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2014年为分水岭，原本属于二次元文化的“弹幕”日渐走入公众视野。根据《2021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的统计，27.9%的用户会看弹幕，尤其对于“互联网原住民”们来说，弹幕与倍速早已是观剧“标配”。然而对这种已然发酵了十余年的文化现象，时下反倒有种“日用而不察”的发展趋势，相关深入考察较为欠缺。

实际上，弹幕已逐渐成为互联网技术支撑下文化生产与消费的重要模式，而且是互联网信息场域的典型缩影：快速运动（“流文字”）、海量、多元/去中心化、杂糅/非专业化、吸入式（麦克卢汉称之为“深度卷入”）、无限逐新且朝生暮死。在不断运动的弹幕信息流之中，如其所是的准确性、连贯条理的叙事性以及最基本的因果逻辑等都不再占据主导地位，相反，拼贴、叠加、互动才是真正的驱动力。这种不同于印刷时代“书”与“文”的表达方式正在或隐或显地塑造着自己的使用者。下文就将结合弹幕的生产机制，探讨其对当代文化的三重影响。

口语化的弹幕带来了极其细微的具体性，这是极端的经验主义

首先值得关注的是，弹幕的“个体本真性”及其极端经验主义的导向。与“正襟危坐”的观看方式不同，弹幕更为感性，具备一种“个体的本真性”，堪为电子时代的“我手写我口”。观看对象开始与观看者“无中介”地结合起来，那种深入人心的生存感觉，被以弹幕的形态瞬时敲下。在弹幕空间中，“方向感”与“正确性”被感悟与共鸣所取代，被想象力“截断后路”。它诱惑观众入场，带给他们对“此时此地的我”的承认。

这种本真感高度依赖对于口语的模拟。书面词带来视觉与听觉的分裂，口语词却充满了人情味，具备活泼泼的生命质感。脱口而出的口语词，具有很高的黏性，以其自内而外的人格魅力吸纳周围的听众，结为一个群体，而书面语则是相反的方向，导致个体化阅读主体的出现。在经历了印刷媒介与规范文字的长期“规训”后，充满感性温度的口语文化魅力重现。弹幕便是高科技环境中口语文化的典型代表，模拟了众声喧哗的交谈氛围。如今弹幕语言已成为当代流行语的重要策源地，作为“电子口语”，强力影响着日常生活的口语形态。

口语化的弹幕带来了极其细微的具体性，这是极端的经验主义。人们不再依赖中介、不再遵循规范，自我无限膨胀为生活的“唯一图腾”。此种表达将所有内涵都压缩为此时此刻的当下性，充斥着“直接的通信暴力”。过于旺盛的表达冲动、过于快速的信息传递，直至与神经中枢的反应速度一样快。不断深入的思考反刍、环环相扣的因果关系被“同时在场”所取代，在口口相传中有一种“刹那间的迅即性”。而速度，将成为改变未来生活形态的关键。

当个体需要陪伴时，可以打开弹幕，在云端偶遇知音同好

其次，建基于本真性之上的社群感与“远距”社交功能，同样值得关注。弹幕具有鲜明的社群性，它按照兴趣重新分化和组织人群，其“人情味”常被理解为一种陪伴感。换言之，弹幕并非静态文字，反而可被视作某种语言交际行为。弹幕中经常出现类似于“兄弟们把……打在公屏上”“感谢指挥部，空降成功”之类的套话。“兄弟们”“指挥部”，虽是云聚云散的虚拟“群体”，却在某段时间内拥有真实的集体感。移动客户端的屏幕虽更加私密化，但却便于串联出基于个人兴趣的“云集体”。尤其在弹幕领域，人们共同注视的屏幕，被开放为“公屏”。公屏是一方舞台，多种腔调、多样人格，都被鼓励，从而“可视化”了远超于个体的流动思绪与集体智慧。这也正是弹幕的独有魅力，以其集体智能折服个体观者。当个体需要陪伴时，可以打开弹幕，在云端偶遇知音同好。而弹幕语言自身带有的圈层壁垒，那些外人听不懂的“黑话”，给身处其中的个体带来了归属感。由此，个人对群体感的渴求得到有效满足，而且实现了群己关系的微妙平衡。一键开关，进退自由，为使用者提供了最具安全感、控制成本最为低廉的参与方式。

有美国学者通过调研发现，正是对“集体主义”的渴求，使得弹幕在东亚地区颇为流行，而美国则由于其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信仰，观众对弹幕的需求相对弱一些。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原有集体形式被打散，而且也已与当代青年产生了相当的历史与心理距离。但这并不意味着个体不再渴求来自集体的安顿感，因此青年必须发明属于自己的“集体形式”。英国学者斯各特·拉什进一步描述了后现代社会新集体形式的特点，即凭借某种紧密情感形成小型的、流动的、灵活的团体，社会建制或多或少被较小的、有明确价值旨归的、联系紧密而更富弹性的文化生活形式所替代。弹幕所带来的社群感正是一种流动的、灵活的、富有弹性的文化生活形式。这些“小群体”基于共同趣味形成，而并非强制性、先天性、普适性的。它们的寿命也不一定长，但短时间内的连接感、归属感很强。“寿命”不长可以规避现实的社会建制所带来的强制性义务，以及破碎时难以承受的“生命之重”。相比起面对面、直接的社会性，“远距”社交文化的出现是划时代的。当代青年越来越习惯在“远距”中发展纵横交织的关系网，穿越人机界面，漂浮于自己的电子社群，从中成就自己的社会性。

在追逐趣味的过程中成为生产流量的劳动力

最后，弹幕文化中存在诸多悖论因素，趣味性与模式化并存，自由与暴力“齐飞”，也因之成为辩证分析互联网文化生产的重要入口。在数字时代，“玩”成了一种劳动，因此有学者提出了“玩劳动”的概念。或许，我们可以将这个概念改写为“趣味劳动”，是指在追逐趣味的过程中成为生产流量的劳动力。弹幕执迷于发挥细节、发掘趣味以及构造一鸣惊人的辞藻。而弹幕与其他的文本创造、文字游戏相比，门槛、成本都极低。由于其运动速度之快，所以必须令人“秒懂”，否则将被后继的、无穷无尽的语言碎片瞬间吞噬。这些语言碎片不断刺激使用者的神经元，将潜意识可视化为文字形态。由此，弹幕构成心理与技术的界面，它们依存于计算机播放器的“基础设施”，暴露着人们的无意识、下意识、旁逸斜出的巧思以及“多快好省”的幽默感。

这种高度的碎片化，导致叙事的完整性不被重视。而且，充满趣味的梗、“名场面”也导致严肃情感的消逝、理性精神的淡漠以及某种反智的激情。与此相应，对于表达民主的乐观想象、对于直接快乐的无限追逐，则成为弹幕的主要功能，其使用者也越来越被“编辑”与“设定”为渴求快乐的存在。我们当然不能否认弹幕语言游戏的无功利性，以及那些彼此分享和交换的真诚交流。只不过，我们还需要继续刻画这种快乐感、释放感对于人的细微“修订”。

比如说，弹幕业已创造出了许多套话，考虑到这些语言突破“圈层”的辐射力、对口语和书面语的改造力，乃至对人们思维方式的支配力，都不禁让人犹疑——弹幕语言到底是在释放创造力，还是在将创造力回收进极为平庸的、堪称流俗的表达方式里呢？如果套话泛滥，势必有损语言本身的健康，使得语言使用者逐渐丧失个性化的，细腻、连贯且准确的表达能力。

再者，弹幕空间也绝非世外桃源。在趣味的庇护下，内里也潜藏着相当暴力的一面。由于弹幕的匿名性，以及监督惩罚机制的缺失，很容易看到各种类型的语言暴力。它对于生活的常态面、光明面，兴趣寥寥，但对于人性和生活的阴暗面却有着略显病态的执迷。弹幕里总是充满着波西米亚的狂想者与清教徒式的道德家，一面是狂舞的脑洞，一面是保守的审判。弹幕空间盛产“道德家”，但人们在现实当中，却普遍感受到道德感的匮乏以及人情日趋冷漠的窘境。在此意义上，弹幕所表征的互联网时代的道德实践困境，以及上述的三重影响，无不值得我们继续深思。

（作者：李静，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文艺理论与批评》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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