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转眼间，中国网络文学20年了。最近这话题，由上海市作协推选“网络文学20年20部优秀作品”的榜单引起。

　　固然，以1998年作为网络文学的起点依然有事实上的争议——稍加考察就可以发现，不仅1998年之前台湾已经有像样的网络小说如奇幻的《风姿物语》、武侠的《英雄志》等名篇问世，直接影响了大陆暨整个华语网络文学的创作；而且，要再往前溯，1990年代初由北美留学生在互联网BBS上所揭橥的文学创作社群，亦可谓华语网络文学的发端——但1998年由痞子蔡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所卷起的大陆网络小说创作潮和大众阅读的标志性事件，后来被网络、新闻媒体、社会活动和文学史家反复提起、议定，逐渐成了约定俗成的中国网络文学元年。即便如我这样早知道这个起点不甚靠谱的（如2009年我写《网络文学三期论及其演进特征》一文时就说过这个事），但多数情况下为了不纠结于这位“少年”出生年月的问题，就一概顺着1998年的断点往下说。不纠结的一个原因是，我和介入这一领域的不少学者都清楚地意识到，网络文学作为“一时代之文学”，其发展、场域、属性、特点、价值、未来趋势等，可研究并迅速刷新着的品质面貌实在有太多新鲜有趣的地方，甚至还因为我们的介入仍可发生重要的变化。那么，它是出生在1991年或者1998年目前有那么重要吗？换言之，一个新现象足以演变为学术新焦点时，如围棋之布局和中盘的搏杀肯定更为紧要，年龄的问题可留到收官的阶段。

　　20年来，当大众读者为中国网络文学着迷的时候，很多人文学者却表现出巨大的疑惑，他们一度无法忍受愈来愈被热议的网络文学，明里暗里地认为这是创作的堕落、时代的病相。既然这样，他们也就无法理解（遑论享受）我上面所谓的“新鲜有趣”和介入式的快乐——我突然意识到，如果网络文学为时代大众所提供的是一种“代入式”的想像（幻想）沉浸，那么，对于研究者和批评家而言，最大的乐趣绝对是“介入式”的工作场域。如果人文学者和批评家没有办法借助时代占主潮的创作现象和代表性文本有效与当下场域对话，而是选择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态度，那就是工作伦理的失职、人文兴趣的衰败以及最终能力上的退化。换言之，如果是由于时代其他部分的强力影响所致的文学稳定结构的震荡乃至标准的失范，恰恰就需要我们的工作勇于介入其中来重新调校；而这个过程，同样意味着我们将反思过往一段时长内对于世界和文学关系的看法，由此充实人文和文学研究、文学批评的生命力，再造一种观念的宽度。所以说，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态度问题。网络文学这一时代创作的庞然大物足以考验作为人文和文学守护者的知识分子们的态度与智慧。

　　02

　　20年中，参与到网络文学研究和批评的文学知识分子主要来自中文内的两大学科：文艺学（文艺理论）和现当代文学。

　　前者是哲学和科学在文艺领域具体作用的体现，始终保持着理论地看待世界、解释文艺变迁的思想性、逻辑性和审美意识，因此，该领域的一些学者呈现出良好的理论敏感性和创意力，网络文学诞生之初至今，以欧阳友权、黄鸣奋、陈定家等为代表的文艺学学者，开拓性地出现在网络文学和更为广泛的网络文化、媒介批评的处女地，有相当的活力、影响力和团队规模。

　　后者是文学创作的另一翼，从一般说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两翼齐飞的形象譬喻，到广义的现当代文学学科作为正在发生中的文学史的研究者、提炼者、方案提出和实践者，事实上与当下文学保持着最一线、最密切的交流，成为其结构的重要部分。白烨、邵燕君、夏烈、马季、庄庸、王祥、黄发有、周志雄、何平、肖惊鸿、黄平、桫椤等等，大多都是从纯文学研究和批评的队伍过渡到网络文学，或兼治纯文学和网络文学二者。这支队伍还可以扩及类型文学和创意写作的葛红兵团队，以及偶作论述但在网文研究界有一定影响力的李敬泽、陈崎嵘、南帆。

　　然而貌似人数和名家不少，但20年来，无论文艺学还是现当代文学学科，始终对网络文学的研究、批评抱有怀疑、警惕和另类眼光。客观地讲，一方面是网络文学从互联网平台、民间草根写手出发的非传统路径、非经典序列训练，构成了已然成熟稳定的过往当代文学秩序的新挑战，陌生和紊乱是人所不喜的，这也是人之常情，所以主动包容非常困难——况且这些新的作品还与大众消遣、市场生产、资本推动等因素直接有关。换言之，很长一段时间内，专业读者（人士）不会相信网络文学起步的创作可以诞生经典，并且成为中国文学史的一部分，这一点至今还是很多学者坚持的判断。另一方面，由互联网媒介所带来的平台飞地，跃出了旧媒介与传统文学的结盟即血肉联姻，完全不在他们视野之中，但又逐渐为广大时代读者（用户、粉丝）所占有、使用，形成了崭新的场域环境和新的权力结构。在新时期（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过一二代文学特别是现当代文学学者的辛苦经营，先后厘清了文学与政治、与经济、与建国后、与西方、与文坛代际关系等具体问题，形成其文本细读下的结构与秩序之时，忽然间一个“当代文学”史述的共同体可能因为巨大的异质内容、异质经验，瞬间面临“重写”乃至解释权的更迭，这自然是愈加艰窘的处境。所以，对于网络文学的不喜欢转化成对于网络文学研究者、同情者的不喜欢，边缘化或者压抑之，某种意义上也成了圈内心照不宣的普遍态度。

　　03

　　作为一个70后的文学评论者，对于哺育我们、深切影响我们志业和知识结构的“当代文学”史述共同体，我始终抱持不断学习的崇仰之情，事之以师、以父，并且认为面向网络文学这样的新世纪来蔚为大观的创作现象，确有必要思考其在“现当代文学”学科内部的归根问题，即对它的研究要回归到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历程中去，反哺于学科自身、学科内部。

　　也因此，我很自然地想到作为中国文学现代性发源的一种学术观点，即由范伯群先生花费半生精力深耕苦劳的近现代通俗文学研究和史述成果——他所面对的晚清以降的近现代通俗小说及其现代性、大众性、市场化，即被新文学作家“扫出文艺界以外”的巨大创作存在，与今天的网络文学、类型文学的情况、遭际何其相似！？甚至可以说是真正的嫡亲。而同时，海外有分量的当代文学史家和批评家中，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宏文，曾在世纪末“重审现代中国文学的来龙去脉”，提出了“我们应重识晚清时期的重要，及其先于甚或超过五四的开创性”，“中国作家将文学现代化的努力，未尝较西方为迟。这股跃跃欲试的冲动不始自五四，而发端于晚清。更不客气地说，五四菁英的文学口味其实远较晚清前辈为窄。他们延续了‘新小说’的感时忧国叙述，却摒弃，或压抑其他已然成形的实验。”①范伯群与王德威从近现代的通俗小说、类型小说中，分明看到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多重可能”，“知识精英文学和大众通俗文学双翼展翅翱翔”是中国现代文学史观的“两个翅膀”。

　　这些前辈学者的鲜明观点和华硕成果是有益于我们今天研究网络文学而后反哺于文学学科本身和内部的重要启发，是网络文学研究可资借鉴、仿效的重要学术资源，从而使得一方面我们就近现代的通俗文学和当下网络文学的同异有所比较和分别，取得文学史内百年以来“传统的延传变体链”（chain of teansmittedvariants of a tradition）上的参照辨析；亦使得我们自现当代文学学科出发的研究者和批评家获得上代学者的传承和精神烛照，即便别是一家，仍属渊源有自，在习见和压抑中划出只问本源、不计顺逆的学统和道统。

　　如果要稍加说明二者的异同、特征，我个人以为有这样一些点是非常生动的。比如二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遇到的媒介机运。晚清开始的通俗小说与报纸、杂志、图书出版的纸媒印刷技术紧密联系，由此让李伯元、吴研人、包天笑们不再需要按照旧科举的路千里为官，他们可以选择在上海从事新闻、出版业而兼职写作通俗小说获得丰厚的生活物资，恰如范伯群说，“李伯元、吴研人根本不想去考特科，也不是他们的清高。一方面，他们经济上有较丰厚的收入，另一方面，他们在新闻工作中看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这些后来被称谓为‘旧文学作家’的人已在传统小说的外壳中显示了自己作品的新质，那就是时代的启蒙精神。他们兼报人与作家于一身，以启蒙中下层民众为己任。”②而网络作家们，通过媒介跃迁至互联网，有意无意地形成了自己的发展优势，如果没有1995年后中国互联网民用和商用的普及，很难想像大量的无法通过纯文学期刊筛选迈入文坛的“文学青年”和“故事青年”，最终会以网络文学的名义脱颖而出，演绎一番个人创造力、生产力和和产业价值、社会影响力的宏大作为。

　　又比如，在创作类型化的大流中生成“类型文学”的叙事范式和类型传统。陈平原对于近现代通俗小说的类型研究形成了包括《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1897-1916）》《中国小说叙事模式转变》《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小说史：理论与实践》在内的诸多探索建设③。而今天所谓网络文学的主流正是类型小说，由互联网、当下社会发展和中西文化所导出的新旧小说类型、次类型、类型元素，依旧是今天中国小说研究的新材料、新创造。葛红兵团队就曾于此用力做了系列的类型文学研究著述④；我也在《网络武侠十八年》一文中专门讲了，“与纯文学的文学性不尽相同……类型小说是一种坚持以类型化技艺体系作为其文学性指归的，并在此基础上呼唤个体创新和求变、不断丰富其风格的创作方式。”⑤所以，文学立场讲，今天狭义理解上的网络文学，其文学性就是类型性。

　　而但凡召唤近现代通俗小说入文学正史的，一般都会强调通俗小说亦具备了现代性和启蒙性，这毫无疑问是为了说服“新文学”到“新时期文学”占主导地位的精英史述能给予认同。但今天面对网络文学，我觉得另一个话题同样有意思甚至更易于突显，那就是百余年来始终不曾断绝的“颇合旧制”即与中国古典小说更多继承性、又雅俗共赏而与大众更亲和的“通俗文学—网络文学”脉络，是否在事实上说明着骨血基因中的“中华性”记忆。这构成了“五四”以来文学话语主流的“西顾”和民众集体无意识的“东藏”间巨大的张力效应，也多少构成了知识精英和普罗大众的取向、兴趣、价值观和文化治理方案的不同。当然，这样的问题对彼此都是潜在的，流动的。可当今天网络文学和网络作家若自觉向“中华”核心聚拢的时候，映射着什么，趋势会如何，我们应怎样应对或引导？

　　04

　　在中文学科内部盘桓费心那么多，实际上折射了我所处的“中间物”或者过渡者的状态。另一些来自艺术学、传播学、社会学的青年学者很容易地就逾越了这种学科边界——在4月份的一次网络文艺论坛中，青年学者直接从粉丝、二次元、佛系等亚文化词汇，或者同人、文本盗猎、IP改编等互联网创作现象入手，直接绕过了什么“现当代文学”学科及其传统，他们对我的沟通企图和反哺愿景表示理解和尊敬（同情？），但也明确说对于他们而言已毋需纠结于旧法统的解释权，因为有更多国际化的学术资源可供采用，以融合现实。

　　这些年的网络文学研究中，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为圭臬的“媒介革命”、“媒介引渡者”和结合了二次元文化、超文本等的“网络性”提法成为颇景气的知识背景。其次，亨利·詹金斯《文本盗猎者：电视粉丝与参与式文化》所引出的“学者粉丝”以及粉丝对于文本创建的专业性、同人性为包括网络文学在内的互联网文艺产品创制提供了共通的知识参照。

　　我个人的另一理论学习兴趣则在于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打算以此处理和消化围绕着网络文学所形成的时代各动态力量的博弈过程，并确切地相信文化绝非理论家（知识精英）单方面主导定夺的，而是由包括底层草根、专业技术人员、商业和资本等共同参与创制和实践的。2014年，我用《影响网络文学的基本力量》为题构建了网络文学“场域理论”的四维：读者、产业与资本、国家政策、文学知识分子⑥，至今仍在此基础上继续推进其合力矩阵的研究。这实际上就突破了传统的学科边界，使我向文学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靠拢。

安东尼奥·葛兰西

　　同样属于马克思主义阵营的理论资源来自安东尼奥·葛兰西。如何面对网络文学这样的时代材料，形成某种“文化领导权”“意识形态领导权”，是少数智库派网络文学研究者的取径。这无疑为网络文学的研究及其主流化带来了丰富而强势的发展可能，对于文化战略的制订、海外传播的作用等都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此外，即便在中文学科内部，文艺理论阵营的学者们，早已经由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面对大众文化及其美学问题的观点、方案之争，领受过自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至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的理路、遗产，特别是结合了中国社会自身进入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化市场大发展、2000年后文化产业的全面推进进程，对于网络文学在其中的出现和存在，也就远较现当代文学领域的一些本质主义为开阔。上述理论学说因此也就常常成为目前网络文学研究的资源，并直接为中文学者从文化产业角度研究网络文学打开了通路。

　　所以说，事实上在网络文学20年的历程中，各类同时代知识分子已经进场，他们为文化来源“混生型”的网络文学带去了更加混生的基因和建议。我个人总体上是乐见这种“介入”的，却也时时刻刻看顾着网络文学的生态场，良好的生态是这个年届弱冠的少年走得更远长，尽其使命而成为“一时代之文学”的美好保障。——目前的文学现场中，没有什么会比网络文学更迷人的，它像台面上的一粒白球，用它可以击打开僵化的其他球体，让台面色彩绚烂。

　　①《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想像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王德威著，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1页。

　　②《论中国现代文学史起点的“向前位移”问题》，《多元共生的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历程》，范伯群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6页。

　　③ 陈平原如此花费精力于晚清近代小说类型学或者一个类型（如武侠）文学文脉的梳理辨析，与他“平视晚清与五四”的主张直接有关，而具体的晚清小说及其类型学、叙事学研究则反哺了他将晚清小说实践与“五四”新文学共同看作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的认识。他说，“这不仅仅是具体的论述策略，更是作者一以贯之的学术立场。谈论‘五四’时，格外关注‘五四’中的晚清；反过来，研究‘晚清’时，则努力开掘‘晚清’中的‘五四’。因为，在我看来，正是这两代人的合谋与合力，完成了中国文化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④ 葛红兵2012年主编“小说类型理论与批评丛书”七种，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

　　⑤ 《网络武侠小说十八年》，夏烈，《浙江学刊》2017年第6期，第61页。

　　⑥ 参见《影响网络文学的基本力量》，《观念再造与想象力重建》，夏烈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延伸阅读：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纵览

　　浙江省网络作协副主席夏烈：打造网络文学的重镇

　　互联网时代的文学地理，需要网络文学（夏烈）

　　是时候提出网络文学的“中华性”了（夏烈）

　　网络文学创作的“借鉴”必须有边界（夏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