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由于互联网的技术媒介优势,使处于疫情隔离时期的人们能够利用互联网进行文艺生产创作,网络文艺空前活跃。短视频等网络原生形态充分发挥互动性强、参与者多、体验感强的特点,涌现出抖音“武汉加油”音乐+短视频创作的全民热潮。在相关组织“以笔抗疫”的大力推动下,不仅诗歌、戏曲、图片、漫画等原本活跃于互联网的文艺形态出现“井喷”的创作状态,而且像美术、书法等原先较少借助互联网生产传播的传统文艺类型,也出现海量借助网络平台和朋友圈进行展示和传播的作品,进一步加速了文艺媒介融合的趋势。除此之外,云技术等新技术形态推动云创作的发展,“云合唱”“云综艺”等新型网络文艺新形态也获得发展的契机。网络文艺志愿者行动也在人们居家隔离的特殊时期,为大众带来各式各样文艺宣传与教学活动,丰富了网络文艺公共空间的发展。这一切在中国网络文艺的发展史上都将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武汉加油》(宣传画) 徐雨琼 绘
应该看到,网络上创作传播的抗疫文艺,在对新冠肺炎抗疫、防控的科学宣传,对各行各业抗疫“逆行者”的赞美歌颂,对鼓舞抗疫必胜信心、疏导人们的焦虑不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抗疫的特殊环境对现场采风、集体创作等生产创作条件的客观制约,加之一些创作者功利创作、匆忙上线的主观原因,以及对网络媒介和文化特质的规律认知不足或运用不当等,导致网络创作的抗疫文艺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表现在:
第一,网络文化的碎片化、随意性特点在网络抗疫文艺创作中得以凸显,使大量抗疫文艺呈现肤浅、庸俗、雷同的问题。由于网络文化具有极强的草根性、娱乐性,加之移动互联网所具有的使用场景的碎片化特点,使基于大众创作生产的文化和文艺内容具有随意性的特征,无论是鬼畜、微信文艺,还是短视频创作,都体现出这种特点。网络抗疫文艺的创作,一方面因为创作素材和条件的限制,一方面为了快速的应时推出,因而使这种碎片化、随意性的问题更为突出。比如有些戏曲作品以经典的戏曲唱段,配以抗疫歌词进行重新创作,但歌词缺乏打磨,只是简单地对“戴口罩、勤洗手、不出门”的宣传,导致词曲之间不协调,缺失传统戏曲美感。又有的抗疫作品意象陈旧、情感空洞,缺乏诚挚的情感,欠缺动人的力量。在绘画创作中,出现不少带有钟南山形象的主题作品,但要么直接复制新闻图片的形象,要么肆意神化或扭曲,出现诸如怒发冲冠的钟南山形象,或朋克化的钟南山形象,甚至将各种概念拼凑在画面上,对艺术形象缺乏严谨的构思和精心的刻画,缺乏对艺术形象动人的艺术灵魂捕捉等。这种雷同之作、肤浅之作、庸俗之作,不仅缺乏文艺创作应具有的独特创作个性,更缺乏艺术作品应具有的有机整体和谋篇布局;不仅缺乏真正鼓舞人们共克时艰的精神力量,更缺乏悲天悯人的大爱精神,难以有真正留世的文艺精品。
《英雄的身影》(中国画) 李呈修 作
第二,对网络青年亚文化的随意挪用,导致网络新冠抗疫文艺出现严肃性不当的情况。网络青年亚文化是网络文艺的重要构成部分,包括饭圈文化、二次元文化、耽美亚文化等丰富的内容,不仅体现了互联网时代粉丝文化、青年文化的新特征,也呈现了“融合文化”(詹金斯语)时代文艺创作的新特点。作为当代娱乐追星文化的新变体,饭圈文化以养成型偶像的培育为方式,在社会公益领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体现了新型饭圈组织的社会力量。但在抗疫文艺的二次元创作中,由于新冠肺炎病毒给武汉和全国人民所带来的死亡与恐惧,对生活所带来的影响,以及对经济和社会所带来的严重损失,因此,无论是以二次元萌要素创作的新冠病毒形象,还是以“阿冠”称呼给人类带来死亡和灾难的肆虐病毒,显然就不仅是不严谨的,也是不严肃的。更有甚者,将CP文化挪用以表达冠状病毒与武汉之间的关系,将自然灾害与城市之殇、人类与新冠病毒的生死存亡的敌对关系,转化为耽美CP的霸道总裁式情欲修辞,转化为欲拒还迎的情侣对话,就不仅是严重的不当,还传达了错误的灾难观,更是对那些在新冠疫情中死亡的个体、牺牲的烈士、奋战的“逆行者”的亵渎和不敬。
第三,在某些网络新冠抗疫文艺中存在着人文精神缺失的倾向。传递人文精神,表达文艺对自然的敬畏和对生命的热爱,体现文艺对每一个生命个体悲天悯人的精神,是文艺的基本使命。文艺的伟大感召力,正在于文艺与人类个体的情感相通。抗疫灾难文艺中,由于灾难的肆虐、个体的死亡、社会的悲剧、生命的勇气与英雄的牺牲等,使文艺的人文情境更为激烈与集中,由于社会的非正常状态所导致的个体处境往往激发对人性问题的敏感,因此,灾难、抗疫文艺的人文关切及其价值取向尤为重要。但在此次抗疫文艺中,由于上述随意性创作甚至功利性创作,导致一些网络新冠抗疫文艺出现人文精神缺失的倾向。这些创作现象的出现,从根本上也是对文艺创作者文艺价值观的重要考验。而在“以笔抗疫”的引导中,如若不能加强文艺价值观,尤其是人文精神的引导,则可能好心办坏事,破坏文艺工作者的形象。
《印痕》(中国画) 苗再新 作
基于上述问题的讨论,笔者对网络抗疫文艺的创作有如下建议:
首先,要改变“跟风”思维,进一步加强网络文艺创作的精品化导向。尽管网络文艺的精品化在制作品质方面已经取得较大提升,但在大众创作以及此次抗疫文艺所出现的传统文艺类型在网络上创作传播方面,随意性和碎片化情形还较为明显,这说明网络文艺创作的精品化仍需要进一步加强。创作者要改变功利化的“跟风”思维,尤其在重大社会事件面前,要有“留得住”“传得下”的创作意识,要尊重艺术规律,突出艺术个性,彰显艺术精神,使其作品经得住时代的大浪淘沙。
其次,要辩证分析网络技术与媒介的文化优劣,准确选择应用并充分发挥网络媒介文化的有利方面进行创作传播。网络文艺作为新技术新媒介推动下的新文艺形态,随着技术的发展,包孕着无限的可能。网络文艺的技术特征与文化特质并没有绝对的优劣正误,关键在于选择和使用的文化情境。诚如前述所言,二次元与萌文化在公益与某些社会语境中具有优势,但在抗疫灾难文艺中需要谨慎运用。而相比之下,由于网络文艺具有较强的草根性,微视野、微主体、微情感这些技术文化方面的特质,在讲述中国故事方面具有重要的优势,像网络抗疫文艺中一些聚焦医护工作者、基层社区工作者的微记录作品,就充分利用了这一优势,创作、书写了抗疫期间最美“逆行者”们丰富的生命情感。
《待到樱花烂漫时》(漫画)林昕炽
再次,要加强网络文艺创作中的价值观引导,尤其在灾难文艺的网络创作中,要体现文艺对每一个生命个体的人文关怀。作为文艺的一种新类型,网络文艺应遵循人类文艺的一般规律和精神特质,应当具备人文情怀与现实关怀。在灾难面前,文艺人文担当的责任更重,社会个体对人性问题尤为关注和敏感,如果文艺价值观出现偏颇和失当,非但不能发挥文艺的积极的精神力量,更容易引发激烈负面的文艺舆情。因此,加强网络文艺创作的价值观引导,不仅需要引导各个层次的文艺创作者具备对人类的普遍性命运的关切,更需要引导创作者对容易被忽视的边缘个体和弱小个体的关切。
(作者:郑焕钊,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暨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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