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一些批评“饭圈文化”的文章，有一个感觉，一些低俗的文艺现象，无底线的炒作行为，早就该批批了。不仅要批，还要采取一些手段，管起来。但转念一想，光是批和管，还是很不够，也不是根本解决问题的方法。低俗的文艺，有其自己的市场，有社会的需要，有生长这种文艺的土壤。只有改变这种土壤，文艺才能得到改变，优秀的良品、精品才能成长。通过伦理说教，市场监管，也能起作用，但也有限。文化上的事，还是要通过文化来解决，美的缺失，还是要通过审美趣味的培养来解决。
（图片来源：影像中国，摄影：李玉川）
文化追求是一种感性的需求，它作用于人的心理，既有促使心理向上发展的一面，也有向下坠落的一面。古希腊的柏拉图就曾经批评一些戏剧家，专门摹仿灵魂的低下部分，例如选取乱伦和凶杀的题材，并将之直观地展现在戏台上，引起感官刺激，以吸引观众，这些作品就是在促使心理向下坠落。他所指出的问题是现实的，但他所开出的药方却是不可取的。他想将诗人和艺术家请出他的“理想国”。然而，人不能没有艺术，诗人和艺术家不能赶走，用纯粹的理性来压制感性的做法行不通，用哲学代替文艺也做不到。他的观点受到后世众多思想家的批评和修正。从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开始，就出现了重视感性的理论，认为诗人是再现“可能的”而非实际的现实，因此具有比历史更高的“哲学性”。这是说，用理想化的手段，让感性的表现也能揭示事物内在的真实性，并达到使观众心灵净化的目的。此后在古罗马时期，普罗提诺认为，菲底亚斯所雕塑的宙斯像，不是现实中的人的不完善的摹仿，而是再现宙斯想要向人作感性呈现的样子。这些思想，都体现出对感性作提升的追求。
现代美学就是从感性的独立开始的。18世纪德国学者鲍姆加登提出的“美学”（aesthetics)这个词，原意是“感性学”，就是要强调感性的独立，认为“感性”有着属于其自身的“完善”，而“完善”即是美。这是对感性的强调，要为“感性”建立一个学科。然而，这里所讲的感性的完善，还是要受理性的指导，以达到理性认识为目的，美学不过是其中的过渡环节，是低级认识论而已。康德的美学著作取名为《判断力批判》，判断力就是指理性作用于感性。无论是鲍姆加登还是康德，他们所提出的美学理论，均认定感性不能达到最终的真理，且具有不可控制的欲望的力量，因而要在理论框架中设定理性对感性的制约。当代的美学理论则相反，从生长的一面看待感性，不是将它看成一种需要被压制的力量，而是将它看成是一种需要扶植和引导的力量。这就形成了种种“新感性”的理论。
关于“新感性”，德国学者马尔库塞强调“救赎”观，即超越日常生活，超越科技理性，以艺术对生活实现纠正，使人得到升华。与此相反，中国流行的“新感性”观点，却是通过理性积淀为感性，使思维和判断后的行动转化为本能行为，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习惯动作，从而对感性实现理性的改造。
回到马克思主义对“感性”的定义上来。感性应该理解为感性活动，而不是感性认识。人的感性活动是第一性的。人先有感性活动，然后才有在活动过程中对感性的提升。我们要从感性出发，而不是从理性出发。从理性出发，就失去了审美的生命之源，将审美看成是外在理性内化的结果。在艺术的创作欣赏中，也是如此。艺术来源于人的感性创造活动，来源于人的生存生活的需要，理性只是在艺术发展过程中起着提升的作用，而不能将艺术看成是理性的感性化产物。
根据这一思考，我们可以重新建构“新感性”的理论。这就是说，人原本就具有感性的能力，这种感性追求自身的满足，而在人的社会活动中，在理论的引导下，使这种感性能力得到健全的发展。马尔库塞的“救赎”观，将艺术看成是医治生活和社会的病症之药，其片面性是很明显的。沃尔夫冈·韦尔施也提出，在日常生活审美化造成处处皆美时，艺术要提供警示。这也是德国美学所具有的“救赎”意识的体现。
对于人来说，比起药更重要的，还是粮食。艺术要对生活起滋补的作用，提供精神上的营养。艺术不应该仅是生活的解毒剂，更应该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艺术不应该是从生活之外对生活起作用，而应该成为我们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优秀的艺术作品应该成为生活的必需品。这几年，由于一些时间节点纪念的原因，引导我们回想和思考70年和100年，从一个较长的时段来观察文化的发展。将当下的问题放到历史之中，引入长时段思考，可以将问题看得更清楚一些。
从国家和民族的层面上对历史作回顾，我们有关于“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三阶段描述。在不同的时段，作不同的努力，完成不同的任务。如果从个人层面看，有为求得“温饱”而奋斗，到希望生活得有“尊严”，再到生活“品味”的建设三个层次。从让人民生活有温饱，到生活得有尊严，这是一个重要的发展，在生活中注入了精神上的追求。下一步，要生活得有品味，就需要注入审美追求。文艺修养精致，精神生活充实，审美能力高尚，这应当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强大的标志。有一本好书问世，人们争相阅读；有一个好画展展出，公众排起长队去看；有一场好的演出，出现一票难求的现象。这些现象看似没有什么了不起，但从深处想，这都是社会良性发展的表现。
人在文化、艺术方面的精神需求，是与生俱来，随着人的成长而得到发展的。在经济条件不足的情况下，较高层次的精神需要就受到压抑，让位于更为紧迫的物质性需求。随着经济和社会各方面条件的改善，如何满足精神需要就成为迫切的问题。古人云，衣食足然后知礼义，同样，衣食足然后知审美。但是，并不是衣食足，就能知审美。审美能力需要培养、引导，这方面的工作做得不好，社会风尚就会被误导，审美趣味就会被带偏。高雅的“品味”永远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应合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经过文学家、艺术家、美学家的努力培育而成。
在审美趣味培养中，文学艺术的经典作品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出现了许多文艺经典名著。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文艺的系列重要讲话中常常提到他在青少年时代读过的许多好书。这正是一种感性培育的过程。经典产生于过去，但却能照亮当下和未来。好的书籍，好的文学艺术经典作品，会在一个民族的心灵中扎下根，对于铸造民族性格，对一个民族的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
克服“饭圈文化”，就是要提高审美能力，形成审美品味，用高雅克服低俗，用崇高征服庸俗，回到经典中去，从文艺经典中汲取力量。这是一种感性的建设，是一种心灵的丰富性的建设，这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高建平，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深圳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中华美学学会会长
签发：杨晓雪
审核：王庭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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