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余年》的现代价值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网改剧”
在2019年至2020年跨年之际,网络文学热门IP的改编剧——《庆余年》(第一季)几乎引发“全民追剧”的盛况,《庆余年》的重磅来袭,再一次在2019年年末掀起一场全网追更、探讨、研究乃至吐槽“网改剧”的热潮。
电视剧《庆余年》改编自起点白金大神作家猫腻(晓峰)的同名网络小说,讲述了一个患有重度“肌无力”症的现代青年范慎,死后“穿越”到数万年以后重启文明的人类世界,在一个叫做“庆国”的王朝以“范闲”的身份重获新生,并搅动这一“后人类时空”社会秩序的故事。“庆国”(以及剧中的“北齐”)是封建国家,而“穿越重生”后的范闲又带着前世现代生活的记忆以及现代人的独立精神与自由意志,于是,“新时代精神”与“旧王权制度”的“两极”就在生动诙谐的叙事安排与悬念迭起的“故事线”建构中发生了剧烈的冲撞与翻转,产生了强烈的戏剧张力与审美愉悦。电视剧基本忠实于原著,并在“跨媒介表意”的过程中做出了一些创造性改编,例如删除了一些支脉性质的“故事线”,添加了一些富有戏剧冲突的故事场景与“脑洞”设计,还植入了一些幽默风趣却更易于塑造人物形象的情节与对白,创建了一个与原著小说“内容同构”却又包含某些“新质”的“庆国世界”。因此,自从上线播出以来,这部一波三折的“网改剧”不仅得到了“原著党”的“灌水加持”,更是吸引了无数“吃瓜群众”的倾情围观,迅速地成为新媒体社交平台“热搜榜”的“话题源”,诸如“原著党”与“非原著党”的争论,以及学术界关于“古装剧”社会价值的反思,等等。种种因素的加持,使得转化自热门网文IP的《庆余年》成为一部质量上乘的“网改剧”“神作”,并构成了2019年年末电视艺术市场的一道靓丽风景线。
《庆余年》第一季完结后,虽然有剧迷诟病其“结局仓促”,但其仍然获得豆瓣平台7.9分的专业评价。《庆余年》的成功在新世纪以来热门IP“网改剧”的版图中,具有某种“标杆”的性质和意义。
首先,《庆余年》穿越+科幻的类型使其在题材上具有稀缺性和典型性特点。众所周知,2011年女频穿越题材“网改剧”《步步惊心》“大火”之后,一系列以“大女主”为主题的国产穿越剧中出现了“扎堆”和“霸屏”趋势,这些“网改剧”以“穿越”或“架空历史”为噱头,结果却陷入了历史虚无主义的窠臼,它们为了追求所谓“逆袭”或“爽感”而不尊重历史,世界观混乱。《庆余年》原著小说虽是穿越主题,但它的出彩之处在于其更突出“大男主”的内容特色,且用心构建了一个气势磅礴的人类文明浴火重生后的“未来世界”,这个世界虽然保留封建时代的特征,却又从人类历史轨迹的“母体”中断裂开来,具有逻辑上的自洽属性。电视剧立足于原著创造性的时空情境塑造,对原著的主题做出了合理化的改编。这些原著网络小说中语言描述的想象性情节,经由影像化的改编,更直观地呈现了现代人的求新思维与旧时代的矛盾冲突,诙谐有趣的情节突转更是增强了观众的观剧快感,亲和、接地气的故事代入也能有效缓解和释放当代观众在繁重机械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所积压的心理重荷与精神压力。这种题材稀缺性及其在视听语言层面所做出的“陌生化”处理所产生的接受效果,与被誉为穿越题材“网改剧”鼻祖的《寻秦记》(2001)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其次,电视剧的第一季不仅相对完整地呈现了主人公范闲“澹州成长”“京都风云”和“出使北齐”三个阶段的“故事线”,而且还比较出彩地塑造了形象鲜明且富于变化的人物群像谱系,从而有力地提升了当代“网改剧”的艺术品位和表演的层次感。从剧情上来看,《庆余年》的故事情节与结构逻辑严谨,并体现出一定的叙事张力,特别是“大结局”的巨大反转(言冰云刺杀范闲)不仅为第二季的剧情埋下了伏笔,而且在情节设置上体现出了对美剧、英剧、韩剧等深受青年亚文化群体青睐的当代电视艺术手法的借鉴,显现出国产电视剧在内容生产、制播形式和传授方式上贴近现实观众需求、努力寻求变革的文化心态,这是国产电视剧在发展转型期中体现出来的积极变化。除此以外,《庆余年》并没有像其他“网改剧”那样过分迷恋话题分量足的“流量明星”或精致华丽的道服化效果(如《花千骨》《斗破苍穹》《将夜》《九州缥缈录》),而是着力通过老中青三代实力派演员各具特色的表演来支撑起原著小说中宏大的世界观设定与复杂的人物关系网络。除了着力塑造主人公范闲形象的不同侧面之外,《庆余年》还十分出色地刻画出了一众个性鲜明的人物群像谱系,使得《庆余年》为观众倾力打造了一座充满艺术美感的人物画廊,这也极大地提升了“网改剧”的戏剧张力,丰富了当代电视艺术的审美内涵。
再次,电视剧保留了原著小说关于“现代意识与古代思想的碰撞”这一主题,并通过人物形象塑造和故事情节的合理演绎来凸显和肯定人的个性与价值,体现了电视艺术对于人性光辉的讴歌与赞颂。如果说原著小说是“以爽文来抒写情怀”的话,那么电视剧的视觉呈现则是“以爽剧再现人文价值”。作为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穿越者”或“时间旅行者”,范闲敢于直面皇权的威严而不屈膝跪拜(不跪庆帝,也不跪皇子),他对自己的显贵身份(庆帝的私生子)也能淡然处之(独立自主地生活,不愿被下人服侍),更重要的是他极为看重与侍卫滕梓荆的友谊,特别是滕梓荆为了保护他而牺牲后,面对庆国上下所有人“只不过死了个侍卫”的说辞,原本想要做个富家翁而安稳度过余生的范闲真正地出离愤怒了。一个侍卫的死,引发了主人公想要改变那个腐朽衰败的旧世界的进取之心,说明它依然迎合了现代人的心理。而这种心理渴望,恰恰是对现代生活压力、生存现状的“想象性的补偿”,这也正是这部“网改剧”深受多个社会群体关注和欢迎的根本缘由。
换句话说,对现代生活方式与现代精神理念的追求,贯穿于范闲后续的所有言行举止中,而电视剧再现了这种新思想与旧制度之间的激烈冲突。通过“内库财权争夺”“牛栏街刺杀”“长公主退婚”“皇宫夜宴斗诗”等极端叙事场景的塑造,《庆余年》成功地突出了范闲试图改造社会、启迪人心和传递变革种子的艰辛,这些情节,作为原著小说叙事冲突的聚焦点,极有可能会在第二季中得到视觉呈现。而诸如此类悲剧及其所彰显的人性复杂性,在和《庆余年》一样受到欢迎的“网改剧”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印证,例如观众所熟知的“大女主”题材“网改剧”《甄嬛传》(2012)、《如懿传》(2018)等。《甄嬛传》对甄嬛一步步走向“暗黑”的心路历程的合理刻画,为观众塑造了一个渴望平等对待的个体在封建社会必然会遭遇的生存悲剧。主人公追求的更多的是一种对作为有自主意识的人的自我确认,但皇族势力和君权天授的思想破坏了这种个性追求,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构成了她个人悲剧的根源,也是那个与现代社会对应的时代的缩影,正因为如此,甄嬛、沈眉庄和叶澜依等具有独立个性的女性的抗争才被赋予了现代价值。对比而言,《如懿传》也在传达一种自由平等个体之间的心心相印,当这种青梅竹马的平等爱情不可得时,则会把矛头指向人性最复杂的层次,这正是剧中驱使卫嬿婉阴谋陷害如懿而争宠的心理动机,也可以将其理解为个体价值和身份认同缺乏而引发的“补偿性悲剧”。这些“网改剧”的成功,在于它们共同呈现了人性的复杂维度,这也恰恰反映了现代人对主体价值与独立个性的复杂心理。正是因为如此,《庆余年》所呈现的冲突才会如此深刻地触及同为现代人的剧迷和观众心中的痛点与痒处。
最后,电视版的《庆余年》通过视觉影像直观呈现的方式,利用不到三分之一的“故事线”篇幅,完整地传递出了原著小说中并未直接表达出来的、符合当代人情感倾向的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具体来说,这种符合现代价值的思想内涵塑造体现在三个维度:其一是个人层面,涉及亲情、友谊、尊重以及竞争对手之间的惺惺相惜。电视剧精准地表现了原著小说中范闲与林婉儿之间的情感生活,从一见钟情,到相互尊重,再到两心相知,爱情生活的甜蜜,长相厮守的承诺,为观众呈现了最柔软亲和的人情与人性。其二是社会层面,电视剧浓墨重彩地勾画出了范闲与家人、师长、朋友甚至对手的亲情、友爱、道义与尊重。特别是作为贵族子弟,范闲能与平民出生的王启年、滕梓荆以及高达坦诚相待,这绝不是“布尔乔亚式”的矫情,而真正彰显了具有现代意识的主人公的赤子之心。电视剧在这一方面的改编,恰恰弥补了原著小说配角人物“脸谱化”塑造的短板,提升了电视艺术的魅力。其三是国家层面。电视剧中所呈现的这个“后人类世界”,庆国、北齐与东夷城处于一种战乱纷争的状态,黎民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让天下恢复一统、所有人都过上自由平等的生活不仅是范闲和叶轻眉等“穿越者”奋斗的理想,也是陈萍萍、范建以及五竹等追随者们心中默默坚守的“初心”。没有读过原著小说的观众可能会对范闲一路“开挂”、吊打一切反对势力的剧情有所质疑,认为它不符合生活真实,这也是很多“网络爽文”的一个共性的问题。不过,很多人在质疑“爽文”的过程中,往往会忽略掉一点,那就是,在这些“爽文”故事中主人公“开挂”“逆袭”和“扮猪吃老虎”的背后,总是包含着鲜为人知的刻苦修炼与砥砺逐梦的历程,剧中对这些热血汹涌的成长历程与令人动容的家国情怀的描画与渲染,正是对网络穿越小说着力塑造“爽感”“逆袭”和“金手指”等商业化价值观念的拨乱反正,传达了当代“网改剧”努力构建社会正能量,引导民众积极奋斗、创造美好生活的审美价值诉求。
以《庆余年》(类似的还有《亮剑》《甄嬛传》《琅琊榜》《白夜追凶》《长安十二时辰》《如懿传》《星辰变》)等故事情节完整、人物形象丰满、制作工艺精湛、艺术构思独特与改编技术高超的“网改剧”(包括“网改动漫”)的成功,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当代影视动画产业制作、传播与消费市场的日趋成熟与繁荣,给民众的闲暇生活提供了更多可供选择的精神消费产品,为民族文化产业的体系建构与自主创新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另一方面,它们和其他优秀国产影视剧一起,成功地塑造了许多符合当代观众欣赏口味与审美价值追求的人物形象,不仅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而且丰富了新时代审美文化的思想内涵,并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具有较高艺术修养与文化品位的电视艺术受众群体,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全面提升文化自信的国家战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鲍远福,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贵州民族大学传媒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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