”成为这种批判的核心武器。时至今日，社会的整个思想状态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多元主义、个性主义、自由主义与新权威主义呈现截然不同的思想景观，然而，对于“绝对性”的追求却并未改变，从“绝对忠诚”到“一颗钻石恒久远”，都是同一种“精神史”的结构。

　　这就有了两种形式的写作：基于特定思想时段的思想史类型的写作和基于集体无意识的感悟的精神史类型的写作。如《班主任》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这两部作品，前者体现了特定时期社会思潮的印记和政治思想的要求，后者则在无意识层面上呈现出了理性和科学复苏的时段间人们精神世界的沉重、彷徨和犹豫。前者符合时代的要求，后者更多地疏离了时代的直接干预，却成为中国人精神史的活现。

　　同样，常书欣的《余罪》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法制文学”，而是通过一个小警官的逆袭，呈现了当下社会普通人卑弱、琐碎以及对破坏力的渴望的精神景观；周浩晖的“罗飞系列”没有确立法治社会的正确性，却凸显出犯罪事件中法理冲突带给我们的道德困境和认知两难，这种“两难”，不正是我们所处的纠缠矛盾的精神状况的现实吗？紫金陈的《坏小孩》（隐秘的角落）也不是对现在社会道德力量和法治精神的呼唤，而是有力地把一种“凄凄惶惶”的社会意识奇特地呈现给了我们。与此同时，《余罪》在逆袭狂欢中尝试重新确立法律精神和启蒙理性相结合，《死亡通知单》也呼唤合法性与合情性和谐回归，《坏小孩》则呈现“恶之花”的社会生活中潜在的抗争态度。

　　显然，网络文学自然、自在和自洽的写作伦理，使之更有可能成为阿甘本所说的“同时代”精神的典型体现：只有不跟个人生活经验靠太近，乃至跟时代有疏离，才可能真正写出时代的精神史。所以，网络文学没有呈现出对生活的“即时反映”的倾向，而是更多地植根于匮乏机制，构造想象界的大爆发；同时，又在这种爆发中，潜存创生精神史的历史寓言。

　　鼓励网络文学面向精神史写作的意识，而不是面向个人生活，过分强调欲望经验，或者陷入纯欲望写作的“爽境”，才有可能在尊重网络文学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引导培养新型精品和新型经典。我也期待网络作家很好地理解网络精品文学写作伦理的核心矛盾，通过“爽”形成与社会生活的潜在对话，也在“爽”中巧妙勾画特定时代的精神史图景，而不是思想史的图解，更不能陷入伪经验的陷阱。

　　总之，“爽”只是满足匮乏的外壳，而匮乏本身有可能成为精神史的突破口。网络文学归根到底不同于正典文学，无法完全接受正典文学的召唤，也无法改造为正典文学。认识到两种文学创作的精品意识的不同，才是正确引导和建立网络文学的精品话语的核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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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周志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第一届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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